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馮克利

近來有關政治改革的言論甚多，對于改革的必要性，朝野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定的共識。民間呼吁改革的聲音自不必說，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李克強總理則主張“給權力帶上緊箍咒”。這表明執政黨對于權力需要某種制衡機制的思路，變得更加明確和完滿，聽來頗令人期待。但是，到底應當采取何種具體辦法把權力關到籠子里去，共識似乎并不存在。

不過有一點是大體可以肯定的。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與腐敗引起的不滿有著直接的關系。由于腐敗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使它在過去十幾年里成泛濫之勢，其速度可能大大超過了經濟增長的水平。腐敗的數量到底有多大，我們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從各地層出不窮暴露出來的腐敗大案，尤其是從近幾年因腐敗落馬的很多高官來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腐敗數量肯定是不可小視的。我們不妨把這些已經發生的腐敗稱為中國的“腐敗存量”。

新形勢下，反腐敗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呼聲最高的一種意見，便是建立要求公職人員公示財產的制度。有這種想法的很多人似乎認為，只要真正做到官員如實公示財產，不但腐敗可治，而且能讓過去的腐敗官員也無所遁形。那么，這種制度真有這么神奇的效果嗎？

財產公示能治腐敗嗎？

我們對中國國情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中國的權力體制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職位越高，人數越少。最高權力層只要有決心，有選擇性地懲治幾個貪官還相對容易。但是這個金字塔又是由數個小金字塔組成，越往下，能當家的官員數量越多，這大大增加了治理腐敗的難度。在這些中下層官員中，不少人都在權力體制內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謀取私利，這使他們的收入來源變得十分復雜。

在這些非法收入中，簡單的賄賂可能相對容易分辨和查清。但在中國政府介入市場活動很深的情況下，官員的工資外收入并非只有賄賂那么簡單，他們與商業活動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私人關系和利益關系?？梢院侠淼赝茢?，官員超出工薪以外的財產，并不全是由非法的成分構成，而是有大量的財產處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模糊地帶。面對這樣一種局面，空喊財產公示符合公平正義的口號是沒用的。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記住一點，這是一個人數極其龐大的群體。要求這樣一群有數百萬之眾、其中很多人財產的合法性不明不白的官員公示財產，只要理智健全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種明智之舉，我也想象不出有任何機制能夠讓官員自愿這樣做，除非能同時進行嚴厲的財產清查。姑且不論這會在官員中引起恐慌，從而給正常的社會管理造成的沖擊，即使真正進行全面清查，假如不以政治運動的方式，而是以法治的方式，使每個當事人都能得到公正的處理——這正是我們要建立一個好制度的目標——那么考慮到他們的財產來源的復雜性，這也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

很容易想象，如果非要讓這些人公示財產，他們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虛報謊報，二是將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假如一種制度逼迫很多人說謊和造假，我們就不應當指責這些說謊和造假的人，而是要問一問這種制度是否有問題了。假如一種制度從設立之初就能讓人想到，它會被很多人不斷地蓄意欺騙乃至踐踏，那么我以為還是不要設立這種制度為好，無論它看上去多么合理。就像“國五條”讓很多老夫老妻跑到民政局辦離婚手續一樣，你當然可以指責這些人見利忘義，游戲人生，但這樣的指責對于建立良好的制度不會有任何收獲。

