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讀歷史往往會在前人設置的圈套里面兜圈圈，一不留神就跟著轉暈了，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認為本來復雜多樣的歷史，不過是某個人或某個特殊集團提前設計好了，大部分人群的生命都是歷史儀表設計中拿來替死的炮灰，可以忽略不計。最扭曲的是那種僵化的中共黨史敘述，仿佛一切成功都是命定的，黨的事業不容置疑地向著正確的方向邁進，即使偶有反復，也是不值一提的小插曲。尤其是中共偉人的核心作用，更是如神人卜卦，百算無誤。

不過，如果觀察具體的歷史敘述，因作者個人際遇及所受訓練的程度，對人物的評價卻明顯趨于兩端。一端是對領袖的歷史作用無限拔高，如歌詞里唱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切功績統統都是領袖天賦異稟的結果，偉人總是能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指出前進的方向，無私地為人民的利益而謀劃，我稱之為“偉業論”，套用現在的流行語，此事不用再問元芳，因為此中根本沒什么蹊蹺可講，天才決定了所有歷史細節的得失成敗。

還有一種我稱之為“陰謀論”，那就是凡是中共領袖的決策動機中都先天地潛藏著一種不可告人的陰險預謀，賴此預謀把政治對手一步步置于死地，才成功奪取天下。最典型的例子是華人作家張戎寫的《毛澤東傳》，她的假設是，毛澤東從年輕時代開始就是個不折不扣的野心家陰謀家，具有超乎尋常的人生算計能力，在蘇區時就開始一步步地通過整垮政敵，慢慢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其一生更是陰險狡詐的范本，絕對是惡貫滿盈的一個超級惡人。這本傳記把“陰謀論”推向了極致，里面摻雜著她個人和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諸多感受，骨子里還是其在西方流行的那本“文革”控訴史《鴻》的一個翻版，只不過以清算歷史為名，把情緒從家族恩怨轉移到黨史人物而已，可謂怨氣沖天的又一次發泄。

此書流傳甚廣，據說是美國總統小布什床頭讀物之一，最近我在臺灣誠品書店里還看到中譯本被擺在最明顯的位置。正因為如此流行，此書里綿延發散的“陰謀論”才遺毒不淺，可能需要不知多少史家做消毒的工作才能祛除其惡劣影響。它的荒謬在于，中國近代歷史完全被一個人的計算所完全操控，民眾不過是其手中牽耍著的一具具玩偶，沒有任何自我能動性可言。復雜難辨的歷史進程就這樣分解化約成一個陰謀家的個人命運史。

“偉業論”因為阿諛露骨，早已讓人們耳熟能詳。不僅是因為這類廉價的贊美只不過延續了“文革”對領袖的愚忠，而且其解釋系統顯得過于官史化，自然面目可憎，易于識別。最難辨別也最容易引起共鳴的往往是“陰謀論”的敘事方法，原因是它通過對歷史的簡化描寫痛快淋漓地傳達出一種怨憤的情緒，不惜以個人的受害感受粗暴地綁架歷史是這類寫法的一個共同特征。其實在我看來，歷史上確實存在著一些“超級領袖”人物，如果把他們的名字抹去，歷史毋庸置疑會被改寫，甚至從某種極端意義上說，民眾就是領袖實現理想藍圖的炮灰，但如果把雄渾鮮活的大歷史統統簡化到好似領袖個人氣質、情緒、性格的外化物，那就顯得太過幼稚！也太沒意思了！

好在有些學者已注意到了以上兩種極端觀點的偏頗，才有意把歷史現場復原得多樣和有趣。最近讀到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覺得修正了一些我們從黨史里得到的江西蘇區興衰的刻板印象。紅軍從打破蔣軍四次圍剿，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轉入長征，對這段歷史的解釋以往基本搖擺于“偉業論”和“陰謀論”兩個模式之間。當然“偉業論”作為主流敘述的勢力最大。其基本觀點是，反圍剿的失利是因為紅軍喪失了靈活的戰略機動性，面對蔣軍步步為營蠶食根據地的作戰方略，一味打防御戰消耗戰，而沒有聽從毛澤東跳到外線作戰的英明建議，最終喪失了戰爭主動權，被迫放棄根據地轉入艱苦卓絕的長征。“陰謀論”則把眼光完全聚焦在毛澤東一人身上，千方百計挖掘各種資料證明，毛是個處心積慮奪權的小人，甚至可以置黨的大義于不顧，背后搞各種獵殺政敵的小動作。

實際上，在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不與蔣軍做正面接觸，杜絕分兵把口的消極戰術，堅持誘敵深入，主張運動戰游擊戰相結合，一直是中央紅軍高層領導的共識，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分歧。包括當時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等都持這種看法，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專門發表文章強調集中兵力，打擊敵人側后，用各個擊破的戰術瓦解對手步步為營的進攻策略。甚至一直在黨史教材中備受指責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是持運動戰的觀點，從未主張過消極防御。但國民黨軍也不是傻子，他們的軍事指揮官包括蔣介石本人經過與紅軍的作戰不斷汲取教訓，調整戰術。其不惜耗時耗力構筑碉樓緩慢推進的蠶食策略，使得運動戰兵力無法展開，集中優勢力量打擊對手的戰術難以奏效。后來被當作林彪罪狀的“短促突擊”戰法，也是在碉堡密林中不得已采取的權益之計。運動戰面對堡壘戰，就如彭德懷的形容：“等如貓兒守著玻璃里的魚可望而不可得。”紅軍運動空間實際上已經受限于蔣軍的戰術設計，回旋余地不大，并非紅軍高層的指揮失誤所致。

