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金屬錢幣誕生于戰國時期，它們被鑄造成的形狀之一是一把刀。這體現了國家對貨幣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仿佛也在訴說一個古老的故事：貨幣是一把很容易傷及自身和他人的利刃。

如果這就是中國古人通過刀幣形狀發出的警告的話，這句警告在2500多年后的當今世界尤其值得傾聽。

日本央行的“偷襲珍珠港”策略

受惠于各大國對全球經濟復蘇疲弱前景的擔憂，日本成了4月18日-19日在華盛頓召開的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最大贏家——從會后發表的聯合公報來看，G20不僅沒有對日本近期的超常規貨幣寬松政策提出批評，反而審慎地為它開啟了綠燈。雖然奉行嚴苛緊、縮政策的英國和德國等國在會上再一次強調了財政紀律的重要性，但成員國依然一致同意給予各國更大的余地來實施提振經濟增長的刺激舉措。

這使得日本財政大臣麻生太郎能夠寬慰地對外界宣布：G20已經接受了日本的解釋——它的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是為了對抗通縮、重振經濟，而非刻意讓日圓貶值?，F在看來，日本央行新任行長黑田東彥在華盛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首次重大使命：爭取那些對日本有可能發動危險的“貨幣戰爭”（其實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匯率戰爭）持批評意見的人士的理解。黑田東彥大概充分運用了過去擔任日本高級匯率外交官及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行長時積累的工作經驗、溝通技巧和人脈關系，就連一貫公開批評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也對日本央行近期的政策表示了認同。

過去一年半時間里，日本已經非常僥幸地連續四次躲過了G20對其匯率政策的指控，之前三次分別是2011年10月的巴黎會議、2012年6月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Los　Cabos)會議和2013年2月的莫斯科會議。在莫斯科舉行的上一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曾明確重申應讓金融市場來決定貨幣匯率，并要求各國避免貨幣競相貶值，但那次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并未點名批評日本的做法。而在之前七大工業國(G7)雖明確禁止日本央行購買外國債券（如果說在外匯市場上拋售本幣是“利己”的話，購買外幣就典型的“損人”做法），但在反對“匯率戰”的同時也對日本抗擊通貨緊縮、抑制日圓升值的努力表示了謹慎理解。

顯然，黑田東彥和日本央行現在贏得了比兩個月前更大的空間。在國際市場上，4月22日，1美元兌日圓最高漲至99.98日圓，突破100日圓的心理關口只是時間問題，日圓匯率已直逼四年低位。事實上，自去年11月以來，日圓兌美元已經急速貶值了20%多。包括瑞士信貸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國際著名金融機構預測，美元兌日圓匯率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達到105以上，年底進一步觸及110。

很少有一個國家能夠使自己的貨幣在短期內如此貶值而不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抵制，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評論因此將日本央行這種隱蔽且看似頗為成功的貨幣政策比喻為一次“偷襲珍珠港”。

從干預匯率到“安倍經濟學”

過去20多年來，日本經濟飽受匯率升值之苦。作為傳統的貿易大國，日圓升值削弱了日本的出口競爭力，加之低出生率導致的人口老齡化以及持續的通貨緊縮，直接給日本帶來了所謂“失去的20年”，也給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送去了一個新名詞：日本病。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隨著美國經濟的疲弱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國際市場動蕩不止。由于日本經濟狀況短期內相對穩定，大量避險資金買入，推動日圓在最近兩年里進入戰后的第五次急劇升值通道。2011年10月下旬，國際匯市上美元兌日圓一度跌至75.73的低點，使得日圓匯率創下二戰后的新高。

2011年日本“3·11”東北大地震以后，為了遏制日圓匯率迅速升值，幫助日本經濟盡快恢復元氣，七國集團動用了大約250億美元，從3月18日起聯手高調入市，打壓日圓。這是G7自2000年為保護歐元而出手干預之后的10多年里首次協同行動，盡管它違背了發達國家一向主張的“自由市場”原則，因而遭到了一些市場分析人士的尖銳批評，但這次集體行動一方面體現出國際社會對日本遭受巨大天災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現了西方聯盟的“團結”。

