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啟章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撰文：btr

從482頁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上下合計共886頁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到710頁的《物種源史·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香港作家董啟章從2005年起潛心構筑的巨著“自然史三部曲”眼看就要完成，但自2010年出版《學習年代（上）》迄今已近三年，完結篇卻遲遲不見 蹤影。

2013年3月，當董啟章又一次拿起筆時，這完結篇悄然起了變化：“自然史三部曲”并未虎頭蛇尾，而是——照小說里道人的說法，“蛇尾又生出虎頭來”。這一次，董啟章意在“虎蛇一體，首尾相應”。發表于4月底出版的《天南》文學雙月刊的4萬字，便是其新作《<自然史>前言：美德》之前奏。

我們的采訪約在香港九龍塘又一城一間叫作“rice　paper”的越南餐廳。餐廳旁有一個大型室內溜冰場。董啟章的短 篇小說《溜冰場上的北野武》寫的就是這里。對于董啟章來說，小說世界就像這個溜冰場，是一個劇場般的存在；而作家的職責，正如費爾南多·佩索阿所言，是 “把自己的心化作舞臺”，搭建一座文學里的劇場。在這劇場里，懷疑將被懸置，人物將在一部部小說里重生，如同董啟章筆下的貝貝變成栩栩、變成恩恩、變成啞 瓷，在《美德》里又變成了維真尼亞。

|訪談|

問=btr　　　　

答=董啟章

問：《美德》與你此前的長篇在風格和技法上會有哪些不同？

答： 有分別，但也有相似的地方?！睹赖隆肥欠浅饪s的，因為要把很多事情、很多場面、很多人物濃縮在一個幾萬字的空間里面，所以里面有差不多100個名字—— 100個名字對于一個長篇來說不算很多，但在4萬字里面密度就很高。所以我也擔心可讀性（笑），有一段就是名字、名字、名字，把名字排列出來似的，以前我 沒有這樣寫過，正因為要寫這樣一個前奏，才用了這個方法，不是一個正宗的、寫小說的方法。但我也不是從來沒有試過——我寫過一個短篇《溜冰場上的北野 武》，寫的就是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在溜冰場邊觀察里面發生的事和孤獨的人們。在《美德》里，有一段是寫一個咖啡店，主角是在咖啡店里工作的經理，他觀察咖 啡店里的人，而這些人都是在長篇里面會出現的。這是一個群像，有一大群人的面相在里面。

問：這群像應該來自于你在日常生活中對于香港社會的觀察。你對香港有著怎樣的感情，在你的寫作中香港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答： 很難簡單說?；旧?，只能通過小說來表達。因為假如我簡單地說一兩個詞語，說我對香港的感覺怎樣，都會是簡化的，所以你看我一直都是在寫香港，你也可以 說，除了這些人物，香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主角。我從小生活在這個地方，我的每一部分都跟香港是分不開的，所以很自然，寫作時我的意識、我的內在和外在 都有這個成分。內在就是：我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外在就是：我長大的時候，面對的就是這個叫“香港”的社會。所以，從內到外都會不自覺地去反射這樣一種狀態。

問：對于一個生長于此的人，會不會看慣了周遭一切？為什么你能持續保持一種創作的沖動，而且創作了如此大量的作品？

答： 對，為什么沒有看慣呢？其實香港人，不單是我，對于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自我意識是很強的，這可能是從我這一代人開始的。為什么一個習慣的地方，會常常在意識 里出現呢，我想這是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很小，很容易相對于其它地方而存在。這種“相對感”是非常強烈的，相對于中國大陸，相對于西方，正是這種“相對感”讓 我們看到邊界。假設在內地城市，在一個城市長大的人都有一種感情，像上海人對于上海，廣州人對于廣州；但與香港比，那種邊界感就沒有那么強烈。當邊界劃得 很明顯時，就會越來越自覺這樣的存在。

