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張彤禾
譯者: 張坤 吳怡瑤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by湛眉

“當你問一個打工女孩最喜歡大城市什么，她們的答案是自由。對打工女孩來說，最重要的不只是掙多少錢，還有能得到多大提高。許多人說中國是個物質社會，一切向錢看，但事實更復雜。打工女孩的愿望也和其他人一樣，我們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別。”

我只有靠自己

伍春明計劃在打工者的世界里出人頭地，來東莞的時候她十七歲，中學畢業，不漂亮，不會講普通話，只在家附近的小城里賣過水果。第一次離家的嘗試只有兩個月便宣告終結，但她不甘心地又哭又鬧，終于央得母親借錢給她買了重新出發的火車票。來東莞不久，春明就開始記日記。她在之后的十幾年里經歷了失去一切、乞討、工作、辭職、傳銷、戀愛、當然還有分手，但日記里貫穿始終一句話：我只有靠自己。

這并不是春明一個人的想法，呂清敏比春明小很多，晚出來將近10年，2003年開始打工的時候，敏才16歲，和其他女孩一樣年輕，一樣天真，也一樣身上無一技之長。她最初打工的地方是一家電子制品廠，面試時大樓貼的瓷磚，庭院里鋪的水泥都讓她覺得這個工廠足夠體面，進來之后卻發現無論是流水線作業還是宿舍的環境，都異常艱苦。辭職后，敏在人才市場找到一份文員的工作，這對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人來說殊為不易，一方面是因為她字寫得不錯，更重要的是，新上司覺得敏“比其他人都誠實”。

這份得來不易的工作并沒有讓敏死心塌地，打工女孩們在不同的工廠之間跳來跳去，換工作的理由可能是聽說有個地方待遇更好些，也可能只因為有個老鄉或者朋友待在那里。然而不論怎樣轉換，最重要的還是自身的變化。敏第二次進人才市場的時候已然輕車熟路，再沒有第一次的青澀和不安，她知道自己該怎么做：如果想得到一份工作，就謊稱自己有相關的經驗，或者把相關經驗的從業時間說得更長，沒有人會深究和驗明她的履歷，重要的是結果，敏得到了新工作，雖然這次，敏并不比其他人更誠實。

敏在后來打工的廠子里找到新男友，又在回鄉時把一度失去聯系的前男友再次帶進城，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她并不打算對任何一個負責，“我把他帶出來，以后就只能靠他自己了。”當然，敏還年輕，和很多打工女孩做著一樣的盤算：如果我立刻結婚，就只能嫁給一個普通工人，所以我并不著急。敏的家里有四個姐妹，張彤禾說，就像簡·奧斯汀的小說一樣，她們被認為應該按順序出嫁，只要大姐還是單身，就沒人會對第二個女兒施壓。

來自農村的打工女孩并沒有承擔著家里像對男人一樣的期待，雖然打工者在城市被邊緣化，但在農村，他們卻是精英，往往受到過相對高的教育，或者比留下來的人更上進。出去，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改變命運。而女孩們比男人更容易融入一個城市，“當你問一個打工女孩最喜歡大城市什么，她們的答案是自由。對打工女孩來說，最重要的不只是掙多少錢，還有能得到多大提高。許多人說中國是個物質社會，一切向錢看，但事實更復雜。打工女孩的愿望也和其他人一樣，我們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別。”

東莞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

很久以來，東莞給張彤禾的印象就像她第一次來到這里時，以一百一十公里的時速沖下公路，周圍變化紛呈，目不暇接，人們一股腦地想著如何盡快采取行動，無暇休息，也無心記錄。

在這個城市里，敏與第一個男友失去聯系，變得孑然一身，僅僅是因為她丟了手機，像書中強調的一樣，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與別人失去聯系。

東莞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張彤禾說，正如它的歷史也以兩個面貌存在于人們的腦海里：一面是近代史的開端虎門銷煙，虎門便在東莞；它還有另一個歷史，1978年，香港太平手袋廠在東莞開設了第一家外資工廠，將原材料運來在此加工，再銷往各地。這種模式很快被數以千計的后來者追隨。而比起行政命令催生出的深圳，張彤禾更喜歡這個自由生長出來的東莞，“我喜歡東莞，因為它就像這些打工女孩一樣。沒有人在注意它，沒有人在保護它，完全靠自己發展起來，外面的人或許覺得它沒什么，甚至還覺得它很難看，很低級，但是它自己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很多人都報道過深圳，去過深圳，大家都知道鄧小平為深圳說了什么話，包括我丈夫何偉也喜歡深圳。但去過東莞的人卻覺得那是個糟糕的地方，只有工廠和無窮無盡的妓女。但我就是要寫這樣的地方，我要給你看，在這樣的地方也有很精彩的故事，也有很有意思、很美的一面，我可以去挖出來。”

