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中國

周其仁

比“土地無彈性”更甚的一種謬見，是主張“不能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因為據說“給農民土地權利會損害農民的利益”。根據此論，土地市場無從立足，因為“不給土地權利”意味著抽掉了市場的前提。這不是小事，值得認真一辨。講過了，對論不對人，誰誰說的就不引了。

先看經驗。容我從近的說起。上世紀80年代有一次鄧小平見外賓講中國狀況，有這么一句，“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當時是真不夠吃，城鎮居民靠票證分配，糧食有定量，副食也有定量，像東北地區炒菜油每人每月3兩，所以主政者榮獲“陳三兩”美稱。新鮮菜蔬不要定量的時候，靠排隊。農村呢，2億多人不足溫飽，種地的人自己吃不飽還要交糧食。有同學問起，那時沒有房子問題嗎？有的，比現在嚴重，但誰也顧不過來。吃不飽的時候，什么也顧不上。

為什么8億人搞飯吃，還是一個不夠吃？天氣好壞、土地大小、肥料多少？都有關系，也曾經用盡一切力氣去改善。后來發現，決定性的因素是人肯不肯好好干。多開會、學大寨、階級斗爭？后來也發現，一時行，長久不行；少數人行，對多數人不靈。直到1984年，中國人搞的飯終于夠吃了——全國范圍第一次出現賣糧難——憑什么？官方表達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掰開了看，聯產承包制里的那個“產”，不是產量，而是土地財產，是農家利用耕地的權利。當政策和法律承認農民家庭擁有承包、耕作、經營農地的權利時，農民種地的行為判若二人！

清清楚楚問一句，中國人吃飽飯，到底靠什么？是靠“給農民權利”，還是靠謬論主張的“不給權利”？那一波改革其實是圍繞這個要點，做了一場社會實驗。開始不少省份堅持“走陽光道，反獨木橋”，結果先行包產到戶的地方以“產量”檢驗了“方向”。我下鄉的黑龍江省，“糧豆總產300億斤”的宏偉目標年年喊，但沒有一年做得到。后來改革頂不住了，也包產到戶，當年糧豆就過300億斤。“給農民土地耕作和經營的權利”，究竟是損害還是增強了農民的利益，歷史是做了紀錄的。

農民能不能謀求農業以外的收入，也是一個權利問題。多少年都是不行的，后來開了一個口子，就是可辦鄉鎮企業，叫做“離土不離鄉，就地富起來”。集體的鄉企之外，再多幾條路行不行？離土又離鄉，農民個人進城鎮經商務工，到沿海打工，行不行？慢慢都行了，其實就是不斷“給農民更多的權利”——附著在農民身上的勞動能力，其實也是一種人力資產，農民自己有權用還是沒權用？可不可以人往高處走，到一切可能帶來更高收入的領域去試試運氣？

這些都是“權利”。有點抽象，不似送農民一些慰問品，或發一筆國家補貼那么看得見、摸得著。“權利”者，一組制度安排下允許的行為范圍也。承包集體土地、從事非農生產、辦農民企業、到遠方打工，還不都是“行為范圍”？所謂權利大，就是行為的范圍寬、可選擇的自由多。經驗證明，恰恰是這個抽象的行為范圍如何劃定，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影響。普通人的經濟自由增加了，社會的物產就豐富，人們的生活水平就提升，這是屢試不爽的。有人覺得還沒有試夠，那就繼續試吧。

經濟自由即行為范圍的擴大，在每個時期總有個“邊”。這是因為，處在一個社會當中，一個（群）人的自由增加，的確可能損害他人的自由。因此，為了有秩序的自由，行為范圍總有個邊，不可能是無邊的自由。

問題是，所謂對“他人自由的妨礙”，受既得利益、行為慣性與過時觀念的影響，可能劃得不那么準確?；氐桨a到戶，初期障礙重重，無非是人們擔心沖擊原來的公社體制。農戶有權自由種地了，那原先敲鐘管事的生產隊長們的權力，是不是被“侵犯”了？老實說，是被侵犯了。別看公社通常窮窮的，但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的特權，相對而言也可以不小。說改革是帕累托改善——只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應該是一個很粗糙的命題。

