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文

一場遲來的謝幕

4月7日，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逝世的消息突然被宣布，輿論界頓時重新燃起了一輪討論她的生平、事業以及政策與思想遺產的熱潮。同時，對于那些不太關注國際事務的人們來說，這則消息也顯得有點奇怪。因為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她似乎是很早以前就已不在人世。這樣的錯覺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從1990年開始，她不僅退出了政壇，而且逐漸淡出了人們的公共視野，不再發出聲音也不再受人關注。不管曾經多么輝煌，她似乎屬于一個已經過去的世界，今天的世界面臨著許多復雜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1990年她下臺時的世界，與今天截然不同。當時蘇聯仍未解體，德國仍未統一，歐洲的一體化和單一貨幣并不是板上釘釘的趨勢，雖然“冷戰”看起來是逐漸走向終結了，但沒有人能確保在那之后是一段長久繁榮、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時期。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阿拉伯世界依然沉靜如水，沒有人能預計到恐怖主義組織后來所挑起的聲浪，以及21世紀之初的新戰爭。中國也走向不太明朗，幾乎沒有人可以預料到其今天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但在今天的世界里，一切都變了，吸引全球公眾目光的是9·11事件之后世界秩序的巨變、金融危機的沖擊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撒切爾夫人的執政理念與思想觀點，對于今天的世界是否仍然有意義？
    也許撒切爾夫人去世后全球各地熱烈的回憶、總結、探討、思考甚至爭論，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尤其是在中國，她去世的消息一經宣布，就在微博等平臺上激起了一場小風暴。除了表示哀悼的小蠟燭外，還有人回顧她的功績，引用她的名言警句，或者發起更深層次的政策討論。在很大程度上，這有一種“借他人之酒澆胸中塊壘”的意味。在很多人心目中，她代表著一個光輝燦爛的近乎完美的形象：“鐵娘子”、“冷戰”的勝利者、不屈不撓的改革者、追求自由的理想主義者、自由市場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以及決不妥協的國家利益捍衛者。她不僅贏得了一場戰爭，而且實現了經濟繁榮，挽救了英國的尊嚴與榮譽。