好制度貴在落實

好制度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制度，這話籠統地說說不難。但真正的好制度，不能只看它是否符合公平正義，還得看它是否能夠在現實環境中把公平正義落到實處，如果一種制度落實不了卻又打著公平正義旗號，那么它不但無助于建立公平正義社會的目標，反而會讓公平正義淪為空談。假如我們把人們對制度的不信任也作為一種道德品質不佳的表現，那么蓄意考驗人們道德的財產公示制度，非但不能提升其道德品質，反而很可能成為一種敗壞道德風氣的制度。司馬光有言，“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也有人提出，盡管有龐大的腐敗存量這個麻煩，為制度建設的長遠計，財產公示制度還是應當及早建立。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宜采取自愿的方式，這至少可以讓一部分官員的財產先干凈起來。我以為這種做法同樣沒有多少可行性。如果真正出于自愿，現在的各級官員，包括那些財產來源很正當的人，多半會選擇不公示或假公示。少數覺悟高的人有可能選擇如實公示，但這同樣帶來一個問題，它會讓公示者和不公示者處在一種不公平的關系之中。公示者會讓人感到不公示的人有問題，而不公示的人則會認為公示者嘩眾取寵，甚至是對他們的挑釁和侮辱。

我們反腐敗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揭出一大批道德敗壞的貪官?，F在不少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似乎治貪腐必須自反貪官始。我相信這些人要么出于對制度建設的無知或故意回避，要么出于簡單的義憤和情緒化的反應居多，沒有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程度。抓貪官當然不是壞事，抓幾個級別很高的大貪官，貌似治貪手段很嚴厲，能讓人拍手稱快。但治貪腐就要抓貪官的想法，實在是一種舍本逐末的低級操作。我們多年來的經驗教訓是，體制不變，反腐敗便如農民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只會讓韭菜長得越來越壯實。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反腐敗問題，杜絕新腐敗的發生顯然要比懲治現有的腐敗存量更重要。一項改革措施能否出臺，標準當然不是看它是否完全容納過去的體制弊端造成的惡果，不然的話也談不上改革。但改革也不是清算過去的罪惡，甚至干革命也不能把這當成目的，不然革命便與歷史上的一再出現的造反沒什么兩樣了。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改善未來的制度環境，建立一種阻止腐敗發生的體制。

 財產公示，可以緩行

 所以我認為，按政治改革任務的主次之分，放在第一位的工作不是清查和清除那個龐大的“腐敗存量”，而是建立一種既能防止新的腐敗發生，又能讓現有的腐敗存量逐漸減少的制度。對待貪官們的不義之財，應當以不使其阻礙這個改革方向作為原則，在制度設計上不必糾纏于過去的是非恩怨，更不必汲汲于報復那些在原體制下有貪腐行為的人，而是著眼于未來的制度建設。

 對于過去的貪官利用體制弊端積累下的不義之財，當然也不能聽之任之。比較合理的辦法是，現階段對遺留的腐敗問題繼續采取個案處理的方式。凡是過去的腐敗官員，發現一個查處一個，只要是被媒體和網絡曝光的，受到舉報的，通過組織渠道發現的，都要做到有罪必罰。同時逐步建立起相對獨立的司法體制，讓組織和紀檢部門逐漸淡出，將這些案子交由檢察院和法院獨立查辦，防止兩種惡果，一是官員為求自保營造關系網，從腐敗中又衍生出新的腐敗，把腐敗案件變成“窩案”、“串案”，使反腐敗工作變得更為困難；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讓人們對反腐敗的制度更加不信任。若要扭轉這種局面，只有增強人們對司法體制的信任，讓人看到腐敗存量不斷減少，公平正義的制度存量不斷擴大的前景。

 這就是我為何主張“財產公示，應當緩行”的理由?，F在對于反腐敗制度應當如何建立，有不少人在出謀劃策，比如將人大現在對財政和稅收的監督權改為控制權，通過政府收支的法治化，使政府開支更加公開透明；進一步擴大新聞和民間輿論監督的空間，逐步推動地方的民主治理水平，以及我前面已經提到的司法獨立，當然，李克強總理不久提出的通過簡政放權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相信，只要不是以清算腐敗官員為目標，而是致力于通過制度建設逐步減少腐敗存量，形成有效的反腐敗體制，那么只要真正能夠落實這些措施，對于克服腐敗頑疾來說，都是比財產公示更為有效的辦法。

 （馮克利，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4月26日上海華東政法大學“中華學人講座”第304講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