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朱天元

5月4日，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袁偉時攜近作《纏斗：方生與未死》做客燕山大講堂，與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政治學者吳稼祥從穩定、自由以及和諧外交三個方面入手，解讀“決定國家盛衰的纏斗”，并就近代史上關于自由民主觀念、近代的激進思潮和民族主義，結合漸入深水區的改革現實，展開討論。

在《纏斗：方生與未死》中，袁偉時力圖用全新的文明史觀品評近代關節點事件、關鍵人物，重新解讀長期被臉譜化的歷史，拾回常識，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信，摒棄意識形態的困擾，融入現代文明。

在活動現場，袁偉時分別就晚清歷史的三個問題進行了討論：人究竟出于什么樣的地位？如何處理與外國關系？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中國近代的歧路與挫折，正是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缺乏清晰的解決路徑，以至于激進思潮的興起，從而留下了無數痛史和教訓。在他看來，充分向世界開放，堅持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并擺脫非理性主導下的狹隘民主主義，才是現代中國走向世界的答案和總結歷史的教訓。

吳稼祥認為，中國近代的一切災難來源于文化基因的落后，正是由于東方文明注重自省和強調社群的傾向，最后衍化出封閉與偏好集權與個人崇拜的特征，從而在與崇尚擴張與理性的西方”邏各斯”文化的交手上一敗涂地。而理性的檢索傳統文化的不同成分，擺脫對于父權的過分崇拜。傳統文化仍然可以在充分世界化的過程中有屬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章立凡為大家回顧了中國改革的路線圖，并提到，改革是計劃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競爭，當改革越來越傾向與權貴和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結合時，平等和自由的吁求和呼聲必然興起，這也是中國公共問題討論兩極分化的根源的所在，而如何兼顧改革和底層民眾的要求，他認為要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同時進行，將平等分配制度化，將改革紅利惠及到每一個人。否則中國又要遭受“民粹主義”的沉渣泛起。

由古及今，在場嘉賓繼續深入探討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國家的進步將會遇到的助力以及中國要完成現代轉型的決定因素等時下熱點話題，并與現場讀者熱烈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