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臺灣的表兄聊天，他要我猜個謎：“臺灣的公交車沒有哪條線路？”我答不出，他亮出謎底：“臺灣的公交車沒有8路。因為老蔣對八路恨之入骨。”
六十年代初，王鼎鈞在臺灣新成立的中國電視公司做編審組長，節目部在屏幕上打出的每一個字，事先都要他簽字。簽了幾天，王先生有了跟電視劇中的李鴻章一樣的感慨：“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比如，電視劇中有這樣的臺詞：“這年頭人心不古”，“這年頭沒有是非”，“這年頭好人難做”。王先生略加思考，大筆一揮，將“這年頭”三個字刪掉。
王先生講了個中原因，“這些話，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過，所謂‘這年頭’指的是國民黨政府。臺灣的劇作家多半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學生，不知不覺也用了。”（王鼎鈞《文學江湖》臺灣，爾雅，2009，頁390）如果不刪掉，萬一有個好事者告上去，說這三個字影射當局，就可能砸了飯碗。
在一個綜藝節目中，主持人與來賓對談，因為來賓的普通話說得生硬，主持人好奇地問：“你說的是哪一國的國語呢？”來賓：“是臺灣國語啦！”王先生再揮大筆，把這個對話砍掉。他的理由是，在“臺灣國語”這四個字的前三個字可以組成一個“臺灣國”，倘若人家說這是為臺獨張目，他吃罪不起。
還有一次，他從一個已經通過的電視劇劇本中發現了一個大隱患——劇本講一個從大陸來臺的有著二子一女的家庭在逃亡中離散。二十年后，大兒子當了警察，小兒子當了流氓，唯一的女兒淪落風塵。兄弟姐妹三人互不相識，結果流氓哥哥嫖了自己的妹妹，警察哥哥打傷了自己的流氓弟弟。而這三個孩子的老爸叫鐘正。這不是指著鼻子罵老蔣嗎！王先生立即叫停這個節目，勒令修改家長的名字。（同上，頁391）
王鼎鈞是臺灣十大散文作家之一，讀他的書，不僅體味了文字之美，而且長了不少見識。見識之一，就是臺灣戡亂時代的語言禁忌。
禁忌語各國都有，日本天皇皇后的名字是禁忌，英語里淫穢的語言(obscene language)是禁忌。禮儀之邦的中國在釣魚臺蓋別墅的時候，“出于對外賓習俗的尊重”，就把西方人認為“不吉祥的1號、4號和13號”摒棄在編號之外（樹軍編《釣魚臺歷史檔案》中共中央黨校，1999，頁130）。
禁忌語至少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生活禁忌語，一種是政治禁忌語。前者比后者壽命長，后者比前者威力大。前者經得住歲月的汰洗，后者往往政改禁去。前面說的臺灣的那些禁忌語，也就活躍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就隨著蔣總統的嗚呼而無影無蹤。我跟臺灣的一個政治學博士說起“這年頭”的典故，他瞪大眼睛，張大嘴巴：“哇塞，是真的嗎？”
大陸的青年博士也好不到哪兒去，你跟他談三四十年前的禁忌語，他也“哇塞”。
那時候，買毛主席像不能說買，得說“請”，跟農村人逢年過節“請神”一樣。陳獨秀的孫女就是在買主席像時說了一句“太貴了”，成了“現行反革命”。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回內蒙古鑄鍛廠，見到當年的工友們，問呼市火車站的毛主席像是怎么拆的，工友們連連擺手：“可不敢這么說。那是送，送主席像。”
請神容易送神難，就是送瘟神也得“紙船明燭照天燒”。送主席像就更難了，第一，你不能從容不迫，必須速戰速決；第二，你不能大張旗鼓，只能偷偷摸摸。
重慶大學的毛主席鋼筋水泥塑像，是在一個夜里用炸藥炸的。“有點像夜半行竊，活兒干得干凈利索，凌晨3點動手，平明拂曉，東方紅廣場上便只余下一片廢墟。”云南大理的駐軍要毀掉一個玻璃鋼制作的主席像，“軍領導做了周密布置，也是黑夜，塑像四邊用編織布圍個密不透風，然后讓工兵迅速對領袖實施切割，大卸數段，用軍車迅速拉上蒼山，投入事前挖好的大土坑，澆上汽油：燒！——火焰蓬然而起剎那，聽說，一戰士躲避不及，眉毛和臉部被猛撲而來的大火燎過，幾天未見好。他嚇得誠惶誠恐地私下念佛，對人說：啊呀！毛主席真菩薩呀！瞧，我們一動粗，老人家就顯靈啦?。ㄖ茏稳省睹珴蓶|巨像：從造到毀》，《記憶》2008年第3期）
說主席顯靈，源自個人崇拜。不過，這崇拜多半是被崇拜者所賜。“斯大林死了以后，蘇聯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到了中國，毛澤東認為個人崇拜還是要的……他既然堅持要個人崇拜，我們就一度把個人崇拜改為個人迷信，好像個人崇拜還可以，迷信才不好似的。”（黎澍《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關于文革產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場談話》）