更近距離的考察

 當然，事實上，如同所有歷史人物那樣，撒切爾夫人并不是那么完美無缺。一些英國評論家稱，英國歷史上慣于出產在國外的聲譽比在國內高的政治家，丘吉爾和撒切爾夫人都是如此。她的形象在英國仍然充滿爭議。雖然沒有人會質疑她對英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改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些改革的后果。批評者認為她制造了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與社會鴻溝，破壞了平等的社會氛圍。她去世后不少媒體打出“她分裂了一個國家”的大標題，甚至在局部地區出現對她死亡的慶?；顒?，參與者主要是她當年推行的改革中的受損者。
     與此同時，當我們湊得更近地去考察她的政績時，很多原本明確無誤的結論又變得模糊起來：例如，1982年與阿根廷的馬島戰爭無論從軍事還是地緣政治上來看都接近于一場賭博，而賭博成功的回報是她的政治勝利和國內的高支持率，這又為她推行改變現狀的經濟社會改革創造了條件，而這一切的前提似乎是不穩固的——假如那場戰爭失敗又會如何？
    在經濟政策上，她成功地使英國經濟走出“滯脹”狀態，一度在經濟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速方面超過了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維持了5%以下的低通貨膨脹，讓英國擺脫暮氣沉沉的衰落帝國的形象。但她任職期間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失業率問題，而且在她辭職的1990年，通貨膨脹重新攀升到10%以上，英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雖然幾年后便復蘇，但這能否歸為她的功勞？從很多方面看，她的經濟政策的效果是成功的，但似乎也并沒有那么的神奇。
    撒切爾逆轉了英國實力不斷下滑的趨勢，但并未恢復英國在世界上、甚至在歐洲曾有的輝煌地位。撒切爾夫人不愿意加入歐洲匯率機制（ERM），這是她遭到保守黨內的反對乃至最后被迫退位的重要原因。雖然從1992年的英鎊危機和當前的歐元區危機來看，這樣的懷疑有著先見之明，但英國疏遠歐盟的直接后果是德法軸心成為歐盟無可爭議的主導者，尤其是德國的核心地位變得無比明顯。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里根聯手，主導蘇聯解體前夕的國際秩序安排，在一段時間里造成了英國地位回升的錯覺，但現在則把它置于在兩邊都只能扮演次要角色的尷尬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她與之前的英國名相丘吉爾走的是類似的軌道——二戰勝利后人們也曾對英國的國際地位期許過高。
    試圖進行全面的評述并不是在貶低她。事實上，考慮到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內外交困的局面以及改革的障礙與阻力，任何一個英國領導人要實現她一方面的成就已是相當不錯，何況她還是一位女性。從另一個方面看，撒切爾夫人是一個政治家而非思想家，是行動家而非理論家，她順應了歷史的時勢，把新興的經濟學思潮應用到了治國實務之中。和里根、鄧小平等人一樣，她是處在當年潮流頂端的最閃亮的浪花，但并不能脫離作為根基的潮流而存在。讓她登上這一地位的是她作為改革者的意志與魄力。
    沒有人能預測歷史，因為太多的復雜因素與變數的干擾。也沒有人能確保自己的改革思想與方案能完美地實現預想的成效，但只要看到了問題的存在、改革的必要與緊迫性，根據自己經過成熟思考的理念及時推動改革，不畏縮，不退避，“盡人事、聽天命”，同時保持務實和開放的心態，做好準備根據改革現實效果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就是改革者必備的素質，而撒切爾夫人在很大程度上具備并很好地發揮了這樣的素質。她的改革也許說明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的成功，也許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一成功又在相當程度上被否認甚至抹煞，這些在今后的歷史發展中估計都會得到人們的不斷評說。但改革思路、改革所依據的學說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時單純的魄力和行動力甚至是更重要的，撒切爾夫人展現的改革領導力才是她遺產中最重要的方面。

