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不可一日無君。”對于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現代政治體制的國家來說，這句古話并不適用。對于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在一人手中的現代國家來說，“無君”則有可能導致長期隱藏的矛盾總爆發、社會陷入大動蕩的惡果。對于整個國家的命運來說，無政府狀態（anarquía）是巨大的災難，而非熱血青年想象中的烏托邦。正因為此，大權在握的政治領導人往往會在意識到生涯將盡時決定自己的接班人人選。1975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去世并未引發西班牙新的內戰。他在1969年就選定的繼承人胡安·卡洛斯親王成為該國政治穩定的保障，并引領西班牙逐漸步入民主化之路。2012年12月，重病在身的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也以憲法為據（盡管他向來喜歡修改憲法），公開指定副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代理他行使總統職權，直至下一次選舉。

從2012年12月查韋斯赴古巴接受癌癥治療開始，外界就絕少聽到他的聲音了。馬杜羅關于總統健康狀況的每一次聲明都被各家媒體以多種方式解讀，委內瑞拉官方發布的查韋斯近照和社交網站上流傳的查韋斯衰照混雜于網絡，真真假假，引得謠言四起。直到北京時間2013年3月6日凌晨，馬杜羅沉痛宣布查韋斯總統于當地時間5日16時25分去世，“查韋斯之謎”才正式得到破解，各路聲音也紛紛擺出預設好的姿態，來為這位傳奇政治人物定性：或是考迪羅（Caudillo，首領，拉美的軍事獨裁者，或得到軍隊支持的獨裁者），或是革命家，或是獨裁者，或是反美斗士……中國媒體請來專家發表預言：“查韋斯去世不會導致中委關系大逆轉”“查韋斯去世導致委政局動蕩的可能性不大”……似乎在有意安撫繃緊了神經的中資公司高管們。無論如何，大多數人還是相信，即便是在21世紀，一位政治領導人的健康狀況還是密切關系到一個國家乃至整個大洲的政治動向的。

權力的誘惑

就在查韋斯總統一次次接受艱苦卓絕的手術、引發全世界關注的那段時間里，我正在享受假期，沉迷于觀看科幻電視系列劇《火炬木小組》（Torchwood）的第四季。

第四季名為“奇跡日”，劇情是這樣的：某一天，奇跡降臨，人類開始停止死亡，按照生理規律應當結束生命的人永遠停留在了彌留之際，醫院里人滿為患。在短暫的驚喜后，人類陷入恐慌之中，因為既然新的生命還在源源不斷地誕生，地球資源將很快被瘋狂增長的人口耗盡。于是政府出臺措施，將所有病人進行分類，失去行動能力而仍有知覺的人歸入一類，被統一送入政府搭建的“擴充營”中。二類病人雖不致被限制自由，卻得忍受永久病痛之苦，靠止痛藥度日。獨立于政府的“火炬木小組”開始進行秘密調查，發現“擴充營”實是焚燒室，政府以此一次性解決無用的人口；還發現一家跨國制藥公司早在奇跡降臨之前就已囤積了大批止痛藥，似乎早有預謀；有神秘集團策劃這場危機以建立世界新秩序，操控全球……

我很佩服編劇的想象力。不過，編劇也有可能從帝國主義陰謀論中汲取了靈感。在籠罩著危機氣氛的時代，陰謀論總是很有市場。按照激進左翼的帝國主義陰謀論的說法，這個世界正在一步步地為白人精英集團所控制；他們四處制造戰爭，獲取豐厚的軍火利潤；他們故意造成金融危機，掠奪普通人的財富；他們用轉基因生物技術摧毀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農業，讓“劣等民族”從此在胃口上聽命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具有比美國總統更大的權力，政客不過是富豪把玩的傀儡而已……不管這些說法有幾分真實，事實上，盡管這個世界已經很美好很昌盛，但不平等仍然在各地存在，而且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似乎越來越深了。

而查韋斯總統一定會對這些說法全然贊同并加以引用。在全世界的政治領導人中，他一向高調出場，高舉反帝大旗，為窮人說話。他曾放出豪言說，有決心一直在總統位子上干到2031年，并將在執政生涯中創造十年“黃金時代”。最終，2031改寫成了2013。他也真正被陰謀論的陰影所吞沒。他在生前就曾指出，美帝國主義致力于除掉所有他們不喜歡的外國政治領導人；近年來拉美左翼總統接二連三地罹患癌癥，美國中央情報局便是幕后黑手。

