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晶 陳可辛的“我們制作有限公司”位于北京通惠河北岸一棟老式廠房改造過的寫字樓中，墻面是裸露的紅磚。坐在屋頂的咖啡館，可以仰看CBD群樓，俯視喧鬧、匆忙的車流。舊廠房上帶著五角星的雨水管，已經有了幾十歲的年齡。陳可辛工作室的一角散放著那個逝去年代最常見的白色搪瓷茶缸、老式鬧鐘和帆布大包。
剛剛趕了幾個通告，已經是黃昏時分，他還沒有吃午飯，墊了幾口cheese 蛋糕，陳可辛便坐了下來開始了這場對話。最近幾個月，陳可辛忙著《中國合伙人》的發行，從亞布力到博鰲，他聽取了不少企業家的反饋，甚至連每一張海報，他都會親自定稿。
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是陳可辛公司合伙人黃建新的舊日同學，他在片中客串了一個角色。當年，萬通六兄弟的創業故事似乎能夠呼應片中三兄弟的情節，在亞布力論壇上，馮侖說看過這部中國第一部創業題材的電影試片后，“很多場景讓我想起過去曾經的經歷。”
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卻都會從中看到新東方的影子。當初，新東方創始人之一徐小平將劇本交到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手里。2011年下半年，陳可辛從韓處看到劇本，故事講述改革開放后三個年輕人從大學同窗到創建外語培訓學校——“新夢想”。這正是陳可辛多年來一直想拍的商業題材的電影，于是，他表示想親自做導演，并且參與電影的投資。
但陳可辛表示，這是一個和新東方沒有太多關系的故事，他和俞敏洪至今也沒見過面。“我不否認這次劇本故事的靈感受到‘新東方’的啟發，但是我們不能拍成企業傳記片，所以電影是我們根據重新寫過的故事拍成的。”陳可辛認為，自己只是借用一些新東方的元素，真正想拍的不是新東方，而是一代中國青年的創業故事。
和當初自己撰寫的劇本完全不同，看了改編后的《中國合伙人》的劇本，徐小平對陳可辛說：“謝謝你將我的故事保留了八個字：成冬青、孟曉駿、王陽。”陳可辛笑著回答：“不對，是十一個字，還有‘新夢想’，這個名字也是你給的。”
在看到這個劇本之前，陳可辛并未聽說過“新東方”。“我當時覺得這個劇本，或者這個題材包含了很多內容：友情的考驗、朋友合作開公司到最后誰是老大、功勞應該是誰的，如此種種，其實包含了很多我以前拍過的東西。”他感慨說，“我覺得電影中最值得講的故事，其實就是一種改變，一種回不去的時光。”這或許就像《中國合伙人》中那句臺詞，“我們一直想改變世界，最后才發現，其實是世界改變了我們。”
但是，《中國合伙人》實際上涉及到了商業世界中最敏感的話題——合伙人以及上市。“合伙、拆伙”這樣現實而殘酷的故事幾乎在每個創業者的身上都發生過——也包括陳可辛自己。在某種程度上，陳可辛的電影歷程就是一部電影合伙人之路的真實寫照。
“我無論拍什么電影，必須回到一些我自己生活里面的東西?！锻睹麪睢芬埠?，《中國合伙人》也好，都有一些我早期經歷的影子。”他說。
UFO聚散
出身電影世家的陳可辛從小在片場長大，在做《龍兄虎弟》制片結識了曾志偉，兩人一見如故。1987年，曾志偉離開嘉禾自立門戶，拉來一直想做導演的陳可辛一同創業。四年后，陳可辛才正式做了導演，他首部執導的影片《雙城故事》幫老板曾志偉奪得了金像獎影帝。多年后，談起曾志偉，陳可辛依然充滿感激，“曾志偉是我的大哥，他給了我一個舞臺。”
1992年，陳可辛與曾志偉等六人成立了UFO電影公司，拍出了如《雙城故事》、《金枝玉葉》、《甜蜜蜜》等眾多獨具魅力的名片。那個時候，由于《黃飛鴻》和《東方不敗》的大賣，香港幾乎所有的電影公司都瘋狂跟風，只有UFO獨樹一幟。“UFO的拍片標準是不跟風，找新題材創作，同時也要賣座。這批志同道合的電影人，希望以低成本、走近似西片路線，打開局面。”陳可辛回憶道。
UFO成立之初，多由導演陳可辛、張之亮、李志毅主持電影創作，世稱“UFO三劍客”。那么，風光無限的UFO為何以散伙收場呢？
據陳可辛回憶，最初，自己和李志毅聯合導演的《風塵三俠》賺了錢，片子成本不高，卻賣了1700多萬?！讹L塵三俠》之后，UFO馬上又拍了《新難兄難弟》，依然是陳可辛、李志毅執導，加上張之亮執導的《搶錢夫妻》，這兩部電影上映后票房鼎盛，合計收得4000多萬港幣，至此UFO才算賺錢。
但不是所有合伙的導演都能拍出賺錢的電影。“當時五個導演各自拍戲，一開始虧一部不要緊，但是連續兩部、三部，大家就會開始勸虧本導演，想想再拍。”陳可辛說。但是，藝術是個主觀的東西，每個導演都想拍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脾氣，有時會堅持己見。這種分歧為UFO的最終解散埋下了伏筆。
此后，香港TVB電視臺投資了UFO一大筆錢，然而，六個合伙人對這筆錢的規劃有了分歧。有人想用來炒樓，把錢用來付首付，然后再用來拍電影，產生的利潤償銀行貸款，但包括陳可辛在內的另一些人認為，這樣每個月付的貸款利息可能會比炒樓產生的租金還多，并不劃算，六個人最終無法達成共識。