然而，雖然這次大規模聯手干預曾成功迫使美元兌日圓的當日匯率一度上揚超過4%，但并未能改變日圓單邊升值的市場長期趨勢。因此，自2011年8月以后，日本政府又多次單獨干預匯市，不僅節奏日益頻繁、手段日益靈活，動用的資金量也越來越大。但可能是考慮到效果不佳以及自己的聲譽，G7并未接受日本政府的呼吁，再次批準聯合行動。

相反，無論是支持日本匯率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還是對此持消極態度的歐洲央行當時的總裁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都或明或暗地表達了對日本單獨干預匯市的不滿。他們認為，只有G20成員國協調配合，并遵循IMF提前設定原則的匯市干預行動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拉米(Pas-cal　Lamy)還明確表示，G20成員國應當避免單方面行動，因為這將損及全球經濟，當前真正應當做的是推動國際匯率制度改革。

事實也的確如此，歷史一再證明，雖然現代貨幣都是國家發行和由國家行政力量保障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價格”是國家力量——甚至即便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意和所謂“協調行動”——能夠直接決定的。匯率雖亦非普通商品那樣能夠完全“市場化”，但如果國際市場施壓于一國貨幣，那么該國的央行和政府是很難頂住這種壓力的，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就拿日圓來說，一般情形是，如果全球金融市場發生動蕩，投資者就會買進日圓。盡管日本也存在嚴峻的財政問題，但日本的巨額外匯儲備和持續通貨緊縮卻使日圓成為國際資金的一個安全避風港。就在日本忙于在匯率戰場上抵抗日圓上漲的同時，過去一年多時間里，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卻在同一個戰場上花費了數十億美元來竭力支撐處于困境中的盧比匯率。但結果同樣令人失望：印度盧比是亞洲貨幣中兌美元表現最差的一個。這是緣于市場對印度財政狀況不斷惡化的擔憂，因為印度經常項目赤字最近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水平，而聯邦政府的巨額支出又使它進一步擴大。

去年底日本大選后，前首相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卷土重來。在安倍所打出的一系列競選牌中，最重要的便是后來被戲稱為“安倍經濟學”的全新經濟刺激計劃，其重點在于通過前所未有的寬松貨幣政策來扭轉持續了20年的通貨緊縮。為了對傳統貨幣政策大幅度改弦更張，安倍還找到了與他志同道合的亞洲開發銀行原行長黑田東彥，作為日本央行新總裁，以替代安倍認為“保守”的白川方明。

安倍晉三和他的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他也曾擔任日本首相）自競選之初起就一再宣稱，新政府并不想通過干預匯市來壓低日圓匯率，因為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國際規則，而且事實上也是無法取得實效的。安倍的主張是設定一個2%硬性通脹率指標，取代之前官方設定所謂“合理的匯率區間”的做法。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央行在未來將無限制購買國債（預計將達20萬億日圓）。這顯示出安倍的貨幣策略重點意在從海外市場轉向國內，因為安倍認為，如果日本能夠成功擺脫國內的通貨緊縮狀況，強勢日圓會自動得到修正。也許是為了強化對這種新政策的宣示，日本經濟大臣甘利明還曾一反常態地公開表示，過于疲軟的日圓同樣對日本經濟無益。

但在外界看來，正是不主張設定具體匯率目標、并且聲稱“不關心日圓匯率走強還是走弱”的安倍晉三（以他為首的多位日本高層官員后來又暗示，美元兌日圓維持在85上方是“合適”的）打響了新一輪“貨幣戰爭”的發令槍，而印鈔機則取代“外匯穩定基金”，成了這場戰爭的嶄新武器。自“安倍經濟學”去年底高調提出以后，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日圓匯率便一路暴跌，這一輪的長期日圓看跌期權也因此而被形象地稱為“安倍行情”。

這一方面體現出市場對日本自民黨新政府孤注一擲的貨幣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人們對日本經濟長期前景的缺乏信心——這是一個債務與 GDP之比已經高達210%的國家，而且債務每年還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而GDP的增速只有1%多一點。安倍晉三的大膽舉措將使預算赤字進一步增加，債務規模加速增長。另外，自2011年以來，日本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貿易逆差國，而且逆差正在逐年加速擴大（這似乎又為那些主張打壓日圓匯率的人士提供了有力證據）。按照那些悲觀派的看法，強勢日圓本身現在就是一個巨大的泡沫，終有一日，用不著日本人主動干預，日圓將出現雪崩式的大幅貶值。