問：同樣寫香港，你為什么更多地選擇小說這一體裁？

答：雖然大家都在尋找、或者說以某種身份和立場說話，但背后這個身份也是慢慢建立起來的，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本質的東西。歷史是什么，也是這樣一個建構的東西。而這與小說是很相像的。所以小說里的所謂“虛構”，在一般意義上與現實可以分得很開，說“虛構”的就是假的，但小說里也可以建構歷史，我一直覺得歷史和小說有相通的地方，用小說這種體裁也更能夠看清建構的過程中發生的事。

問：但歷史的書寫有一種權威性？

答：從這個角度看，小說是相反的。小說沒有這種權 威性，小說都是從個人、從比較邊緣的角度寫出來的。相通之處是，兩者都有一種建構。但歷史的建構是非常強大的，作為一種權威；但小說的建構是弱小的，通過 個別的寫作者，有相似、也有相對。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角度的歷史。

問：那么從寫作風格的角度看，你受到的影響主要來源于哪里？

答：長句子的話，普魯斯特的影響很大。從想象力方面來說，受卡爾維諾的影響多一點。香港作家方面，大的影響來自于西西、也斯。西西主要是把香港這個城市作為寫作對象這一點，思維方法則受了一些也斯的影響。

問：粵語作為一種非?？谡Z化的語言，與用作寫作的語言，在你的小說里通常會很舒服地融合在一起。你如何看待日常的口語與寫作的語言之間的關系？

答： 是比較難融合在一起的，因為差別很大。我也是因為不斷這樣去寫，才慢慢找到一種比較自然、也不太自覺的方式。在香港寫作有一點很奇怪，我們寫的與我們講的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兩回事，寫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很書面的、很不自然的事，是一個構造出來的東西，所以不會去追求寫得非常自然，反而會覺得既然是一種構筑， 那就盡量去用不同的方法建構吧。

問：你的好多小說里、包括《美德》里面都有一個小說家，或者說，您的小說經常是meta-fiction，指涉自身。您為什么會做這樣的安排？

答： 事實上，我并不是非常關心meta-fiction這個問題，我反而覺得很有需要去探討的是所謂“真”與“假”的關系。即，在寫作這個行為里面，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我寫得很真，讀者讀得時候覺得很真，這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寫得很假”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本來是在虛構，但是我寫一個角色，他是一個作家， 讓人覺得與我有關系的時候，這樣的做法是真還是假？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探討“寫作”這個行為本身，或所有藝術創作行為的背后。這是個本質的問 題，所有藝術都在問這個問題。

問：你認為“真”與“假”的邊界在哪里？

答：邊界不在版權頁上。讀者讀一個小說，他知道這是假的，但他慢慢進入這個世界，而且覺得里面的東西很真。并不是因為覺得作者寫得很好，所以才很真；而是覺得它與真實生活中發生的某些事情真的有關系。這很難說，可能一說出來就不是我本來想說的東西。

問：類似于看電影的時候將自己代入角色？

答： 嗯，但那是暫時的。我在剛寫的《體育時期》再版序言里談及這點，最近香港有個劇團將之改編成舞臺劇，再版時也加進了一些關于演出及劇團的文章。寫小說，既 不是要把你“騙倒”，也不是要讓你覺得“它是假的”，而是要在兩者之間——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也不能抗拒，會投入其中，暫時覺得它是真的。英國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說的“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說得非常巧妙，所謂暫停我們的“不相信”，但前提就是 “我們是不相信的”，只是我們暫停這個懷疑，暫時去相信它。是先要有這個“不相信”，然后才有“信”。這是一個非常辯證的關系。我要寫的就是這樣一種東 西，我覺得“真”與“假”的邊緣狀態是非常奇妙的。有讀者告訴我，他從十幾歲中學時代就開始看我的小說，看得太沉迷了，他覺得變成了我的人物，那我就有點 擔心，可能對他會有不良影響。但就是會有這樣的事情，那真和假的邊界又在哪里呢，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