經濟政策思路的改變

經濟興衰周期變化無常。經歷二戰后的經濟復蘇和繁榮之后，1970年代后期的英國又處在了嚴重的困境之中。二戰結束后，在炮火中贏得勝利的丘吉爾在國內政治戰場上被艾德禮領導的工黨擊敗。工黨政府以1942年的“貝弗里奇報告”為基礎，開始在英國進行“福利國家”建設，以普遍性福利作為改革方向，將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社會福利的覆蓋面擴展到所有國民身上。艾德禮政府在在1948年宣布“福利國家”建設完成。從那時直到1970年代末，雖然保守黨也曾上臺執政，但兩黨在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達成了基本共識，保守黨不再試圖拆解“福利國家”這個已經成形的構架。
    但在此期間里社會福利開支劇增，占政府財政開支的比例不斷增大，尤其是在1973年—1975年西方經濟危機引發普遍的“滯脹”情況后，這樣的局面變得越來越難以維系下去。同樣對英國經濟產生束縛和窒息效果的還有過于龐大的國有部門、匯率管制、嚴格的金融管制、過高的稅率和過于強大甚至不受約束的工會組織。1979年當選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已經意識到這些情況必須得到改變了。
    撒切爾夫人受到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影響，以及更老資格的保守黨人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的影響。約瑟夫認為存在著一種“棘輪效應”，即受1930年代“大蕭條”之后的政府干預學說的影響，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越多，政府就會被授予越大的權力去進行干預，這進而又造成更嚴重的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席卷了越來越大的干預權，其邊界不斷擴展，經濟的自由度和活力卻不斷下降。在撒切爾夫人看來這是對英國經濟困境的很好解釋，而保守黨需要做的是迫使政府把它的觸角收縮回去。當然這么做所需要的政治犧牲就是打破與工黨在二戰后達成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同時不可避免地激起來自工會、窮人階層等利益受損者的一定抵制，而這是撒切爾夫人作為政治家必須付出的代價。
    撒切爾夫人奉行的是一種更加直截了當的哈耶克的學說，她認為公共部門是不具生產性的，不創造財富的，相反，它是對財富創造部門和納稅人構成了一種負擔，因此必須被縮小。而且當時英國負責公用事業的國有企業也的確管理不善、效率極低，撒切爾夫人相繼對電氣、供氣、供電和供水企業進行了私有化。私有化改善了一些企業的經營狀況，但不可否認的是一些自然壟斷行業的私有化也產生了問題，如價格的提高和服務質量的下降，這方面至今依然存在著爭議。同時私有化政策也伴隨著英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傳統的采礦等產業大大衰落，伴隨著金融領域管制的放松，英國的經濟重心向著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的方向轉移，這使倫敦金融城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同時私有化政策也與英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提升密切相關。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撒切爾夫人主導了大規模的思路轉變，她接受從美國開始流行的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貨幣主義學說，放棄“大蕭條”之后開始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轉向“供應管理”。她大大改變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將政府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確定為價格的穩定和對通貨膨脹的控制，而不再以刺激需求或者降低失業率作為目標。這樣做的理論基礎是弗里德曼的學說，他有一句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
    應該說撒切爾夫人實行貨幣主義試驗的效果并沒有她預想的那么好，她所領導的經濟政策團隊也未將嚴格的貨幣主義理論貫徹始終。一開始撒切爾政府將廣義貨幣M3作為貨幣增長標的，但在實行過程中卻發現M3的實際增長率大幅超過了預計的控制目標。為了控制貨幣供應而實行的提高利率政策還造成英鎊堅挺，損害出口并造成失業率劇增，失業人口在1980年底增加到200萬。但當黨內外都有人士呼吁進行“180度轉彎”時，她卻對保守黨人說出一句名言：“你們如果愿意就掉頭吧，但本夫人絕不掉頭。”
     在預算政策的輔助下，英國在1981年挺過了經濟衰退。但同時撒切爾夫人也修正了對貨幣主義信條的嚴格遵守，到1985年宣布停止以M3作為標的，當時英國也已進入經濟繁榮期。當時的財政大臣尼格爾·勞森對此功不可沒。不過，勞森試圖以釘住西德馬克的匯率政策來為國內反通脹目標提供穩定性，并試圖加入歐洲匯率機制，在這方面他和撒切爾夫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矛盾，導致他在1989年的辭職。
     撒切爾夫人在人頭稅和匯率等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導致她在黨內遭到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她也在一年后被迫下臺。應該說撒切爾夫人奉行貨幣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并沒有帶來預想中的神奇效果，但總體的經濟成績還是不錯的。
     在“福利國家”的改革方面，撒切爾削減財政開支，強調個人責任與義務，將“普遍性原則”改為“選擇性原則”，將市場競爭引入醫療服務，改革過去完全免費的醫療健康服務，讓患者也承擔一定比例的費用。同時讓國家衛生部門從管理者改為醫療服務購買者，增強醫療機構自主權。住房方面實行公房私有化政策，大量出售政府公房，通過優惠條件鼓勵私人購買住房。福利制度改革的總思路是將福利給予最需要的人群，提高市場的配置效率，將政府的作用轉變為有選擇地提高優質服務。
    有的評論者認為撒切爾夫人試圖“埋葬”福利國家，事實也許沒有那么極端。在她執政時期，福利開支并沒有下降，只是占財政支出比例的增速下降了。而且她從來也沒有試圖從根本上拆毀英國福利制度的支柱，如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經過改革之后，英國“福利國家”的基本框架依然存在，并沒有降低到美國那樣低的程度——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推出醫保改革方案后出現了激烈爭論，但英國的全民醫保一直存在。
    撒切爾夫人在福利改革方面并未走極端，與此類似，對工會的政策雖然是最能展示她強硬的方面之一，但她并不是沒有務實和妥協的一面。而且工會改革的背景是過度失衡的勞資關系。工會力量變得過于強大而不受制約，擁有很多法律豁免權。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曾經感嘆：“我們不能碰的機構有三個：皇家近衛旅、羅馬天主教會和全國礦工聯合會。”事實上，撒切爾夫人在上臺后第一次與鋼鐵工人工會的對峙時，最后是被迫屈服，答應工會條件的。但1984年煤礦工人罷工時她拒不妥協，最后換來對方的屈服。
    她這方面改革更重要的是通過立法來制約工會，例如規定工會內部的秘密投票制度、不準工會懲罰不參加罷工的工人等。這是在法治軌道上進行的改革，它也許打擊了工會的力量，但卻使有的工會變得更民主化和健康了。當然效果并不是完美無缺，改革肯定是對不同利益集團的平衡，不可避免地會動一些人的奶酪，損害一些人的利益，這也是她至今在英國一些傳統采礦和制造業區遭到反對甚至仇視的原因。

