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謝良兵/文 當時鐘擺動至2020年，38歲的王渝已經在成都市新津縣城開一家小便利超市十年了，早已脫離戶籍意義上“農民”身份的他，如今算得上一個事業有成的私營小業主。十年前的2010年8月，他將集中居住的房子以協議價13萬元賣給了一個城里人。

根據當時成都市的統籌城鄉改革，王渝所在的村也實行了集中居住。集中居住區的房子每套成本僅不到6萬元。28歲的他將房子賣給城里人時，這種協議并不被法律認可。村里的老人則擔心王渝貪圖一時的金錢享受賣掉房子，很可能就回不去農村了。

老人的擔心并沒有發生。王渝稱，如果自己想回去農村，依然可以回去租地做“農民”，只是他早已習慣了城市的生活。而當年買他房子的城里人因向往農莊生活而在村里租用了一大片土地進行種植業，當上了“農民”。

2020年的中國，“農民”不再是戶口本上的身份，而只是360行中的一個職業而已。

農民只是個職業

王渝的變化得益于成都市當年的統籌城鄉改革。

自2003年成都市進行統籌城鄉工作以來，成都市有關方面就一直在做縮小城鄉差距的努力。成都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04年，成都城鄉人均公共服務投入的差距是1542.8元；到了2009年，城鄉人均公共服務投入的差距縮小到136.2元。

差距的縮小帶來了身份的平等機會，但它依然受制于戶籍制度。以“城鄉分割”為根本特征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嚴重損害了農民享受平等國民待遇的權利，戶籍制度構筑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在身份和實際利益上的不平等。

2010年11月16日，成都市開始進行全域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改革。成都市統籌委社會處處長劉禮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強調，這一改革消除了“農民”身份，它只作為一種職業存在。城鄉社保也統一，“真正做到了無差別，無身份”。

劉禮稱，這有賴于農村財產確權之后，權屬清晰，使之回歸到生產要素的本來面目。借由災后重建的機會，2008年，成都市展開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通過對農村土地確權，明晰了農民的財產權，農村產權交易制度又讓農民的財產有了流動轉讓的權利。

農民最大的財產就是土地和房屋，成都市新津縣袁山村的一位村民手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土地使用證和房屋所有權證三本證書，連稱這些證件讓他吃下了定心丸，更重要的是，有了變現的機會。這也消除了農民進城的顧慮。

截至2012年10月底，成都市共向農戶頒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110多萬本，集體土地使用證111萬余本，房屋所有權證118萬余本。這種確權之后，“即便是城市人落戶農村之后，也不會侵占農村資源。”成都市統籌委副主任秦代紅說。

在成都市的戶籍改革中，農民進城“沒有交換條件，不強制剝奪（農民）已有的權利。農民非但不是‘光腳’進城，反而是穿著‘風衣’進城。”秦代紅說。事實上，早在2004年，成都市就已經打破了沿襲50年的城鄉二元戶籍登記制度。

秦代紅說，自由遷徙的真正意義在于，“沒有給你設置任何政策與行政的障礙和限制，讓你不能去什么地方。”盡管2010年成都市公安局的資料顯示，2003年以來除卻土地被征用等被動因素，成都市自愿主動進城落戶的農民僅200人左右，但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步入城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求是》雜志撰文透露，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乃至舉家外出到城鎮定居的種種束縛正在加快解除。到2011年底，中國農民工數量已突破2.5億人，其中舉家外出的農民工數量已突破3000萬人，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諸多行業產業工人中的主體力量。

城鄉發展一體化

但成都的戶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成都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經歷了一個過程。成都市統籌委社會處處長劉禮說，過去近十年，成都市在建立均衡化的城鄉公共服務體系，解決城鄉之間的權利和福利差異等方面投入了不少“真金白銀”。

比如，為了補齊城鄉教育差，成都3年投入了9個億。根據四川大學副校長趙昌文的計算，在2018年前，成都每年僅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等幾個方面，每年需要的錢不會低于2000億元。

成都市市長葛紅林2001年主政成都，他回憶說，1987年他第一次出國時，在多倫多的一個小鎮看到它的城市和鄉村幾乎沒有差距，路兩邊雖然是稻田，也沒什么會所，但農民生活很富裕，家家有小汽車。成都有了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設想。

從2003年開始，成都以規劃為龍頭，作為統籌發展的基礎。一系列指導城鄉發展的專項規劃相繼完成。規劃把城市和鄉村建設看成整體系統工程。依據社會經濟發展，全市被劃分為3個圈層，這為城鄉一體發展提供了基礎平臺。

除此之外，早在國家有關政策和制度安排之前，成都就逐步構建起城鄉一體化的養老、醫療、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達到了城鄉社保無縫銜接和自由接續，農民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享有更好的社會保障。這是葛紅林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從政理論。

不過，全國性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目標直到2008年才真正確立。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并發表公報，對農村改革做出重大部署?！吨泄仓醒腙P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獲通過。

全會提出，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是：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農村文化進一步繁榮，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落實，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更加健全，農村社會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

其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目標尤為引人注目。陳錫文透露，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8年較快增長，從2003年的2622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2011年當年的收入增長額達到了1058元，是歷史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增收首次超過千元的一年。

不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13倍。這個差距雖比2009年的3.33倍、2010年的3.23倍有所縮小，但仍顯示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難度之大。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指出，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關鍵是農村全面小康。

土地制度是關鍵

農民收入的增加有賴于工業化。在2007年“全域成都”構想提出之時，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和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的“三個集中”，已經成為成都謀篇布局的核心，三者聯動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統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件“燒錢”的事情，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愿意像成都市這樣付出。據媒體報道，2012年四五月間，國家發改委主管城鎮化工作的副主任徐憲平曾帶隊調研城鎮化，但“戶籍改革幾乎遭到了所有市長的反對”。

曾有研究表明，戶口本上共有67項城鄉居民“不同等待遇”。而幾乎所有的待遇都與財政掛鉤，這被認為是戶籍改革的財政難題。成都市近十年的統籌城鄉改革實驗也驗證了這一點，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耗資巨大。

不過，海南省三亞市市長王勇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對于三亞這樣的城市，戶籍改革并非難事，財政壓力也不大。壓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三亞已經在積極引導外地人變為當地市民。

成都統籌城鄉改革中做對的事情首先是土地確權。在2011年末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均要求基本完成覆蓋農村集體各類土地的所有權確權登記頒證，要保障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

尼爾森公司大中華區總裁嚴旋在暢想2020年時稱，到2020年，60%的中國人都將成為城市居民，并且平等享受機會、待遇和福利。中國城市化的最終目的，在于把更多的中國老百姓變成中產階級，把他們變成消費者。

中國房地產產業協會副會長朱中一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期間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2020年中國農村會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但他也強調，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依然是推進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也首次提出了“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并將“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寫進黨代會報告中。

王渝成為成都改革的受益者，而他的同鄉們將在未來成為整個中國農村改革的獲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