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柜里珍藏著一套墨西哥學院歷史學中心教授克拉拉·利達女士送給我的書簽。這些簡樸而不失美麗的紙質書簽是“西班牙流亡者后人聯合會”印制的，每一張都印有墨西哥國旗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國旗，還附一首小詩，多是西班牙“二七代”詩人的作品。

其中一首這樣寫道：自由的墨西哥/向清風和晨曦/敞開懷抱的民族/血脈明晰的印第安人/擁有土地、種子和機器的農民/身形魁梧、手掌寬大/鍛造著祖國之命運的無產者/墨西哥的自由民族/曾經跨越大海，向你奔來的/漲著熱血的那道西班牙河流/如今又滿帶著慷慨熱血回來了/然而這一次，是你征服我們……

四百多年前，西班牙殖民者摧毀了墨西哥的古老文明，給那塊被征服的土地命名為“新西班牙”。四百多年后，從節節敗退的西班牙共和國逃出來的公民流離失所，為墨西哥政府所接納，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尋找他們的“新西班牙”。

此時的墨西哥雖然貧窮，卻令他們羨慕：這個遭受了重重災難的國家，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革命，墨西哥人在革命中找回了被遺忘、被壓制的過去，抬頭面向廣闊的前路。而他們，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精英，也曾試圖在西班牙進行一場偉大變革，喚醒沉睡的民族之魂，走向民主、自由、進步，卻終告失敗。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被描述成是一場法西斯勢力與反法西斯力量的激戰。然而激戰的意義不止于“反法西斯”。那些缺乏戰斗經驗、在軍需供給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拼死保衛共和國的人，那些從世界各地而來加入共和國陣營的外國人，捍衛的是一個未能成功的理想國，一個壽命短暫的烏托邦。

歷史是勝利者寫就的，失敗者的歷史因而彌足珍貴，容我們想象人類曾經的另外的可能。在如潮水般離開故國焦土的西班牙知識精英中，有女哲人瑪麗婭·桑布拉諾。她在一篇散文中這樣寫道：“烏托邦的歷史，它的生命與演化、誕生與消亡的輪回，才是我們西方文化最真實的歷史。”“二七代”詩人里最杰出的幾位代表亦在流亡者之列。他們精心營造的純美的詩歌王國，與一個氣象一新的西班牙息息相通，與戰火和專制格格不入。

在本國建立不了烏托邦，那就試著在別處、在流亡途中建立烏托邦，哪怕僅僅是精神上的。20世紀的流亡者們的足跡構成了正史背面的歷史?？死?middot;利達教授便專志于研究西班牙共和國的流亡者群體。學術興趣的養成，學術方向的取舍，多與個人經歷有關。利達出生在阿根廷，長成于墨西哥，求學于美國，足跡踏遍南北美洲。她的父親萊蒙多·利達，這位出生在歐洲猶太人家庭、曾與博爾赫斯對話的著名文學教授，亦是流亡者。因為不喜歡帶有某種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庇隆政府，萊蒙多·利達離開阿根廷，輾轉至墨西哥定居，后成為墨西哥學院語言文學中心的主任。墨西哥學院的前身就是為接納西班牙共和國流亡知識分子而建的“西班牙之家”。

在官方宣傳的文字中，墨西哥學院以敞開懷抱收容西班牙和南美洲流亡知識分子為驕傲。這是一個理應充滿寬容與自由氣息的地方。不可否認，作為國立的高級人文社科研究機構，它擁有一流的設施和一流的師資，可是，守衛森嚴的大門、閉合式的建筑布局、圖書館出口處負責搜包的警察都讓人體會不到友好的感覺。一位也曾經在此訪學的中國學者告訴我說，她不喜歡墨西哥學院，因為這地方的官僚味太重。

后來，讀到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小說《烏拉尼亞》中描繪的墨西哥“朗波里奧研究中心”時，我想起了墨西哥學院。書中寫道：“一座六角形建筑，中間設置一個內院，屋內為將來的學生分出思考間和工作間。”建造者“景仰方濟會修士和巴斯科·德·基羅加主教，想要重建墨西哥十二使徒時代潛心研究的氛圍”。他“希望把自己的家和山岡變為全體研究員和哲學家聚會的場所”。朗波里奧研究中心建在一個被貧民窟包圍的山岡上。人類學家們在中心里埋頭搞他們的項目，卻無視近在身邊的這些被拋棄在現代化進程邊緣的人影，這些在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大城市周邊安營扎寨的無名部落。對于這些研究人員來說，包括純科學在內的一切都不過是追求權力的方式而已。朗波里奧的“烏托邦”實是對今天學界的一種諷刺。