在觀看《火炬木小組：奇跡日》這部科幻作品時，我聯想起查韋斯的病情。當某一位癌癥患者在存活幾率極低的條件下手術成功，我們總說這是個“奇跡”。假使現代醫學成功地為查韋斯創造奇跡，他的反對黨們會很失望。假使劇中虛構的“奇跡”真的降臨，查韋斯的反對黨們將陷入更大的恐慌中,因為總統通過修憲達到的“無限期連任”將超越個人生命的界限，真正永無限期。只要總統還能發表演說，那么他絕對不會下令把自己列入“一類病人”。他會吃著止痛藥繼續當他的總統，也許直到永遠。

一切生命都畏懼死亡，因而追求永生。另一方面，也許正因為個體占據的物理空間和生命的有限，人類又本能地對永久、無限的概念感到畏懼。神話中的仙子寧愿放棄永生的神的身份，換取有限的俗世幸福。“奇跡日”不是賜福，而是災難。永生不死的當權者若不是上帝，便是魔鬼了?，F代權力制度設計的初衷即在于限制個人長久把持權力。寫滿災難的現當代史一次次證明，沒有長生不死的當權者，無論是希特勒，還是卡扎菲；當權者的奇跡日的終結，也往往不像人們所預想的那樣會成為大災難的肇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地球還是照樣運轉。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挫折

在今天的委內瑞拉，支持還是不支持查韋斯？仿佛成了每一位國民的身份標識。一國之民因政治觀點的分歧而走向越來越嚴重的分裂，誠然不是理性的愛國主義者所愿意看到的。委內瑞拉是怎樣走到今天這個局面的？

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東歐國家相繼發生劇變和蘇聯解體，持續約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似以西方陣營的勝利而告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論一度甚為流行——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消費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爭斗結束了，歷史畫上了句號，從此，人類將生活在文明、理性、自由、繁榮的世界里，直到永遠。

我從來不敢相信被鼓吹的幸福，正如我從來不肯相信肯德基在廣告紙上宣稱的精挑細選優質肉雞是真正的雞。消費主義社會卻力圖讓你相信，生活在此時此地，你很幸福。無論是競選口號，還是商業廣告，還是娛樂節目，一切都在逼著你感受幸福。與此同時，現實又逼著你在殘酷的競爭中干掉更多的對手，謀取更多的利益，因為弱肉強食，因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因為你若不努力，便會被社會淘汰，而命苦不能怪政府。

這些便是新自由主義需要你牢記的一部分信條。作為一種經濟思潮，它是與社會主義針鋒相對的。它主張非調控化，反對國家干預；主張私有化，反對公有制；主張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國家。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遭遇經濟危機，使主張政府積極介入市場經濟的思想陷入窘境，自由主義思潮重新抬頭。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推行的政治保守、經濟自由的政策大為成功，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張開拓了廣闊的市場。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首先在1970年代由南美軍人獨裁者引進各自國家，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被大多數拉美國家政府搬入執政綱領之中。

拉美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既有應對外債危機的需要，也有外部強加圖謀控制的嫌疑。拉美國家自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獨立之后，經歷了近兩百年的“發展”、“改革”乃至“革命”，都沒有根本性地改變以出口自然資源或經濟作物為主的經濟模式。二戰后興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本欲開拓出一條政府主導、脫離對外工業品依賴的新路，終未能使這些國家成為真正的工業大國，卻導致經濟危機，陷入借債發展越欠越多的無底困境中。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私有化、外向型導向的經濟改革便成為內外一致的呼聲——在大多數拉美人眼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代表了可恥的帝國主義，它們逼迫無力償還外債的拉美國家政府進行符合發達國家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就大多數拉美國家的情況來說，新自由主義雖一度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增強了經濟活力，但其惡性影響更為顯著。急速進行的私有化改革使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失業問題更為嚴峻；國家資本的退縮與外資的自由進入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體系屢遭重災；經濟惡化、貧富差距造就的大量社會問題，與糟糕的治安管理水平結合在一起，使拉丁美洲的大城市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區。

