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鄉/文

1976年的冬天，中國高層政治生態的變化具有太多的戲劇性。

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報》刊發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章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篇充滿階級斗爭語調的文章背后，是江青與華國鋒對毛澤東遺囑是“按既定方針辦”還是“按過去方針辦”的一場爭執。毛澤東去世后，在誰是接班人這一問題上，公開的斗爭就開始了。

文章刊發后僅兩天，在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精心策劃下，“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瓦解“四人幫”及其黨羽的過程，比預想的要順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而在這之前，胡耀邦就已經在考慮如何為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了。

據新華社資深記者、《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葉劍英曾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當時提出“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的主張，并請葉選寧轉告給華國鋒。在胡耀邦看來，當時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和狠抓生產。

不過，他的觀點當時并不被華國鋒等人認同。毛主席的接班人華國鋒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張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與宣傳部門負責人的談話中強調“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停止批鄧（小平）和平反冤假錯案當時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廂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來的斗爭雖然波折，但勝負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鄧小平復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再往后，華國鋒的權力逐步被解除。雖然胡耀邦還要面對黨內諸多的方向性爭執，但勇氣和策略讓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中勝出。

中央黨校平反先聲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之前，中央黨校已在文革的沖擊下成了一個停止運轉的爛攤子，所有教職員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華中央黨校五七干校勞動。重新恢復中央黨校工作后，胡耀邦負責主持日常工作，校長由華國鋒兼任，第一副校長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兼任。“四人幫”雖然已經倒臺，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時仍然被黨中央認定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軼歐參與了對中央黨校的整肅。1977年的中央黨校，還籠罩在這一陰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頭子當作保護傘。

在1977年9月的一次黨骨干分子的整風會議上，有人當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問題。這種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向都是以中央決議為準。而胡耀邦的回答頗令在場人士振奮，雖然給出了限定條件，但他明確表示：“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直接的領導，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胡耀邦給出的限定條件是，只限于黨內會議上提意見，材料要及時上報中央，不能外傳。三個月過去了，幾位黨校教員又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不貼康生的大字報，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貼在樓內走廊里。胡耀邦給的答復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對。“他說不提倡也不反對，在當時的情況下實際上就是支持。”中央黨校教授李公天對筆者說。第一張揭批康生的小字報是李公天和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衛平等五人撰寫的。這一標題為“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么路線”的小字報所要表達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線”實際上和“江青路線”是一丘之貉。他們五人都在小字報上署了名。

中央黨校的小字報迅速被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中央認定康生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還需要一段時間，但中央黨校內部針對康生的大批判就此開始，對一些冤假錯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啟動。李公平說，“平反冤假錯案最早是從中央黨校開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開始就強悍地存在。李公平舉例說，1964年任中央黨校辦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為一”運動中受到“留黨查看兩年”的處分。文革中，拒不認錯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被開除黨籍。在為王介山平反時，時任黨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認為，文革時的處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為一”運動是毛澤東發動的，所以“留黨查看兩年”的處分還得保留，不能平反。針對這種情況，胡耀邦則明確表示，“不管什么時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況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錯案都要平反。”中央黨校為此還專門成立了落實政策第二辦公室，專門甄別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錯案。

把中組部辦成“黨員之家”

在中央黨校組織日常工作之時，胡耀邦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在輿論上為平反冤假錯案張目。在1977年8月18日結束的黨的十一大上，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對過去審查干部中遺留的一些問題，應當嚴肅認真地盡快妥善處理……‘四人幫’強加于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胡耀邦決心利用這一表述，來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黨校的三位教師楊逢春、葉揚和陳中撰寫了《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刊發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報》一個版。此時正值粉碎“四人幫”一周年。雖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報告上的那些觀點，但這篇文章還是讓“文革”中被批倒的眾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發表后一個月，作者和《人民日報》即收到1萬多封來信。

但這篇文章卻遭到組織部門的抵制。胡耀邦為此又組織撰寫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落實》，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署名“本報評論員”。以“毛主席”的名義，反擊毛主席發動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當時常能取得好的效果。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對組織部門進行“換血”：“各級黨委應當加強對組織部門的領導，在需要加強的地方，應該選擇黨性強、作風正派、辦事公道、敢于堅持原則并有工作經驗的同志去充實、加強組織部門的工作，特別是要選擇這樣的同志擔任這些部門的領導職務。”

此時，中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長郭玉峰的大字報已經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郭玉峰被責令做檢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職。新的中組部部長由胡耀邦來擔任。上任伊始，他即開始大刀闊斧的平反工作。

陶鑄的夫人曾志時任副部長，據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開中組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時，對平反冤假錯案的艱巨性做了描繪：現在可以說是積案如山、步履艱難。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還是泰山？一時難以說得清。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還有建國前由于歷史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錯案，如被捕被俘人員問題、延安“搶救運動”遺留問題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還是很多的。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艱難程度就如同登喜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卻步。他在中組部內成立了三大工作組：老干部接談組，專門接待來訪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組，負責安排中央國家機關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組。胡耀邦還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他，不要阻攔，有寫給他的信，不準扣押。他想要改變中組部“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衙門形象，讓它成為真正的“黨員之家”。

聲勢浩蕩大平反

為冤假錯案平反的阻力首先來自觀念，“兩個凡是”思想仍然籠罩在整個中國上空。胡耀邦為此組織學者撰寫并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給予“兩個凡是”以致命一擊。

中組部本身的權限也使平反工作難以展開。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國各?。ㄊ?、自治區）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參加的會議，以加快對疑難冤假錯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許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開了“疑難案例小型座談會”，“會診”疑難冤假錯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錯案的一個關鍵時段。有關解決“右派”問題的專門會議也在山東煙臺召開。當時中央專門有一個“右派摘帽五人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認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們“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著既往不咎，后者則是對當年錯劃右派行為的平反。幾個負責人認為，只能對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右派才給予改正。而中組部派去參會的楊士杰則堅持，不能只對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右派才給予改正，應該實事求是，錯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發布11號文件，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復待遇”問題。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號文件采納了組織部的意見。公安部、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將本單位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報》刊發評論員文章給予贊揚。

“兩個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變得順暢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國媒體上，“平反”是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從“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到“惡攻英名領袖華主席”的李九蓮，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到“伊瑪尼黨”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提供的數據是，僅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萬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數幾個“大右派”就未獲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較原來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難。最終的結果離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時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況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錯案都要平反”還有相當大距離。

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說，在1980年前后有聲勢浩大的進京上訪群眾，一旦他們的上訪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產生游行、抗議等行為，成為政府十分憂慮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個“上訪鬧事”的名叫傅月華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在1982年底進入了尾聲。

歷時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是“文革”后“撥亂反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徹底的，既缺少對受害者的適當賠償，也沒有對各個運動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罰，但它讓數百萬蒙冤的個體恢復了名譽，并且穩定了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伴隨著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各級黨政軍的領導也進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國開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