在張彤禾眼里，東莞這個城市也是一個主角，它的狀態由城市里的人的狀態構成，讓人可以去觀察它所有的內容都代表什么。東莞有各種各樣的市場：人才市場、婚介市場、培訓市場，幾乎每一個打工女孩都覺得學好普通話和英語很重要，春明甚至有時在夢里說英語，張彤禾問她，用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做夢是什么感覺？“我無法形容，”春明說，“我只知道在夢里我在說英語。”

《打工女孩》里另一個隱藏的主角是裕元鞋廠，雖然這個工廠對于張彤禾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在這里的采訪仍然是困難的，因為在這樣大的一個工廠，要取得一些人的信任，和別人變成朋友十分不易。它的大在無形之中給人一種壓力，身處其中，你真的什么都不是。張彤禾最初的設想是在這里找一個朋友圈，跟她們在一年內保持聯系，看這個朋友圈之后會有什么樣的變化，但完全無法實現，因為女孩們真的很孤單，一個五六個人的圈子都很難找到。這時，張彤禾才意識到，真正的描寫對象是這個廠本身，以及它所有的社會規則，最后，雖然這是一次失敗的采訪，但卻成就了一個成功的寫作。

當一把開啟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在和女孩們的接觸中，張彤禾發現，雖然聽眾寥寥，但每一個講述者都珍視自己的故事，每一個女孩都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她們有一種強烈的擁有感：這就是我的故事。這和張彤禾所了解的舊傳統相悖，她個人的家族在歷史的動蕩中跌宕起伏，卻少有人愿意講述自己的苦難，在那樣一個時代，他們說，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張彤禾的祖父名叫張莘夫，原名張春恩，曾在美國芝加哥礦業大學學習，是中國早期有名的地質學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莘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負責接收撫順煤礦事宜，卻在回沈陽途中遭到暗殺，由此引發中國全國性反俄運動。1948年，張彤禾的祖母李薌蘅帶領五個子女遷往臺灣，她獨自撫養孩子長大，并用丈夫死后得到的資助先后將四個孩子送往美國留學，小兒子是唯一大學畢業不能出國的孩子，因為他的四個哥哥姐姐都沒守住將來會回臺灣的保證，美國領事館拒絕給他簽證。

張家留在大陸的孩子叫張立教，是張莘夫哥哥的兒子，李薌蘅帶著孩子離開時，立教已經長大，有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理想，他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拒絕離開。1957年，立教已經是某大學的院長辦公室主任，他公開建議黨應該重視知識分子的技能和知識。他說，不能用一個人的教育水平，去衡量他對革命的忠誠。之后立教被下放到農村，子女的教育也都受到影響，他的父親作為地主遭到批斗，最后死在農村。但是對于這些，立教都不愿提及，“大家都經歷過這些，我和其他人一樣。何況講也沒用，我為什么要講？”

寫作《打工女孩》的過程，也是張彤禾自我找尋的過程，何偉告訴妻子，你祖父的故事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講出來！張彤禾隨意答道，“我覺得大家不感興趣。”但她立刻意識到，這正是典型的中國式回答，不愿多說，反正大家都知道。她開始思考自己對于中國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哪部分是中國人，哪部分是美國人。她開始研究自己的家族史，隨即發現這和打工女孩的故事也是相通的，人們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在獨自打拼的過程中，只有努力和信念可以支撐自己。她的祖父到美國留學，之后回到中國，她的父輩去到臺灣，又一個個遷往美國。祖父去留洋是為了有一天回來為中國效力。他的孩子們離開家則是為了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今，幾百萬的農民工離開家鄉，去城市工作，這是一種新的，還是舊的遷徙？

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封閉的，而后又對外開放，開始重新看待與國外的關系。很多年輕人覺得外面的世界變化了，于是離開家鄉，開始訓練自己以求適應現代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這讓張彤禾覺得，雖然時代更替了近百年，但共同的經驗仍在。歷史雖然是流動的，但一個家庭的歷史，總是從一個人的離家開始。

家族的故事與打工女孩的故事同樣重要，女孩們因為沒有歷史的包袱，也就沒有了講述的顧忌，有人勸張彤禾把這些故事寫成兩本書，但她堅持認為，把家族史與打工女孩串聯在一起才有意義，做到這一點是對她的挑戰，因為要把自己當作那把串聯歷史與現在的鑰匙，把自己寫進書里。

如今，呂清敏已經和后來認識的打工者結婚，在農村生下兩個孩子后，又回到城市打拼；伍春明終于實現了她最初日記里的諾言，在打工者的世界里出人頭地，躋身中產階級，又繼續追尋新的夢想。非虛構的故事無法按照寫作者的構想進行，在這些女孩的世界里，張彤禾只是一個記錄真實的旁觀者，任由故事走向它們各自的結局，有時她參與了這個過程，更多的時候她沒有，但有些東西是一開始就被篤定的，“這兩個女孩特別有個性，有意見，我喜歡她們，并且我也有信心，不管她們后來的故事是怎樣的，都會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