農民辦鄉鎮企業是不是沖擊了“國家計劃”？那也是多少年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情。新生的權利要站得住，不可能不經歷磨難。鄉鎮企業在與老牌國營工廠的競爭中勝出，算不算“損害”了后者？歷史需要一個過程才能得出新結論。1996年我到上海調查國營紡織系統的下崗潮，恰逢農民工進城，究竟誰損害了誰，以及在政策上不讓誰損害誰，一時間殺得難分難解。

這是說，擴大用權利保障的經濟自由，在任何時代都有一個展開的過程。利益、慣性加觀念糾集到一起，讓擴大經濟自由、解放生產力并不總是一條直線。改改停停、進進退退，或許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遠看一個歷史時段，我們還是不難得出結論：“惟擴大農民的權利，才增加農民的利益”。把統計本本翻出來，去年全國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怎么調整，也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有較大的增長。倘若把這些年給農民的權利——承包權、轉讓權、辦鄉鎮企業和民辦企業權、外出打工權、以及領取農產品補貼權——一概取消，還有沒有這么一個水準的收入？往未來看，要爭取農民人均再增加、再倍增，究竟是繼續“給農民權利”，還是“不給農民權利”？

回來說分歧最大的，也就是當下包括農民宅基地在內的農村建設用地，究竟要不要“給農民更大的權利”？這里所說“更大的權利”，無非就是成都周宏德提出來的“還權賦能”——城鎮居民的房屋土地可轉讓、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也承擔貶值），農村居民的房屋土地也可轉讓、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與貶值。同地同權，一并納入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

此舉到底怎樣“損害農民利益”？看來看去，論據就是三點。一曰允許農民賣房賣地，他們進城站不住腳要回來，再也沒有立錐之地。二曰農民弱勢，容易在短期利益誘使下賤賣物業，長遠吃虧。三曰賣資產賣的大把銀子，農民會拿去賭博，或中計上當被騙，都是飛來的橫禍。

我的辯駁只一句話：“產權”是選擇權。不是嗎？使用權是在資產的不同用途中做選擇；轉讓權是在資產自用還是他用之間做選擇；收益權呢，不過是在資產不同的收益方式之間做選擇。農民有沒有資格享有選擇權呢？經驗和邏輯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要明白，在制度和政策層面討論的“農民”，是整體上來說有行為能力的主體。農民不是未成年孩子，也不是智力體能有缺陷、非別人代管不可的被監護人。像我一路看下來的，種植自由、選經營方式的自由、辦企業和打工的自由，中國農民把這些權利都用得好好的。不少神來之筆，還令城里人拜伏。

當然，一項新權利剛出現的時候，農民也要學習。不過，利益使人聰明，因為利益逼人學習。從出門討飯要開介紹信，到大江南北自由行，當然會出狀況，包括受氣、吃虧、上當。不過，不能說行使權利可能遇挫，就把人家的權利剝奪干凈。你把人家的權利拿了去，你就不出錯??？至于1個農民行權出錯，就把999個、甚至9999個農民的權利統統拿走，更是政治算數不及格的表現。正確的辦法，是對那個農民伸以援手，同時保障999或9999個農民行使權利。

我國城鎮1997年以后大規模房改房，居民家庭凡有房的都可轉手、都可出售。但是有權利賣，不等于必須賣；賣也不等于一定就賤賣。我們更沒有看見誰，因為賣了房就住到大馬路上去的。為什么？因為產權是選擇權，其主人會審慎處置的。農民有了更大的地權，為什么一定更不審慎？估計自己在城里站不住的，或站住也不幸福的，那就不賣鄉下房舍，留著將來回來住。對當期出價不滿意，可以挺著等行情。至于急用而售，那不好說一定是賤賣。我現在的薪水比剛畢業時高很多，那當年是不是“賤賣”了自己？不是的。那時不上班，怕活不到今天領現在的薪水?？傊?，鞋大鞋小腳知道，問題是讓腳有知道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