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歐陽曉紅 近期國家外匯管理局（簡稱外管局）公布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經常項目總順差2138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173億美元，上年為順差1861億美元。

這一組數據頗為靚麗，因為其改變了中國持續了13年（1999年至2011年）的雙順差格局，轉為“經常賬戶順差、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儲備資產微增”的新格局。

對此，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天時地利人和”。不過，這種趨勢能否持續？

外管局相關負責人解釋，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改革、外匯儲備基本穩定后，如果經常項目順差，必然形成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

此外，2012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度升值僅0.25％，這些利好因素則給予央行更多的政策空間，或許匯率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然打開。

14年首現資本項目年度逆差

“中國的經常賬戶余額趨于平衡；資本與金融賬戶則出現近14年來的首次年度逆差。”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如此歸納我國2012年的國際收支特點。

張明的邏輯是，用目前國際通行標準（經常賬戶余額占GDP比率低于3%~4%就意味著不存在顯著失衡）來看，2010年起至今，中國的經常賬戶余額已經基本趨于平衡。

其次，資本與金融賬戶在最近14年來（1999年至2012年）首次出現逆差。2012年，中國的直接投資順差仍達到1801億美元，這意味著在更短期限的資本流動方面，中國面臨著將近3000億美元的資金外流。從季度數據來看，除第一季度資本與金融賬戶面臨順差外，在2012年的后三個季度，該賬戶都面臨持續逆差。

具體而言，外管局初步數據顯示2012年，貨物貿易順差雖有所增長，但服務貿易和收益項目逆差擴大、經常轉移順差減少，經常項目總順差2138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較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

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173億美元，上年為順差1861億美元。除第一季度外，2012年第二至第四季度資本項目和金融均呈現逆差。此外，外匯儲備增長大幅放緩。2012年，國際收支口徑的外匯儲備資產（剔除匯率、價格等非交易價值變動影響）僅增加987億美元，同比少增74%。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的儲備資產增量創下最近10年來的新低。而2007年曾突破4000億美元，即使在2011年也仍然高達3878億美元。

一位外管局人士坦言，過去的一年，由于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金融動蕩加劇、國內經濟增長減速，我國總體面臨資金流出的壓力。他解釋，近期公布的銀行代客結售匯和跨境收付款數據雖然顯示2012年12月外匯凈流入有所反彈，但這只是減緩了資本凈流出的速度，2012年第四季度資本和金融項目依然逆差318億美元，第二、三季度分別為逆差655億美元和712億美元。

但對于“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新格局，這位外管局人士認為，這表明我國國際收支自主平衡的能力增強，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方向，也體現了藏匯于民的成效。

不過，貨物貿易順差部分為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所對沖，外匯儲備增長放緩，不會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利好方面是，“央行可以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根據經濟運行狀況和變化，保持合理的流動性，滿足實體經濟的合理資金需求。”上述外管局人士表示。

新格局可持續？

不言而喻，國際收支新格局來之不易。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天時地利人和”。

趙慶明說，我國過去幾年一直在追求這種平衡。這其中也有偶然因素，去年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不被國際資本看好，人民幣一度出現貶值預期。去年8月中下旬之后，貶值預期基本消失，但很快又轉為升值預期。2012年全年升值幅度僅為0.25%，是自從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的次低。

而這種周期性因素也是張明對國際收支新格局可持續與否的擔心所在。令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國際收支再平衡主要由周期性因素驅動，那么隨著周期性因素的變化，中國的國際收支完全可能重新失衡；而如果國際收支再平衡主要是由結構性因素驅動的，那么中國經濟就有望實現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

其實，對于上述擔憂，決策層也沒有底。外管局亦意識到由于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主要是市場主體根據境內外利差、匯差等市場環境變化開展的“資產外幣化、負債本幣化”的財務運作所致，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因此平衡的基礎尚不穩固。

“如果2013年國內外環境一旦向好，不排除還可能出現階段性的資本流入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提出‘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任務，表明這項工作依然要常抓不懈。”上述外管局人士說。

但至少可以預見的結構性因素是，中國經濟基本面顯示，人民幣不再具備大幅升值的基礎。央行近日公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簡稱《報告》）稱，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使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正如張明分析，結構性因素之一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至2012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幅度均超過30%。人民幣匯率升值改善了中國的貿易條件，有助于降低出口增速，提高進口增速，從而有助于降低貿易順差。

而“勞動力為代表的國內要素價格調整與服務貿易逆差與海外投資負收益的擴大”是其他的兩大結構性因素。張明說，海外投資凈負收益意味著中國這樣一個國際凈債權人在向國外源源不斷地支付利息，這無疑意味著顯著的國民福利損失。

諸如“國際金融危機的變化與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則是周期性因素。問題是，尚無從判斷哪種因素的作用更強。這也昭示，2013年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像“以日本新一輪量化寬松為代表的全球流動性過剩，可能改變中國面臨的短期資本流動的方向。”張明認為。他預計中國將在2013年轉為面臨新一輪短期資本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