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猛一看這標題會覺得有點繞口，如果字面拆分開來應是“我看”和“人看我”兩段，大概意思是，我怎么看別人琢磨我。據說這是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晚年談及的一個觀察社會的方法。因為人類學產自西方，當年人類學家一個個灰頭土臉地鉆進野蠻部落里學說“鳥語”，生吃獸肉，就是忙著把野蠻人當作觀察對象，這些野蠻人被時髦地當成了“他者”。這些洋學者把目的標榜得特崇高，大家紛紛表態說，鉆到原始人堆里才發現他們的文化原來和自己的真不一樣，太好玩了，于是發明了一個煽情的說法叫“文化多樣性”，從此勾引得那幫野蠻人躍躍欲試，生出了要和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一顆不安分的心。

可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卻毀了這個自作多情的念想。有一年，費孝通的老師，人類學大腕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被披露，人們發現馬大師說了不少他生活過的部落民眾的壞話，這個負心舉動終于讓原始人的好夢結束了！他們發現，原來西人假惺惺地跑來和咱們搞三同（同吃、同睡、同勞動），就是為了嘲笑咱們不如西人。據我的估計，費先生的腦袋里從此悟到了一門新學問，那就是作為西人眼里的“劣等人種”，中國人也該琢磨琢磨別人怎么糟蹋自己，以便提高警惕。“人看我”后來有個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國民性”，所以這篇文章的標題也可叫“我看國民性”。“國民性”意思是說一個民族的好壞天生就是由他的性格氣質決定的，這個說法在晚清民初很流行。如果我們看電影，或看國恥教科書，里面總有“東亞病夫”的叫法，不妨看作是對洋人糟蹋我們的一個極致概括。

總的來說，凡來過中國的洋人，說壞話的較多，說好話的較少，1944年的美國中小學課本里，涉及中國的部分往往與辮子、纏足、水車、火藥、長城、寶塔和神殿連在一起，大致形成了一個“人看我”的負面光譜，明明是咱們引以為豪的優點，到了洋人嘴里偏偏變成了不堪的怪癖，這讓我們很不爽。比如說吃苦耐勞本來是咱們的美德，到了洋人嘴里就換成了缺乏神經，麻木不仁，在洋人的眼里，國人啥都能忍，可以在常人無法忍受的條件下生活，我們引以為傲的刻苦自勵到他們嘴里換了個說法，叫做忍辱偷生。

有的話說得更損，如說中國人可以一整天站在一個位置上，以任何姿勢在任何地方睡覺，似乎不需要空氣，極度擁擠也沒讓他們覺得有何不便。寫出《中國人氣質》的明恩溥甚至想做一個試驗，看看他們躺在三輪推車上，像蜘蛛一樣頭朝下，張大了嘴含著蒼蠅，是否睡得著。這不是蟑螂是什么？狡猾、沒有神經，沒有靈魂的印象就象病毒一樣蔓延開來，甚至智力遲鈍的幼兒都被蔑稱為“蒙古人種”，僅僅是因為他們長著一副東方人的面相。在美國，擁擠的蜂窩狀唐人街，到處都是手持鴉片煙管的詭異人群、沿街賣俏的妓女和販毒的游蕩閑人，加上窗簾背后不知什么時候就會突然伸出一支匕首，邪惡的神秘氣息通過想象滲透到所有人的腦海中。在美國的童年故事中，華人洗衣店老板的柜臺后好象永遠藏著一把隨時劈人的大砍刀。在《美國的中國形象》這本書中，作者調查了一百多個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往往與“餐館老板”、“洗衣店工人”、“異教徒中國豬”連在一起，無知、骯臟、迷信，為驅趕龍和魔鬼猛勁敲鑼，就是對唐人街的標準記憶。野蠻的中國佬、港口的奢靡與棚戶區的臟亂、詭詐的壞人、鴉片走私，構成了中國的陳舊影像，最終凝聚成一個邪眼看人的電影形象傅滿洲。

在中國人的形象塑造中，洋人都要經過傳教士搭造的話語長廊，傳教士的感受就象每個要走向院子必經的門廳通道。在傳教士眼里，中國人深受疾病折磨，沒有靈魂信仰，是一幫亟需拯救的可憐人種，同情和憐憫是東方形象描述的基調。個別的正面描寫也零星存在，只是少得可憐。比如曾生活在傳教士圈子里的賽珍珠，就是個例外。在她的筆下，中國農民不是自私、邪惡和殘忍，而是善良、堅強和韌性十足。這類“人看我”的譜系在戰爭中更顯出向光譜正面一極飄移的跡象。甚至原來被視為中國人弱點的不詩意，不多愁善感，神經麻木，在抗敵的狀態下卻變得如此可愛，成了最大的優點，反而洋人自詡的心靈敏感纖細變成了堅持勝利的障礙。比如賽珍珠曾描述中國人具備以下弱點：不富于詩意，極端現實，太講實際。藝術家從來不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只是一種手段和哲學。中國人不可能產生馬蒂斯和高更，也不會產生畢加索。中國人從不喜歡動物，絕不會為愛去死。他不以自我為中心。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與脆弱的感情格格不入。這種似乎千篇一律的一致性與美國人的多樣性相比，本是致命的弱點，可是在戰爭爆發后卻顯得不那么遭人厭惡，相反卻轉化成了讓人羨慕的優點。

