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于春濤/文  構建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是“十二五”期間，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自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十二五規劃之后，《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分別由我國政府有關部委頒布實施。

最近的業界動態也表明，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亦將正式出臺。指標相關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早于2011年10月征求意見。

如果沒有意外的變化，我國宏觀審慎框架的四個操作工具：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和流動性指標，都將于2013年開始實施。屆時，如何選擇、統籌宏觀審慎工具，將是擺在金融決策者面前的現實問題。

筆者認為撥備應該定位于我國宏觀審慎框架的首選經常性工具。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補充撥備的難度相對較低。

按2012年開始施行的《金融企業準備金計提管理辦法》，撥備是指金融企業對承擔風險和損失的金融資產計提的準備金，包括資產減值準備和一般準備。補充撥備的方法是，資產減值準備計入金融企業成本，一般準備從金融企業的凈利潤中計提。這其中，貸款損失準備缺口需要從核心一級資本作扣減。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在不超過信用風險加權資產的1.25%前提下，可以計入商業銀行的二級資本。

我國的撥備操作是以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兩個指標為基點。具體監管標準為貸款撥備率為2.5%和撥備覆蓋率為150%，并按兩項標準中的較高者確定商業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要求。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為配合經濟刺激方案，中國銀行界投放了巨額信貸資金?！?008年至2010年期間，與國外銀行業撥備呈下降趨勢形成鮮明對比，我國銀行業的撥備水平卻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由于計入當期財務成本相對易行，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率分別從114%和2.7%,提高調整至209%和2.4%。

相對而言，我國銀行業補充資本的渠道要復雜許多。主要有：引入戰略投資者；股東注資；通過配股或增發股票向資本市場再融資；利潤提留、提供未分配利潤補充資本金。

自2000年12月民生銀行掛牌3500萬股試水上海證交所，拉開銀行業體制改革帷幕，至2010年下半年的光大銀行步農業銀行后塵收官IPO，我國銀行業已經結束了歷時十年的上市潮。2013年各項宏觀審慎新規到位之后，銀行業可以在宏觀層面操作的渠道，將主要是財政、匯金注資和資本市場再融資。

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資本補充，始于1998年發行2700億特別國債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其后，2003年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動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資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2005年，工商銀行再次獲得國家15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資。2007年底，國家開發銀行獲得匯金公司注資200億美元。2008年11月農業銀行獲匯金190億美元注資。2010年8月匯金公司發債千億注資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

縱觀以上幾次我國銀行業千億數量級的財政、匯金注資，大多運作時間長，協調部門多。 并且歷史上國有銀行體系進行關鍵性改革的時期，也是財政體制面臨壓力的時期。在我國當今的國情下，政府或股東注資模式的操作不可能常規化，可操作頻率不及于撥備。

其次，撥備核銷的難度相對較低并影響資本充足率。

在宏觀審慎框架中，計提撥備和計提逆周期資本的目的都是抵御系統性風險，但從使用程序來看，撥備卻是資本之前抵御風險的第一道防線。

按《金融企業準備金計提管理辦法》，撥備核銷的規定是“符合條件的資產損失經批準核銷后，沖減已計提的相關資產減值準備。” 在宏觀審慎的主要操作工具當中，撥備是在我國實踐時間最長的一個。歷史上，我國銀行業曾一度出現過高撥備、高不良的兩高現象，即由于呆賬的認定等原因造成巨款撥備核銷不了的情況。如果這一問題繼續得不到有效改善，2013年各項新規到位后，我國銀行業以后仍有可能出現撥備覆蓋率高，而撥貸比—貸款撥備率低的全行業通病。

相對而言，資本的核銷影響面大，難度更大。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于1999-2001出現了大面積銀行不良資產。當時，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比例在2002年底達到2.28萬億元和23.61%。 1999年，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收購了四大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累計1.4萬億不良資產。 在沖抵四大行原資本金的同時，作為注資平臺的匯金公司于2003年底成立。 其同有關部委一道作為主要股東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的角色。

2002年底，我國主要商業銀行仍按常規對外公布資本充足率。但當時，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機構平均撥備覆蓋率只有不到7%。如果當時充分計提撥備，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實際為約負3%。歷史案例證明，沒有真實的撥備作為第一道防線，資本充足率可能會有形無實。

資本充足率作為宏觀審慎框架中的核心工具，它的補充和核銷難度相對較大?？偨Y我國為數不多的大規模資本補充實踐，往往是一個多方博弈的復雜過程。 因此，2013年之后的操作可以先通過補充難度相對較低的撥備來試水。

回顧我國資本充足率上調的實踐，它的波及幅度十分巨大?？梢灶A見，2013年之后，無論是再上調甚至出現第一次下調的操作，它的波及影響可能遠在貨幣政策工具之上。本著“宏觀”加“審慎”的原則，筆者認為，它的操作頻率不應頻繁。宏觀審慎的經常性工具，應該首選波及面相對小的撥備。

（作者系獨立風險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