1996年，UFO正式結束自資制作電影，加入嘉禾公司旗下，用嘉禾資金拍片。之后陳可辛推出《甜蜜蜜》，較以往明顯在成本及明星陣容方面提高許多。但是被嘉禾收購后，UFO亦人心渙散，開始各謀發展。李志毅赴日本改拍黑幫片《不夜城》，張之亮開始在內地搞起了武俠電視劇。輝煌一時的“UFO三劍客”最終也分道揚鑣。
新的轉機出現在2005年，一次找上門的投資讓陳可辛重新認識了內地市場，陳可辛拍了當年轟動一時的歌舞片《如果·愛》。他開始意識到，內地將是中國電影的黃金市場。于是將重心轉移到北京，并與導演黃建新合作了《門徒》、《投名狀》兩部重量級電影，影片大賣，并橫掃了華語各大電影獎項。這次合作也讓兩人決定再聯手完成一件大事。
合伙人與話語權
“我做《投名狀》后期的時候，感覺中國電影改變得太快，就想在內地做工作室，后來又想，工作室是不夠的，太被動，完全沒有獨立權，所以就想到成立‘人人’電影公司。”2009年2月15日，陳可辛、黃建新的“我們制作電影工作室”與保利博納電影公司共同組建的“人人電影公司”成立。當時曾放出豪言，要三年內拍15部電影。言猶在耳，但現實卻充滿意外。
認識陳可辛之前，保利博納總裁于冬已經對他推崇備至。于冬主動跟陳可辛談合作，專門去片場看他拍戲。2009年，陳可辛、黃建新、保利博納組成了“金三角”。
據稱，當時“人人”的合作模式是電影拍出來給博納發行，無論這十幾部電影是多少個億，都有10%是博納的，等于是博納的利潤。作為股東，于冬的義務是幫人人電影公司出去找錢。這意味著一部電影就有好多投資方。陳可辛說，“博納擁有人人所有電影的發行權，這是于冬最看得重的一塊。站在這個立場上大家是互補的，我們是制作，他們是發行，而且博納也是跟香港電影合作最多的一個發行公司。”
“人人”分工是這樣的：陳可辛是導演，創作人；黃建新也是導演，但是更擅長制作和管理；于冬對內地市場最熟悉，又能找投資。所以這三個人的組合當時被業內視為“黃金搭檔”。
不過，這個三年內拍15部電影的宏偉計劃，如今已是過眼云煙。對于分手原因，陳可辛的回答耐人尋味。“大家對電影從創作到經營的理念都不同，那就不要勉強了。”他感慨，“其實要碰到一個很合拍的合伙人非常不容易，因為電影是很主觀的世界，從創作、拍攝、宣傳到發行，如果大家不能站到對方的角度考慮就很難合作。”
按道理說，贏了票房與口碑的《十月圍城》應該是人人電影公司的起點而不是終點，但是理想永遠在現實的彼岸。“《十月圍城》賣錢了，理應接下來我們應該拍《十月圍城2》。但于冬沒有這么說，保利博納需要更賺錢。但如果更賺錢，那就意味著演員的片酬要更低，制作成本要壓縮，我覺得那樣的話，就保證不了水準，所以我就沒有再做下去。”這是陳可辛的表述。
對于這次分手，他不無感慨，“我們來做制作，保利博納做發行，其實是很好的搭檔。另外，保利博納對內地的市場脈搏把握得很好，而且，我們在合約中，對彼此的利益都做了很好的分配，權利也做了很合理的劃分，我覺得不應該有問題了。但是，真正合作一次之后，才發現，電影的事情，和每個人自己的想法以及執行中的細節有太大的關系，所以還是不行。”
不過，從《十月圍城》開始，陳可辛學會了一點，就是找到多個投資方，將每個人都變成一小股東，拼一個盤子，這樣不會受制于人，而且保證電影質量。比如《十月圍城》找了9個投資方，是因為他想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只找一個大老板，你就掉進投資方和導演糾纏不清的關系里。很多不專業的投資方都覺得自己是專業的電影投資人，還要跟他們喝酒吃飯，我是完全沒有應酬的，滴酒不沾。”
“自己做”
從當年香港電影的一面旗幟UFO公司的拆伙，到后來與保利博納成立人人電影公司的低調分手，在經歷了各種形態的合作之后，陳可辛認為，做電影，最理想的狀態是“自己做”。
“自己做，一定會有挑戰。但這個選擇，我二十年前就堅定了，甚至自己投錢、虧錢，我也不后悔。”據悉，《中國合伙人》劇本完成后，中影給的預算是4000萬元，為了節省預算，陳可辛放棄了導演片酬。加上宣發費用，《中國合伙人》的成本達到7000萬元。其中中影占到30%，陳可辛“我們制作有限公司”占到70%。陳可辛一方再將影片股權70%部分分給了香港寰亞、云南廣電等多個股東，最終自己持股不到20%。
陳可辛堅持認為，電影需要的錢，是能夠真正幫到電影的錢。他曾碰到這樣的事：自己試著跟那些想投資的老板說，可不可以先別說投資，先談劇本，然后看一下到底需要什么陣容，多少錢，算整個流程，看看能賺多少，再回頭談投資? 結果有的老板的回答是，“你不用算了，多少我們都投，我告訴你，我不是來做生意的，虧多少錢都無所謂。”陳可辛聽到這個話就想轉身走了，“他是生意人，說賺錢不重要，我是導演，似乎比他還生意，這不是開玩笑嗎?大家沒有談的基礎了。”
目前，他采用的投資合作模式都是一部片子、一部片子獨立地去談。“暫時不想和別人簽特別長的約，都是先合作一次再說吧。站在利益的角度，如果有合伙人的話，一定先將利益說清楚，而且不要摻雜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