“專斷”的執政風格  

撒切爾1979年入主唐寧街時發表演講說：“哪里有破壞，我們就帶來和諧”，但其實執政后的撒切爾并不是一個追求和諧的領導人。甚至在黨內，她也與政治上的對手針鋒相對，很少妥協。例如她擔任保守黨領袖后便打擊黨內較為傳統和溫和的“濕派”，團結作為自己支持者的“干派”。左派立場的《衛報》甚至評論說：“她是一個政治上的斗士。她喜歡政治斗爭，對她相信的事業有著狂熱的沖動，不太愿意聽取建議，相信她永遠是對的、不可能是錯的，她鄙夷共識。”她藐視“社會”，認為集體不應為個體承擔太多責任。
    雖然她的執政風格被指責造成了英國社會的階層分裂，但好的一面是，與當今信息化時代舉手投足都要考慮民眾情緒的西方政治家不同，她可以“乾綱獨斷”，推行自己認為有必要的大膽改革，而有些痛苦的、損害一些利益集團的必要的結構性改革確實需要以這樣的方式作出。反觀當今的西方領導人，無論是在美國、歐洲還是日本，大都不敢實行可能得罪選民的改革。他們不能痛下決心改革過于僵化的福利制度，造成一定的“福利病”的累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來應對經濟困境，只能希望借助“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而大舉開動印鈔機，卻反而有可能誘發新的金融危機風險。相比于這些領導人，撒切爾夫人或許有她的“專斷”的缺點，但事后證明正確的“專斷”就是“果斷”。
    最后，二戰后西方形成的基本模式是一種混合經濟模式，既有國有部門也有私營部門，既實行凱恩斯主義也接受新自由主義，既強調經濟自由化和效率也構建基本的福利制度，為最容易受沖擊的人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生活保障。如上所述，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在“度”的層面上大大改造了這一模式，改變了其重心，但并沒有從根本上顛覆這一模式。她只是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作出政策調整并取得了成功，英國經濟的好轉也不能完全歸因于她的政策，還有其他偶然因素，例如北海油田的發現等。“撒切爾主義”的經驗值得借鑒，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準。
    經濟政策最忌諱的應該是教條化，應該因地制宜，用不同的理論和學說。世界的形勢與風潮不斷轉變，不能以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放松管制取得的成效，來否認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對金融業加強監管的合理性，同樣也不能以美國的強化監管，來否認中國進行自由化改革的必要性。正像北歐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其福利模式就能輸出到所有國家一樣，南歐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歸結于福利將人養懶，而是有復雜的原因。正如不能以金融危機的爆發來否認市場機制本質上的有效性一樣，也不能以歐洲福利國家的困境來拒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事實上“國情”、“實事求是”等提法本身并沒有錯，只是當它們成為維持現狀而拒絕向更好方向發展的擋箭牌的時候，就令人厭惡了。對撒切爾改革的借鑒應該是它的精神，而不一定是某種固定的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