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舒彤 文 近來圍繞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討論，讓我想起17年前（1996），當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風行之初，在紐約的一本雜志上看到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 “臺灣的寧靜革命”（Taiwan'sSilentRevolution）。

日前與一年輕朋友聊起此事。我說，臺灣從蔣經國晚年 “寧靜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轉型，不過十多年時間，世稱 “SilentRevolu－tion”：一是對“舊制度的終結”，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幾乎無聲無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實現了和平的變革。朋友是媒體中人，他說，“把你的臺灣故事寫出來吧，讀者會感興趣的。”我說，“好，就從蔣經國晚年說起吧。”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臺北圓山飯店宣告成立，國民黨內一片驚惶。郝柏村（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說：“偏激分子組黨與中共統戰呼應，否定中華民國，當然不能容忍！”罪名不?。?ldquo;與中共呼應”，是“通匪”；“否定中華民國”，是“臺獨”。兩項均涉嫌叛國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蔣經國卻“容忍”了。他說：“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采取激烈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應采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對組黨問題，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內，可研究組黨的可能性，暫以秘密進行。”

反對黨成立，觸犯國民黨的“戒嚴法”。類似狀況在1960年已發生過一次，當時雷震在《自由中國》雜志鼓吹成立反對黨，并付諸行動，與地方自由民主人士郭雨新、許世賢、高玉樹等籌組“中國民主黨”，秘密草擬“中國民主黨創立宣言”。“宣言”提出，“組成英美式和平政黨，以取代武力革命，避免國破家亡的慘境”。但后來雷震被蔣介石以“匪諜”罪判刑10年，反對黨胎死腹中，《自由中國》雜志被禁。

這回，蔣經國對“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作出與他父親相反的決策，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是他一生的歷史轉折點，也是臺灣命運的歷史轉折點。

9天后，10月7日，蔣經國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凱瑟琳·葛蘭漢姆（Katharine　Graham）專訪。他宣布：“臺灣即將解除戒嚴令，并正積極研究合法組織新政黨等問題。”當時在場擔任記錄的馬英九回憶道：“我聽到嚇一大跳！”10月8日，《華盛頓郵報》以頭版頭條地位，刊出對蔣經國的專訪。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宣布從7月15日零時起，撤銷在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

12月5日，修正后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包括政黨登記方式。

1988年1月1日，解除報禁，準許新報紙登記。

蔣經國去世前最后關注的一件事，是終結戒嚴時期凍結選舉的“萬年國會”，他督促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和副秘書長馬英九擬定第一屆民意代表（包括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退職辦法和第二屆選舉事宜。

臺灣的“寧靜革命”，就這樣起步了。

蔣經國的選擇，究竟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臺灣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的體制內改革”，還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革命”？至今爭論不絕?；卮疬@個問題，要看國民黨在臺灣建立的是什么樣的制度；蔣經國的選擇，是不是為終結“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蔣經國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蔣介石建立的是在大陸已經失敗了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黨國舊制度”，而且變本加厲。龍應臺女士在其書中有一段描繪：

……五千個山東流亡學生渡海到臺灣就學，由七位老師帶領到了澎湖，被國民黨強迫當兵。一個學生站出來，只講了半句話：“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要說……”司令官李振清一個眼色，衛兵舉起刺刀刺去，學生的鮮血噴涌而出，倒斃地上。承諾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帶他們來上學的七個老師，到處奔波、陳情，結果全被當作“匪諜”槍殺。

對此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龍應臺女士在書中辯護道：“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后，決定最后一個堡壘臺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然而誰會相信，這五千孩子和七位為孩子們上學奔波的老師，是“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作戰決策”的“匪諜”？濫殺無辜的“白色恐怖”，不過是國民黨為延續“舊制度”的手段而已。國民黨在臺灣的恐怖統治，揮舞的是兩把殺手锏：一把叫“匪諜”，一把叫“臺獨”，借以在全臺灣制造“恐諜”、“恐獨”的恐懼心理。

你想反對國民黨專制腐敗、爭取自由民主嗎？若是從大陸來，你就是“匪諜”！若是原本在臺灣，你就是“臺獨”！不殺也要抓去綠島關押洗腦。為了鞏固舊制度，國民黨在臺灣長期實施“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連統治大陸時期那點假民主也一筆勾銷了。最荒唐的，是規定“光復大陸”前凍結總統和國會選舉，人稱之為“終身總統”和“萬年國會”。

自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在臺灣宣布“戒嚴令”，到1987年7月15日終止戒嚴，臺灣人民在“戒嚴令”下的恐懼生活達38年之久，這恐怕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的戒嚴歲月。

蔣經國在去世前作出終止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準備終結“萬年國會”等一系列選擇，究竟向世界發出了什么信號？蔣經國內心明白，這是開啟終結“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舊制度”的“大革命”的第一步，他決心跨出這決定性的一步。

他也明白，假如把他的選擇拿到國民黨體制內的中央委員會或黨代表大會去“黨內民主”，那些既得利益的委員和代表們是通不過的。所以他必須訴諸體制外民眾和輿論的力量，上下互動，內外妥協，才能在終結“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變革進程中，維護“人民國家安定”的目標。那時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沈昌煥，警覺到了蔣經國這一手的風險，他提醒蔣要注意風險，蔣經國回答：天下沒有永遠不變的東西！

那時蔣經國已百病纏身，坐在輪椅中視事。他別無選擇了嗎？也不是，“此時此地”，他有三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種，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拼經濟”，政治上“維持現狀”，這是國民黨內的主流傾向。這個戒嚴體制在風雨飄搖中已經維持了38年，而蔣經國已是風燭殘年，他完全可以再維持幾年，留給臺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對蔣經國個人來說，這是最容易的一種選擇。

第二種，接受鄧小平的“問候”，共商兩岸統一。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設計，本來就是針對臺灣和蔣經國想出來的。直到1985年，鄧小平還請他和蔣經國的共同朋友李光耀專程赴臺，向他在莫斯科的學弟表達“問候”。事后蔣經國召見美國在臺協會代表丁戴維，囑他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臺轉達鄧小平的“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和平統一”，蔣已給予否定響應。根據當時形勢，蔣經國若作此選擇，鄧小平滿意，美國也會默認。至于臺灣內部反對力量，蔣經國以他的權威，誰也難以阻止。

第三種，就是“告別舊制度”。同過去國民黨的舊制度告別，同過去獨裁者的蔣經國告別，帶著臺灣，告別過去，順應時代潮流走上新路。

蔣經國選擇的，正是這一條對于他個人，對于他的黨，對于他的政權，都屬于最困難的新路。蔣經國以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取代了他父親的“以不變應萬變”，帶領臺灣跳進歷史大變動的驚濤駭浪中。以至直到今天，歷史最終作出了確認，盡管許多人仍不理解他，一直在質疑這個獨裁者的“動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