在委內瑞拉電影《特快綁架》中，委國首都加拉加斯的繁華街市和綁匪的殘忍高效構成了一幅巴洛克式的圖景。這不是一部驚險片，更像紀錄片。影片很紀實地揭露數據：在拉丁美洲，平均每60分鐘就有一個人被綁架；70%的被綁架者不會活著回來。影片中，人質被綁匪帶到自動取款機前提錢，卻遇上另一伙綁匪，綁匪和綁匪一通血戰；人質劫后余生遇到警察，沒想到警察也干綁架的營生……影片是拍給有錢人看的：當你的餐桌上有富余的面包，請想一想那些吃不飽肚子淪為綁匪的人。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已是聲名狼藉。民眾失望地看到，沒有穩定的貨幣，沒有可靠的治安，經濟改革造就的繁華原來都是些啤酒泡沫而已，雖則可以咂咂嘴，然而只是氣泡。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四腳朝天：教你顛倒看世界》一書中感嘆，在20世紀末，所有人都陷入了一場信仰危機，因為人們不再相信人類能夠改變歷史。“自由”的旗號與激情無關，卻與“保守”掛鉤：人們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就不再相信任何變革向善的努力。

社會主義思潮在拉美復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拉美國家復興。事實上，社會主義力量并沒有隨著冷戰的終結而在拉丁美洲壽終正寢。在這些群體中，有的繼續暴力革命，有的繼續走議會選舉的道路，還有的在反思中轉為更加注重本土化實踐，采用更貼近群眾的話語表達方式。如1994年在墨西哥興起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就借用現代通訊手段，以生動乃至幽默的語言來宣傳自己的革命綱領。進入21世紀，拉美國家的政局開始接連發生轉向，“社會主義”的口號越來越受歡迎，人民用選票選出了偏左的政治領導人。盡管各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闡釋不一，他們推行的變革都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糾正：限制外資，讓本國自然資源重新國有化，關注民生，消滅貧困，等等。

總體來說，這些領導人可以分為“激進”派和“溫和派”或“務實派”：前者以查韋斯和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為代表，后者以巴西的盧拉和智利的巴切萊特為代表。前者對“美帝”咬牙切齒，抨擊新自由主義毫不嘴軟，后者并不與美國和新自由主義公開決裂；前者喜歡超越既定政治程序，搞修憲，謀長期連任；后者尊重既成政治體制，不跟反對派搞僵；前者往往仰賴石油收入改善民生，后者則更注重經濟的自主性和可持續發展。

查韋斯曾不幸成為西班牙漫畫雜志《星期四》某一期的封面人物。被惡搞的查韋斯戴著他標志性的紅色貝雷帽，伸出右手食指，露出兩排大牙：“美國佬滾蛋！”他渾身赤裸，胸口的黑毛向下延伸，在那看上去也頗為激進的話兒下面，吊著兩只黑色大油桶。

貝雷帽和油桶象征著查韋斯牢牢掌握的兩個籌碼：軍隊和石油。前者是他推行變革的保障，后者是給他積聚底氣的睪丸。

當烏戈·查韋斯還是一名青年軍官時，他就在軍中創建政治運動，主張實現委內瑞拉民族英雄、美洲解放者玻利瓦爾的理想，改變不公平的社會秩序，建立拉美國家聯盟。他曾謀劃兵變，事未成而被捕入獄，后東山再起，通過聯合諸多左翼黨派、合法選舉的途徑成為委內瑞拉總統。從1999年開始，世界人民見證了委內瑞拉政治的奇跡。政黨競爭、到期換屆的總統系列劇變成了連續?。翰轫f斯從這一年開始，除了2002年經歷過一場短暫的未遂政變外，就從未離開過總統位子。他強力推進石油國有化，讓油元為貧苦百姓服務，對外則積極挑戰美國霸權，尋求拉美國家的團結統一。全世界都在關注這部委內瑞拉連續劇的劇情走向，它帶給大家許許多多的思考，關于個人與權力，關于政治體制，關于社會正義……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在他的《大眾的反叛》（1930）一書中反復提及一個概念：直接行動。在20世紀初，大眾運動已展示了駭人的力量——他們并沒有一個脫胎于成熟理論的行動計劃，要改變公共秩序、追求正義，就直接訴諸行動，走上街頭。當這些行動的人群遇到一個頗具人格魅力的領袖人物時，民眾主義領導人就誕生了。