新興市場為“貨幣戰爭”未雨綢繆

所謂“貨幣戰爭”，指的是讓一國貨幣貶值，以提高其出口競爭力的策略，它有助于國內的增長，也可以適當推高通貨膨脹率。這對于單獨的某一國家來說當然是好事，但批評者指出，這是一種“以鄰為壑”的政策。

對“貨幣戰爭”的深刻恐懼可以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由于當時世界上各經濟大國紛紛采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一方面試圖將它國商品拒之門外，另一方面又讓本國貨幣一再貶值，以圖提高國家競爭力……致使短期內全球貿易一落千丈，進而加劇了各國國內的經濟危機。而在另一方面，海外廉價資金的大量流入導致增長速度較快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通脹率迅速上升，從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關于“大蕭條”的爭論也許至今仍未平息，但有一個共識已經取得：貨幣戰爭不可能推動經濟實現更快增長，它只不過是徒勞地試圖將本國經濟調整的痛楚轉嫁到別國身上。之所以稱之為“徒勞”，是因為個體理性導致的必定是集體無理性，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公地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看，納粹法西斯在德國的上臺正是西歐奉行損人利己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政治后果。

不過，將安倍晉三的日本政府指責為挑起“貨幣戰爭”的罪魁禍首（令人聯想起當年發動二戰的軍國主義日本），顯然有些尋找替罪羊的味道。事實上，如果世界真的已經出現令人恐懼的新一輪“全球貨幣戰爭”的話，美國才是它的第一個發動者。“匯率戰”這個詞是巴西財長吉多·曼特加于2010年最先提出的，他當時用它來描述發達國家貨幣寬松措施在全球范圍內——特別是新興市場——造成的嚴重后果。曼特加的頭號抨擊對象，正是開動印鈔機實施QE政策的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簡稱Fed)。

眼下，一場后危機時代秘而不宣的匯率戰似乎已經重新打響，一直以來奉行傳統貨幣政策的日本終于也加入了伯南克(Ben　Bernanke)領銜的量化寬松陣營。歐元可能仍然缺乏一位意志堅定的指揮官，但在歐洲的邊陲，兩年來飽受緊縮之苦的英國也已做好開動印鈔機的準備……

雖然迄今為止，高談“貨幣戰爭”的主要是學術界和媒體，各國政府仍將它視為一種禁忌（每一次G20和G7會議都力圖淡化對它的緊張和憂慮），但各國對有可能出現的貨幣競相貶值依然表現出了高度警惕。除了先前提到的近年來備受雷亞爾升值困擾的巴西外，最鮮明地表達反對態度的是德國政府。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是至今唯一一位公開警告過日本加速印鈔引發貨幣戰擔憂的西方領導人，德國財政部和央行還多次試圖在G20和G7會議上通過游說來對日本施壓。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巴西財長曼特加指責為挑起“匯率戰”的元兇的美國，也一直對日本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持強烈的批評態度。早在2011年底，美國財政部就表態不支持日本的匯市干預行動；而奧巴馬政府在兩周前就全球匯率發布的半年度報告中，再次使用了新的、針對性的語句警告日本不要為獲得全球市場競爭優勢而壓低日圓匯率。

不過，日本也不乏同情者和辯護者。IMF及其總裁拉加德就一直堅持認為，日本匯市干預和貨幣政策是合理了，相反“貨幣戰爭”說法過于夸張了。身受歐元升值壓力的歐洲央行似乎也認為，高談貨幣戰爭本身的后果更加危險，它的現任總裁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稱，關于匯率的隨意評論“既不適當、無益，又可能弄巧成拙。”

但更多國家——尤其是更容易受到匯率戰沖擊的新興經濟體——并不愿意將主要力氣放在口舌之爭上，它們正視圖單獨行動，為看起來即將到來的“貨幣戰爭”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被稱為“又一個中國”的瑞士令人吃驚地宣布實施一定程度上的資本管制，即央行對瑞士法郎匯率設定交易限制；反應更加激進的巴西政府則公布措施，對下注美元對巴西雷亞爾貶值的投資者征稅1%，它還向WTO提議實施所謂“匯率反傾銷”措施，要求允許成員國對實施競爭性貨幣貶值的貿易伙伴展開報復。隨著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被卷入“貨幣戰”漩渦，受到沖擊最大的韓國和印度等國政府開始干預匯市；中國則由于自身多年來一直深受“匯率操縱”的嚴重指控而不愿意在此問題展現強勢態度，但為求自保，兩年來中國加強對匯市干預，明顯減緩了人民幣升值的腳步（不過近來這一既定的步伐似乎突然又加快了）。除此之外，私人部門也暗中準備應對匯率大幅波動的影響……

