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文

如果說胡先骕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毛澤東語）的話，那么，丁文江則毫無疑問是中國地質學界的老祖宗。當然，丁文江的成就絕不局限在地質學這一專業領域，在歷史學、人種學、古生物學等學科中，丁文江都有杰出的表現?？梢哉f，丁文江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通才。1936年丁文江死后，胡適還曾對他有過這樣的評價：“一個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這一個天生的能辦事，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胡適《丁文江傳》第2頁）

同時，作為《獨立評論》團體的核心成員，丁文江與胡適一樣，都是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者，甚至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曾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表達其對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獨立思考。

在捍衛言論自由與反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上，丁文江展示了他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精神底色。1932年7月，丁文江發表《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在文中，丁文江主張：

第一，國民政府絕對地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條件。……第二，國民政府停止用國庫支出供給國民黨省縣市各黨部的費用。……第三，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獨立評論》第11號，第4頁）

然而，考察丁文江的思想，我們不得不指出，在人生觀、經濟、政治各方面的主張上，丁文江似乎又陷入了極權主義的沼澤，而這種不純粹、不徹底的自由主義，往往不僅不能夠通往自由之路，更有可能是通往奴役之路。

“舍己為群”的人生觀

不論是在1920年代“科玄論戰”時期，還是在1930年代的《獨立評論》時期，丁文江都曾明確主張他的人生觀之一就是：“為全種萬世犧牲個體一時。”

這種人生觀違背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個人自由。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個人自由是不可讓渡的底線原則。而丁文江的這種人生觀，卻主張為了集體的自由而犧牲個體自由。

這種人生觀與蘇俄所宣傳的思想觀念頗為一致，這也導致了丁文江對蘇俄的盲目贊美。

1930年代，丁文江在參觀蘇俄后，曾在《獨立評論》中連載他的《蘇俄旅行記》，其中就有許多贊美蘇俄的文字。當丁文江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里，他曾自問自答：

“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層？”我毫不遲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地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獨立評論》第137號，第21、22頁）

丁文江的這段自剖，不禁讓人想起蕭乾的經歷。1949年初，留在香港的蕭乾面臨去留的抉擇，而最終影響他做出選擇的關鍵因素則是他童年的經歷。蕭乾多次想起了童年時代在北平看到的“白俄”的處境，當然，他也不愿意當“白華”。最終，自由主義者蕭乾決定留下。

蕭乾的抉擇讓人禁不住做一個假設。假設丁文江活到1949年，當他面臨抉擇的時候，他會做什么選擇呢？估計他很可能跟蕭乾一樣，做出“留下”的選擇。

丁文江這種“舍己為群”的主張與他的好朋友胡適是背道而馳的。這可以從丁文江、蕭乾與胡適對“白俄”態度的不同看出來。當丁文江、蕭乾看到“白俄”處境的時候，他們最終不愿意離開國家。在胡思杜寫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對“白俄”的態度，胡思杜曾批判胡適說：

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贊“白俄留居異土之可貴”。

在集體自由與個人自由面臨抉擇的時候，胡適堅定地捍衛個人自由。在《介紹我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寫道：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 “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在“家國情懷”與個人自由之間，胡適遵循的原則是富蘭克林的原則，富蘭克林曾有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胡適當然也愛國，但是，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之際，胡適選擇了自由。而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丁文江與蕭乾，濃烈的家國情懷則勝過了對自由的情感。

1950年代，留在美國的胡適為了紀念死去的老朋友丁文江，開始撰寫《丁文江傳》，在這本傳記中，胡適曾系統地批評丁文江的這種觀念，他寫道：

但是他（丁文江）的“宗教心特別豐富”的情感使他相信“為全種萬世犧牲個體一時”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這種宗教心可以含有絕大的危險性，可以瘋狂到屠戮百千萬生靈而還自以為是 “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ǖ?23頁）