我的感覺是，我接觸過的幾乎每一個從事人文研究的學人，不論中外，或多或少都在抱怨所處單位的腐敗和學術體制的荒誕?；蛟S，人文學科的這種普世性危機不是哪一種體制的問題，而是一個現代性問題?？茖W研究的進步，必然意味著學科分類的細化，以致各個學者越來越深陷于專門的領域而無暇他顧。術語阻礙了自由思維，符號取代了社會現實，學問與人、與生活拉開了越來越大的距離。知識累積成一樁樁宏大的工程、一部部厚重的著作，卻反而成為人與真理之間的障礙。日趨精密、完善的體制給學者以庇護，也讓學者受制于權力。某些時候，在“價值中立”說辭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懦弱和冷漠。所謂“象牙塔”，并非一個值得羨慕的所在。

我們總是傾向于認為，理想國在別處。上至托馬斯·莫爾，今至勒克萊齊奧，歐洲人習慣于把烏托邦設置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洲。在《烏拉尼亞》的故事里，一個法國土壤學家來到墨西哥，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和那里每天都在發生的事讓他時時陷入沉思：“我望著亞居斯和他的妻子，他們的臉仿佛是玄武巖雕像一般，正是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熔巖塑造了他們。他們是永恒的。”

烏托邦應是具有永恒性質的。人認識到自己生命的有限，人生中一切的短暫易逝，故而需要在精神中營造出永不腐朽的東西來作補償。若非宗教，則是理想國、烏托邦。在歐洲人眼中保留著原始氣息的美洲大陸，以及這塊土地上保留著千年萬年文化傳統的居民，便成為烏托邦想象的理想載體。勒克萊齊奧的同胞、藝術家安托南·阿爾托幾乎與西班牙共和國的流亡者在同一時間抵達墨西哥。在藝術家心中，西方的沒落對應著美洲土著文化的活力。他甚至與印第安人同吃同住，將墨西哥土著文化理想化到極致。他聲稱：“歐洲文化已經失敗了，隨著它的機器的無節制的發展，歐洲已經背叛了真正的文化。”他期待著革命進行中的墨西哥能引領一場更為廣闊的變革，用革命中挖掘出來的原始文明的生命力，來治愈歐洲人思想意識中由現代性造成的病患。然而事實上，墨西哥革命并未將與世隔絕的印第安人徹底“拯救”出來，阿爾托所期待的以美洲土著拯救老大歐洲的文化革命也并未發生。

前文中提到的巴斯科·德·基羅加主教則早在1531年就從西班牙來到墨西哥定居。他為親眼所見的印第安人的悲慘生活所震撼，決心像基督對待窮苦人那樣地救助他們。他寫信給自己的上級抨擊奴役制度，在新西班牙殖民地上一家接一家地建立醫院，還受托馬斯·莫爾的啟發，進行烏托邦的實驗。在米卻肯地區，他將印第安人召集起來，在融醫療、傳教、教育乃至農耕為一體的“醫院村”中共同生活。在這樣的社區中，人人平等，印第安人免受壓迫和欺凌，可以培養和發揮各自所長。盡管飽受殖民者的批評和嘲諷，巴斯科·德·基羅加主教的善舉還是得到了西班牙王室和當地印第安人的共同肯定。今天的我們該如何看待歐洲人最初的這場烏托邦實驗呢？或許，我們可以視之為黑暗殖民地時代的難得一見的亮光，或許，如中國學者索颯在她的拉丁美洲游記《把我的心染棕》中所記錄和思考的：“醫院村曾是理想化的殖民地行政細胞”，而巴斯科·德·基羅加主教“在同情印第安人的同時，堅決維護教皇和國王的絕對權力，維護征服的合法性。”

然而實驗者畢竟留下了一份精神遺產，它融入了勒克萊齊奧臆造的烏拉尼亞，融入了《烏拉尼亞》中與朗波里奧相對的另一個烏托邦：坎波斯。在坎波斯村，沒有權威，孩子們沒有父母，只有哥哥姐姐；無論孩子還是大人都要不斷地學習，而上課就是聊天、聽故事、做夢、看云；這里的人們膚色各異而平等相處，共同勞動，盡管物質條件極為簡陋。然而，在今天的這個時代，所有守護傳統的樊籬、一切堅守信念和良知的努力都抵不過現代經濟生活模式的瘋狂擴張?？膊ㄋ沟木用褡罱K遭到驅趕，踏上流亡之途，前往新的去處。

勒克萊齊奧在書的末尾留下的一段話，無疑是今天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在火山爆發之前，地球上最窮困的地區在時刻潛伏的戰爭與貧困中日漸蕭索。只有大批逃難者如同海底涌浪一般，前赴后繼地撞碎在邊境的礁石上。沒有什么值得樂觀的事情。”在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看來，使我們對生活仍然懷抱希望的，是烏拉尼亞的信念。烏托邦是烏有之邦，烏拉尼亞則是“天上的國度”。我們雖看不到烏托邦，卻總還能看到天上的國度——頭頂之上的燦爛星空，這片我們的祖輩曾經看著的、我們的子嗣也將繼續看到的星空。它是永恒的。人在不斷的挫折和顛沛流離中尋找理想世界的努力，也是永恒的：過去曾有，將來也還會有新的嘗試。

（本文作者現任教于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