回到“70年代”而非“30年代”

如果作一個冷靜和客觀的評估的話，至少到目前為止，“大蕭條”意義上的“貨幣戰爭”尚未爆發，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大概永遠不會再發生。今天的匯率戰，不像是傷亡慘重的“二戰”，倒更像是二戰以后的美蘇“冷戰”。其實，包括安倍晉三的日本在內，沒有人真正開過槍，也沒人為此流血犧牲。

這是因為，自布雷登森林體系解體以后，人類已經脫離了金本位。當代世界貨幣體系與信貸經濟已經與大蕭條時代有個本質的不同，對那種哀鴻遍野的“貨幣戰爭”慘劇的想象，也許只是已經成功運行了數千年的金本位制鑲嵌在我們腦海中的殘余思維。換句話說，真正意義上的以鄰為壑的“貨幣戰爭”既發動不起來，而且就算發動了也不會產生多大威力。

與此相對應，假如我們對全球經濟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感覺，我們回到的也不是上世紀30年代，而很可能是70年代——那將是一個低增長與高失業率并存的“滯脹”時代，雖然同樣痛苦，但經濟與社會的動蕩并未失控和崩潰。

遺憾的是，“安倍經濟學”在今天不僅不可能扮演“里根經濟學”在當時的救世主角色，相反，它開啟了風險莫測的未來之路，而且多半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安倍晉三所不愿意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日本病”的癥結并非貨幣政策的保守，更不是匯率走高，而是日本企業和人口競爭力的持續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增長潛力枯竭。此外，還有僵化的經濟結構和因利益集團的強大勢力而受到政府保護的低效率大企業……順便說一句，這些病灶無一可以在今日中國經濟軀體上瞥見，只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尚未耗盡，“城市化”和“現代化”仍未完成而已。

歸根結底，在一個人口結構如此沒有希望、經濟結構看起來也不太有希望的國家，想通過單純的貨幣寬松政策來一舉振興已經疲弱了20年的經濟，簡直是天方夜譚。對此，就連安倍內閣的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本人也不否認，他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出，“安倍經濟學”的關鍵見解是：光靠一個“火箭筒”不可能解決通縮問題的。因此需要發射三個“火箭筒”：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戰勝經濟停滯的增長策略。但對于如何才能促進增長，麻生在文章中并沒有開出令人信服的藥方。

在如此瘋狂地開動印鈔機以后，日本也許將能夠贏得匯率戰（日圓持續走軟）。但相信許多人都明白，“安倍經濟學”的最大受惠者將不是那些傳統的大型出口企業，而仍然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者。日本很可能為這場匯率戰的成功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這種代價究竟是什么，現在還很難看清楚，但通貨膨脹失控所造成的風險恐怕要遠遠比過去20年來的溫和通縮難以應付得多。退一步說，“安倍經濟學”還非常有可能引發一個日圓不斷走弱、政府債券收益率不斷攀升的惡性循環，這將使得未來的日本貨幣政策面臨左右為難的險境。

但任何一個政治家，尤其是在民主國家，都難以抵制試圖以最小的努力來換取最大和最直接效果（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的誘惑，因為這么做遭遇的阻力最小，作為官宦名門之后的安倍晉三也不例外。說到底，所謂“安倍經濟學”，不過是一次企圖用單一省力的印鈔機來回避復雜艱苦的結構改革的豪賭。因此，撥開“貨幣戰爭”的迷霧，我們最需要擔心的倒不是國際市場，而是日本本身。難怪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周二（23日）表示，其調降日本主權信用評級的可能性超過三分之一，因為日本政府重振經濟并結束通縮的努力能否成功仍不確定。

贏得了匯率戰的安倍未來將很可能輸掉日本經濟，如果安倍晉三錯了，他的主張未能重振日本經濟，結果將是將日本推入滯脹的泥沼——通縮也許對宏觀經濟增長不利，但至少老百姓不會因此感到直接的痛苦，但通脹與停滯一同發生，則是令人難以承受的。這很可能將是安倍晉三留給下一任的最大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