持“偉業論”的人認為，毛澤東當年曾設想，紅軍主力跳出蘇區，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以便將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態勢，突破堡壘圍困地帶，同時迫使進攻江西福建的蔣軍回援。毛曾斷言，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無法打破。事后判斷，這確實是極富想象力的一招妙棋，關鍵是紅軍限于各種條件，是否能把這招棋下出來。歷史證明，這招險棋只是限于腦子里的構想，無法在戰爭這個大棋盤上真正實現，這拘于兩個條件限制，一是蘇區雖然消耗著大量財力物力在拼死抵御蔣軍的進攻，整體處于劣勢，但蘇區畢竟是經營多年的老地盤，決定全部撤出猶如破釜沉舟，沒人膽敢做出如此冒險的抉擇。二是紅軍即使躍出蘇區挺進江浙地域，因缺乏動員民眾的基礎，而且這一帶地少人稠，屬最富庶的地帶，也是國軍重兵把守之地，沒有多少展開和隱匿的空間。是否能順利實現尚處想象中的戰略意圖，難以預料。所以，解讀這段歷史，要顧及太多的歷史制約因素，不可歸罪于中央領導層因不聽毛澤東的話而喪失了大好時機這種武斷的評判。

正是因為大規模運動戰在層層堡壘的包裹下很難覓得戰機，所以才有所謂“短促突擊”戰術的提出，其基本的思路是，想辦法把敵方引誘出碉堡，埋伏在側翼的紅軍尋機在運動中予以殲滅，可這只是個一廂情愿的設計，經過多次交手，敵方已充分了解紅軍的戰法，時刻注意堡壘之間的呼應銜接，不輕易孤兵離開，故突擊殲敵的目標經常落空。紅軍的武器裝備太差，缺乏攻堅能力。敵方只要縮在碉堡中不出，常常徒喚奈何。

所以說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長征實際上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受制于戰術戰略的劣勢，這一劣勢如果放在地緣政治的框架下觀察就更為明顯。贛南、閩西出現蘇維埃革命，其啟動原因并非如一般黨史中所講，是因為土地的高度集中導致貧富分化，這一地區土地分散，極少大地主存在，所謂“富而不庶”，中小地主與佃農及普通農民的關系密切，時有利益沖突但并沒嚴重到水火不融的地步。中共難以依據階級理論找尋找革命對象，蘇區土地革命針對的打擊目標是“公田”，“公田”是宗族用于祭祀和助學的土地，這樣平分公田相對可以緩解而非激化階層之間的沖突，還可以趁機消弱宗族勢力對革命運動的阻礙。但隨著國軍持續收緊圍困之網，按蔣公的說法就是不顧面子，不惜用“呆笨”的辦法，自己固守起來像蝸牛一樣慢慢爬行，采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總體戰思路持續圍困，使蘇區逐漸在消耗戰中掉入資源陷阱。迫使糧食、食鹽和工業品難以流入蘇區。

蘇區為緩解經濟壓力不得不大量發行公債，甚至強迫勞軍，最嚴厲的集資舉措是展開大規模的“查田運動”，其核定階級身份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變得越來越離譜。“查田運動”就是故意把一些民眾的階級成分定高，比如不是地主身份的人被強行定位成地主，身份一旦被定高就立刻成為“打土豪”的對象，那些本來僅處溫飽水平的農民一旦成分被拔高，本來有限的財產就可能被沒收，“查田運動”變得無序和瘋狂波及到中農和普通農民的利益，這是蘇區經濟陷入困境的直接表現。另一個手段是加大沒收財物和強迫捐款與罰款的力度，江西幾個月的罰款幾乎等于一年的農業稅的收入，這完全是竭澤而漁飲鴆止渴之計。“查田運動”伴隨的是一種極端的政策，就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一旦成分定高，就意味著將被剝奪得一無所有。民眾為躲避清算大量逃亡，甚至到了成群結隊整村整鄉逃跑的規模。

“查田運動”的失控伴隨著肅反運動的擴大化。外力壓迫的加劇使得蘇區內部對反革命活動的敏感度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不經過審判和法律程序關押殺了一大批人。一些平時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領導人反倒容易頭腦發熱，屢屢持過激的態度，如張聞天就主張多用殺人和刑訊的激烈手段對付那些“反革命”分子。而被認為是“陰謀論”主角的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倒是相對比較溫和清醒。

民眾逃亡還有一個結果是造成地緣政治上的嚴重“赤白對立”，內部階層對立激化，成分劃分標準混亂，把部分民眾推向蔣管區。蘇區赤衛隊多由農民構成，一旦打下縣鎮等城市，就一味搶掠燒殺，情緒失控，平時宣示的紀律對之難以形成羈絆，又造成了城鄉對立的暴力格局。從國共對峙的角度觀察，中共倒是企圖消弭“赤白對立”的界線，以有利于擴張蘇區的面積，而國民黨方面卻有意擴大“赤白對立”，這樣可以有效壓縮蘇區的地盤，通過對立仇殺構筑起一道天然屏障。雙方均想通過對農民利益驅動的試探性利用，達到打擊對手的目的。“赤白”之間的相互仇殺隱隱顯現出了當年區域械斗的影子。

可見，無論是單純的“偉業論”還是“陰謀論”都不足以對蘇區潰敗失守和被迫轉入長征做出合理的解釋，歷史的復雜景觀恰恰是多重因素反復博弈互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