個人迷信改成了個人崇拜，政治禁忌有增無減。美學家高爾泰在敦煌時，每天起得很早，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冬天辦公室要生爐子，所以，他來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劈柴。“有一次，遇到一樹根，實在難劈，高一邊劈一邊罵：‘真他媽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聽到了，運動一來就成了罪狀。被人揭發，說他辱罵共產黨員，因為斯大林說過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蕭默《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頁137）奇怪的是，高爾泰在他的自傳性散文集《尋找家園》里竟沒有提這件事，估計是他當時的罪名太多，這點事已經不算什么了。
四川自貢的王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這樣一件事：1959年，重慶15中的吳老師下放勞動。時值月末，其友清理飯票，發現尚余3斤半。旁人羨煞：“你好闊氣啊，一個月怎么吃法？還有3斤半！”其友曰：“你沒看見，我這個月四處打游擊哇？”“打游擊”意為去別處“蹭飯”。越三年，“階級斗爭”大倡，此事被揭發。“打游擊”被說成是配合臺灣“反攻大陸”，其友被捕。但“打游擊”非一人可為，吳老師遂成了同伙。1963年，二人皆以“反革命”罪獲刑8年，刑滿勞改于“苗溪茶場”。胡風、章詒和都是他的難友。
（王銳《一個短笛手的命運》，《昨天》，2012年第4期）
我的南京朋友方子奮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文革”中，他因“現反”罪在南京勞改，與另一個“現反”老戴相友善。老戴獲罪完全是禍從口出：1968年12月26日那天，他一早就出去買面條，為的是給侄女過生日。轉了兩個小時一根也沒買到。一打聽，原來這天是偉大領袖的誕辰，南京人早就把面條買得精光。老戴怏怏而返，快到家時，正趕上一面條代銷點突然到貨。老戴奮不顧身擠上前去，一下買了好幾斤?；丶液笥袃晌焕洗髬寔泶T，看到他買的面條，交口稱贊他有好運氣。老戴受了夸獎，頭腦發熱，發起議論來：“中國人真他媽的邪門，平時哪一天不能吃這倒頭的面條，一個個偏偏要擠到今天來趕時髦，也不知湊的哪門子熱鬧。這好，面條搞得比金條還難買，成了他媽的什么鬼世道！”沒承想，就這幾句話，他就成了“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廣大革命群眾自發紀念偉大領袖生日，把大好革命形勢下的社會主義污蔑成‘什么鬼世道’”的“現行反革命”。老戴先是被“群眾專政”，然后送勞改。他的惡運并沒有到此結束，毛主席去世時，他不慎哼哼“亞克西呀嘛亞克西”“大寨亞克西”的曲調。指導員認為他“對偉大領袖的逝世幸災樂禍”，于是給他辦了學習班。老戴被打得鼻青臉腫，大小便失禁。（方子奮《老戴的“幸災樂禍罪”》，《記憶》2009年第21期）
這種“亞克西式聯想”在電影的片名上也多有體現。第六代導演王小帥的《越南姑娘》被認為片名太曖昧，容易讓人想入非非。只好改，改來改去，改成了《扁擔姑娘》，成了一個老掉牙的農村片。路學長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被認為片名太反叛，只好改成了毫無懸念的《長大成人》，讓人家以為是美國電視劇《成長的煩惱》的翻版。王朔的《我是你爸爸》被斥為“這不是罵人嗎？！”頑主一氣之下，改成了沒有一點娛樂性的《爸爸》。從此枯燥乏味的片名《我的父親母親》不再形只影單。盡管如此，《爸爸》仍未通過。平實如《爸爸》者尚且如此，《打左燈，往右拐》這種影射禁區的片名更別想通過。編導們寢食不安，晝思夜想。集思廣益的結果，是將它改成了一句廢話——《紅燈停，綠燈行》。
海峽兩岸的例子說明了政治禁忌語在發生學上的兩大特點：第一，它們產生于全能體制，體制越全能，禁忌語越多。人們對“這年頭”、“鬼世道”的另類讀解就是例證；第二，它們得益于想象力，想象力越發達，禁忌語越奇特。比如上面說的“打游擊”、“特殊材料”、“亞克西呀嘛亞克西”。
政治禁忌語對社會有什么影響，我沒有研究。我只知道，它會給日常生活帶來麻煩。比如，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不能說“農民”，因為農民中有地富。所以，住在老鄉家里的學生，半夜尿急，又摸不著尿桶，也不知電燈開關在哪里，就只能大叫：“貧下中農開燈，貧下中農開燈！”（張曉良《文革開始時我剛上小學》，《昨天》2012年第7期）如果這戶人家恰巧是中農，這位同學就只好尿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