有一些學者就將查韋斯界定為拉美“新民眾主義”的代表人物。“直接行動”這條短語讓我聯想起查韋斯所來自的兵種：空降兵。奇跡般地從天而降，直插敵后，殺出重圍。查韋斯總統與貧窮、反對派和帝國主義的斗爭方式就類似空降作戰：欲以兵變方式直接奪取權力，未成，再轟轟烈烈地去競選總統，成功后自上而下進行激進變革，在受到憲法制約時即繞開程序，直接發動群眾支持修憲，在反對黨和外國勢力的重重包圍中把總統一直做下去，把變革一直進行下去。底層民眾始終是查韋斯總統堅決的擁護者。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享受了“革命”的實實在在的好處：據拉美經委會的統計，委內瑞拉貧困人口比重從1999年的49.4%下降到2010年的27.8%。一個手握兵權和石油的統治者，與廣泛的參與式民主結合在一起，成為21世紀初委內瑞拉政治的一大特色。

仍在摸索中

在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所著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一書中，關于委內瑞拉的那一章題為“那一抹紅——豎起革命的旗幟”。作者親赴委國，記錄這場變革中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底層民眾建立社區委員會嘗試社區自治，開展合作社運動實現生產自救，總統則不知疲倦地上電視傾聽百姓呼聲，下基層了解真實狀況，并推出一個又一個鼓舞人心的計劃改善公共教育和醫療條件。底層民眾與總統積極互動，很多人要誓死保衛查韋斯，捍衛革命，中產者則因生活水平下降抱怨頗多。與革命激情同時存在的，是因政治觀點的尖銳對立而形成的社會分裂。而社會分裂正在給這個國家造成越來越消極的影響。

張女士在書中贊賞革命，又表現得疑慮重重。她記錄了與查韋斯總統的親身對話?？偨y為自己謀求連任的做法辯護說：“我作為改革的推動者，就像一位畫家正在繪出一幅圖像，當然希望有足夠時間把這項工作完成，并看到成果，試想一位畫師畫了一部分，不能繼續下去，要由另一位又或再一位畫師繼續，結果這已不再是原來構思的那幅畫了……”

這本書匆匆繪出的查韋斯總統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慷慨、熱忱、精力旺盛，還頗具浪漫情懷——這表現在他喜愛文學藝術，特別是詩歌。無論是演說還是解釋施政綱領，這位總統都喜歡即興的方式，這是詩的方式，藝術的方式。感性壓倒理性的革命建設是危險的?？偨y自比正在作畫的藝術家，那么他的創作理論是什么呢？查韋斯在掌權之初追隨的是介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所謂“第三條道路”，自2005年開始，他舉起“21世紀社會主義”的大旗。事實上，誰也說不清查韋斯的“主義”脫胎于哪一套理論。在他滔滔不絕的演說中，耶穌、堂·吉訶德、玻利瓦爾、馬克思、托洛茨基、切·格瓦拉等等都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者、解放者，仿佛基督教的原始教義、美洲本土的解放思想，以及國際左派先賢祠中的一切人物皆能入得查韋斯思想理論之彀中。徐世澄先生主編的《拉丁美洲現代思潮》一書是這樣評價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的：“從某種程度上看，它是基督教教義、印第安主義、玻利瓦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卡斯特羅思想和托洛茨基主義等各種思想的混合體。”

或許，我們不應指責查韋斯的理論混亂。實踐總比理論更重要，適合于委內瑞拉本國發展的理論，也許正在如赤道陽光般生動熱烈的摸索醞釀之中吧。然而，最熱烈的希望有可能瞬間轉為最具破壞力的失望。但愿這一幕不會發生。

在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我也留意到，正如其他國際熱點事件一樣，在中文的新聞網站上，關于查韋斯的去世，關于查韋斯其人，網友評論分為尖銳對立、互不相容的兩極：有揶揄道“病魔終于戰勝了查韋斯”的，也有向這位“偉大的反美斗士”致敬的。在這個資訊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時代，人們常常為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分為左右對立的兩極，左邊的人不愿聽右邊的人講道理，右邊的人也不喜歡聽左邊的人講道理，眾人只是滔滔不絕，便在各自的囈語謾罵中越發疏離了彼此。無論如何，變革向善的努力不能因此而停滯，長遠意義上的進步需要大家在道路方向上的共識。關于這一點，委內瑞拉的這一部終于劇終的政治連續劇應該能給我們一點有益的啟示。

（本文作者現任教于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