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謝良兵/文 紅會再次遭遇尷尬。近日，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一議僅獲得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兩名委員的支持，該委員會共有16名委員。而社監委的另一番表態則更耐人尋味——今后所有社監委委員的監督都采用自愿義務服務形式參與，不再與紅會有任何利益關系。

社監委是2012年底應國務院《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要求成立的一個所謂“對中國紅十字會進行監督的第三方監督機構”。這一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導致紅會陷入公關危機之后的舉動，被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稱為“最滿意的改革”。

被譽為“救火隊長”的趙白鴿，曾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對紅會進行改革，并為此立下“軍令狀”。事實上，這位有著海外留學經歷的博士的確給紅會帶來了一些新氣象——她主張埋頭干事，同時推動改革，甚至希望能讓“改革跑贏危機”。

社監委的成立無疑是紅會這一輪改革的開始。但現實很快給了紅會當頭一棒，社監委成立伊始，質疑其與紅會關系的聲音就不斷。此番社監委否決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的事件和“不再與紅會有任何利益關系”的表態，再次扯下了紅會這一改革的“美容面具”。

社監委的弊端在于定位模糊，與紅會關系“剪不斷，理還亂”，無法真正成為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構。過去的半年多，社監委的角色有對紅會工作的監督，有與媒體的溝通，也有紅會“信訪辦”的功能，甚至還要為紅會改革做課題研究。

模糊的定位必然導致尷尬的結局。其實，“郭美美事件”調查重啟與否，并不會改變目前公眾對紅會的既有印象。問題的關鍵在于，社監委公開表態“不再與紅會有任何利益關系”，也間接說明在現有行政體制下的紅會改革并不成功。

顯然，紅會需要的改革的不只是按照國務院的要求接受社會監督，更重要的是要進行行政改革，摘掉“烏紗帽”，歸位于社會慈善救濟組織。

誠然，去行政化改革一定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在紅會系統內部，從總會到地方紅會，絕大多數怕摘掉公務員的帽子。”這是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課題組組長楊團的說法。體制的禁錮讓紅會改革變得無力，這也是趙白鴿和社監委尷尬的根源所在。

但在現有體制難以改變的前提下，紅會也并非沒有改革的突破口。當然，并不是說因為阻力過大就放棄去行政化的改革，去行政化改革必將是一場持久戰，紅會想在短期內重塑形象，只能在體制改革努力的同時，進行業務改革。

趙白鴿曾澄清說，紅十字會不是慈善機構，而是人道組織。在紅會的官網中也顯示，紅會的核心業務是應急救援、應急救護、人道救助、無償獻血、造血干細胞捐獻、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國際人道援助等。這顯然與公眾理解的紅會并不完全相同。這其實才是真實的紅會。當然，紅會也承擔了捐款捐物等其它慈善組織都在做的業務。

只是我們發現，不單是“郭美美事件”，紅會近年爆發的多個危機均與善款的流向有關，這不能不說是定位于“人道救濟組織”的紅會的悲哀。

其實，募捐業務不如留給其它官方或民間慈善組織機構去做。紅會要做的是歸位于其原本的人道救濟功能。在各種自然災害和公共災難發生的時刻，進行應急救援、應急救護、人道救助，并致力于教會民眾自救逃生等等，這或許可以成為紅會重塑形象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