經濟平等的迷戀者

在經濟觀念上，丁文江對“經濟平等”的偏愛也使他的自由主義主張不純粹，在《我的信仰》中，丁文江寫道：

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 （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于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獨立評論》第100號，第11頁）

在丁文江看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結局就是社會階層嚴重地貧富分化，而貧富的分化則會帶來社會秩序的紊亂。由此他對蘇俄的試驗抱有很大期待，在《評論共產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產黨員》中，他寫道：

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地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轉引自胡適《丁文江傳》第192頁）

正是對經濟平等的期待，使丁文江對市場經濟比較反感，他青睞的則是蘇俄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

丁文江青睞于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受凱恩斯的影響。在宋廣波的《丁文江圖傳》中曾寫到丁文江留英期間，“經濟學方面，凱恩斯的書他每本必看，深受其影響”。而凱恩斯在經濟學上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直接干預經濟”。

另一方面，當時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和蘇聯的五年計劃經濟的成就也是丁文江支持計劃經濟的重要因素。

1929年美國的經濟危機導致當時知識分子普遍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而羅斯福新政的成績則使人們看到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好處。

而1930年代丁文江訪俄之后，看到了蘇俄五年計劃經濟之后經濟建設的成績。對于蘇俄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丁文江頗為羨慕，基于對國家富強的期盼，丁文江開始迷戀計劃經濟。在這一時期，除了胡適之外，丁文江、吳景超、張慰慈、翁文灝都成了計劃經濟的擁護者，而在1949年的選擇中，他們也大都選擇留在了大陸。

“新式獨裁”的鼓吹者

1930年代的丁文江，除了在經濟上主張計劃經濟之外，在政治上則鼓吹“新式獨裁”。

丁文江之所以有此主張，與當時的世界潮流有關。

1930年代的世界，隨著德國納粹的興起、蘇俄共產主義的推廣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獨裁政治再次成為潮流。因為這些獨裁國家在當時都顯得很強大，因此，為了使中國快速強大起來，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最好的方式似乎是以獨裁對抗獨裁。在丁文江看來，為了國家領土的完整，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自由主義應該拋棄，在《再論民治與獨裁》中，他明確寫道：

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我寧可在獨裁政治之下做一個技師，不愿意自殺，或是做日本的順民?。ā丢毩⒃u論》第137號，第22頁）

除了當時的國內、國外形勢，丁文江主張新式獨裁還與他的思想有關，丁文江一直主張“少數人的責任”，對于那些沒有知識的文盲，丁文江雖然同情卻也輕視，在丁文江看來，要使中國政治上軌道，主要靠領袖人物的新式獨裁，那些沒有知識的人只需要跟從領袖指明的方向就行了。

而且，在丁文江看來，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實施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他認為，民主憲政的實現需要很高的條件，要實現民主政治，至少絕大多數人都應識字，同時還需要絕大多數人對政治有熱情能夠積極參與。而當時的中國，還存在大量的文盲。

丁文江的這種主張，與胡適所主張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幼稚園的政治”完全相反。在胡適看來，讓一個不會游泳的人學會游泳，最好的方式則是讓這個人立即下水。而在丁文江看來，既然這個人學會游泳的時機還沒有成熟，那就不要去學游泳。丁文江這種“人民素質低下不宜實施民主憲政”的主張是很討專制者喜歡的，也容易被專制者利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那些主張新式獨裁的學者，除了做了國民政府高官的蔣廷黻與壯年早逝的丁文江之外，像吳景超、錢端升等人在1949年都選擇了留在大陸。

丁文江死于1936年，距今快80年了，我們回頭再看他的思想主張，深深感覺到的是人生的一種反諷。一個受過英美教育的自由主義者，為了國家自由放棄了個人自由，為了所謂的“經濟平等”主張計劃經濟，為了反對日本的獨裁與侵略主張中國的新式獨裁。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未免不太純粹，眼光也未免淺顯。

試想，沒有了自由的自由主義，還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套用胡適的話來回答：缺少了自由的自由主義，就像“長坂坡里沒了趙子龍,空城計里沒了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