比較典型的一個議論出自美國總統赫伯特·克拉克·胡佛，這位當年圍攻過義和團的退伍軍人，老中國通，他腦子里的亞洲時間就和歐洲北美大不一樣，似乎過的更慢一些。在那里，政治運動是以十年或百年，而不是以幾天或幾個月來度量的。在過去這是歷史停滯落后的表象，可是一旦和日本打起仗來，卻盡顯優勢。日本哪怕占領了全部中國領土，中國人的慢性子和忍耐包容都會化解這一切危機。因為這個民族遵循的習俗延續了三千多年，而且是在十幾個異族王朝中維持下來的。所以不用擔心日本化，相反，日本占領的時間越長，被中國人吸收或驅趕的危險越大。就這樣，原來被貶成無擴張性、無生氣、屈從奴性、處世消極的那幅國人嘴臉，由此突然變得憨態可親、楚楚動人，乃至中國人的不顧性命勇于犧牲，也會被善意調侃成了韌性的表現。且看以下一個流行在歐美的冷笑話，說的是一個中國人接二連三收到戰報，1000個日本人和5000個中國人死亡；5000個日本人和2萬個中國人死亡；1萬個日本人和10萬個中國人死亡。中國人每聽到一次戰報就報以歡欣的微笑，外國人驚訝地問，遭受成倍損失卻為何如此高興？中國人哈哈大笑地說：好極了！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要死光了。這個冷笑話大概是想突出中國人對生命的冷漠和蔑視，或者凸顯國人殘忍無情的性格，可是在戰爭狀態下，卻又可理解成為某個目標前赴后繼地奮斗所擁有的堅韌精神。

所以，“國民性”真是個令人難以捉摸的東西。有人把它形容為在森林里出沒的怪物“雪人”，遭到無數獵人的追逐。人們相信，在它的巨大怪異的身材和皮毛中存在著真實的故事，卻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獵人聲稱他捕獲到了真正的“雪人”，更別提剝皮解剖驗明正身了，也許“雪人”本身就不存在。還有一種說法，“國民性”本身就是傳教士外交官集體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專門用來誣蔑中國人的，說不定還是個故意想讓中國人心理難堪的可怕陰謀。甚至象魯迅這樣的大思想家都被老外忽悠了，當起了替他們批評國人弱點的槍手。在一些迷戀“后殖民”理論的知識精英看來，所謂“國民性”就是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歷史產生誤解后刻意矮化中國人的一個陰險步驟。不過是論證西方比中國先進的又一個借口，我們可不能就這么輕易地上當受騙??！

可在我看來，“國民性”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洋人揶揄挖苦國人的陳舊習氣，難道從來都只是無謂的假話與欺人的謊言嗎？如果我們總是以“陰謀論”的心態把洋人的警告統統斥為對中國文化的無端蔑視，那么我們離阿Q復活的尷尬日子也就不遠了。道理并不復雜，有些習慣是在文明的新標準下漸漸滋養而成，也許這個文明的標準由西方制訂，再向全球推廣，卻有公認的好處，不能因為是洋貨就隨意貼上“殖民”的標簽，好象不但要討伐，還得踹上一腳以示得意。

舉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一個中國人往地上吐了口濃痰，遭到“不講衛生”的指責，如果讓一個憎惡“國民性”的人看到了肯定會說，那吐痰一定是國粹，真真批不得！或者說你怎么就不懂文化多樣化的道理呢！有如許激昂慷慨的反駁助陣，有那么堂皇的學術理由作支撐，隨地吐痰者必定覺得路遇知己，似乎要往這些可愛的人們臉上加吐一口濃痰以示愛撫，才能表達自己的謝意。于是我們的城市從此更會加倍地到處痰跡斑斑，還有人故意為此頻頻吆喝，大聲叫好！不難想象，我們周邊的世界不久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垃圾場。其實，“衛生”一詞的發明在西方也是近世的事了，當年倫敦同樣是污穢遍地，后來才有了清潔的觀念，慢慢變成大家的一種共識。對國人“不衛生”的指責，是世界共有的文明標準，與特定的種族歧視無關。如果我們還是象過去那樣習慣于二元思維，不是獻媚西方就是把對任何陋俗批判意淫想象為西方的陰謀，那么，中國要想令人尊敬地步入現代文明的新階段可真是沒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