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侯思銘
錯誤的城市規劃往往造就難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華的住宅區域試圖用無處不在的庸俗來沖淡它們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無力支持一家好的書店……商業中心只是那些標準化郊區連鎖店的翻版……快車道則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損傷了城市的元氣。”這似乎在描述我們的今天，而事實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國。發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記者簡·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對當時美國以“現代城市主義”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鏟除貧民區、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樓，她奮力地指責那不是對城市的改造，而是對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規劃僅僅被當作城市設計，城市問題也只被看作社會問題，那么浩劫在所難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無所不在的車流裹挾，通勤時間過度消耗也被習以為常，世界似乎已經擁擠到只能容納推土機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長著同一張臉。很少人能說清問題出在哪兒，但假如還有人覺得充足的資金可以改變這一切，那只能說這個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廂情愿。
與五十年前的美國經歷同樣的抱怨，這大概意味著我們又走了一條早已被判定為錯誤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處則是雅各布斯的質疑直指現代城市規劃與重建改造的原則與目的，她拒絕接受規劃對城市的洗劫，堅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本身服務，而不是為車輛。雅各布斯為保衛社區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寫請愿書，發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過各種方式與錯誤的決策抗爭，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被視作美國城市規劃的轉向標，并很快被公認為戰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規劃提出挑戰的書。她不是在講述生硬的理論，而是誠懇地告訴人們城市在真實生活中是如何運轉的。幾十年之后，她的中國同行王軍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輾轉得到了這本書的英文版，彼時王軍已經開始《城記》的寫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護。相隔上萬公里和五十光陰的結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華盛頓廣場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鑿而過，而在王軍所捍衛的老北京，推土機所保持的巨大慣性竟無人能擋。
新舊北京之戰
在國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時候，美國費城的總規劃師，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時代》雜志封面的城市規劃師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設計》（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寫道：“人類在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個體工程也許就是北京了，這個中國的城市，被設計為帝王之家，并試圖成為宇宙中心的標志……它在設計上如此杰出，為我們今天的城市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寶藏。”
這樣一個超越了國界的物質財富，在本國卻一度被視為封建殘留，棄如敝履。北京的古城墻慘遭拆除，古建筑被損毀。更有甚者，北京市規劃局在1963年提出改建故宮方案，如果不是周恩來的一句“保留一點封建的東西給后人看也好”，故宮也早已在那時就離我們遠去。對于這一切，中國當時最杰出的建筑學家梁思成感到痛心、不解和絕望。“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的一塊皮。”
梁思成仍記得1948年，中國共產黨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請他標注古城需要重點保護的區域，以便在攻城中避開。當時北平城的全面保護被列為攻城重要級別的第一項第一級，而今僅僅過去不到十年，當初的保護者卻變為拆除者，曾經的佳話亦成笑談。
拆除老建筑，我們得到了什么？競技比賽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樓破壞了過去壯美的天際線；新興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無個性可言”；無限拓寬的馬路剝奪了人們步行的閑適與意愿，天橋與地下通道迫使人們“上天入地”……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蘇解放在2005年發出的抨擊雖然尖銳，卻撼動了很多國人的心，“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
抗戰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壞速度尚在正常范圍之內，之后破壞的韁繩卻越來越松，等到北京確立了城市的單中心結構，老城的破壞更快馬加鞭。
保護老城與建設新城從此截然對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幾百上千年的積淀，一旦拆除損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個北京城未來的整體發展，關乎生活在其中人們的切身利益。新舊北京之戰早已打響，它們都被禁錮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則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則我進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終處于戰爭的劣勢一方，到如今幾乎被蠶食殆盡，但是王軍認為，這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實則有著巨大的邏輯錯誤，只要讓老城和新城分開發展，人們就會意識到，“原來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與生
時間最終驗證了梁思成的正確，這是他的幸還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史稱“梁陳方案”，一方面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北京的未來發展預留更大空間，對古城進行整體保護，避免發生大規模拆遷；另一方面則提出應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個中心的功能，從而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世上沒有真正的預言家，只有偉大的真知灼見者。今天，單中心的弊端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年，意識到這一點的卻寥寥無幾。
偌大的北京城，偏要擠在老城發展經濟，梁思成有言在先，“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他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墒鞘澜缟虾芏喑鞘卸奸L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
梁思成多么希望自己的預言不會被實現，但今日的北京正如他所言疾病纏身：無論如何呼吁將產業外遷，通州仍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即使建設再多的公共交通，市民的出行依然不便；哪怕開通再多的高速路段，拓寬車道，道路還是堵，堵，堵……
對北京來說，錯過“梁陳方案”是一次失之交臂，對王軍來說，與梁思成的“相識”是一次相見恨晚。剛剛入職新華社時，初出茅廬的王軍被分到城建口，很是寫過一些后來被他自己評價為“野蠻”的稿件，北京新建了哪座橋、哪條路，他就趕過去寫文章贊揚其建筑技術水平高超，但工作一段時間之后，他卻對自己之前的報道產生了懷疑。當時人們總說北京之所以堵，是因為公路增長的速度趕不上機動車增長的速度，而王軍的質疑則是，“全世界沒有一座城市的公路增長速度可以趕上機動車，如果這是一個正確的命題，那就該把城市的房子都扒光，變成一個巨大的停車場。”
梁思成的著作給王軍解了惑，他開始了解梁陳方案，并對城市建設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認識，一扇窗背后對應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思維也擺脫了舊有疆域
如果說單中心結構僅僅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那么第二個錯誤就是試圖讓多種交通工具在一個城市內均衡發展。任何一種交通方式所匹配的城市形態只有一種，而小汽車僅止步于低密度。這是王軍走訪了世界眾多大城市之后所獲的心得，“設計一個城市或者一個社區，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們要用什么樣的工具來彼此聯系。”一種交通方式主導，其他交通方式輔助，而北京目前卻呈現小汽車、公交通、自行車加步行，三種出行率均為30%左右的三三制發展。人們想找到哪種交通方式是好的，但如今我們連步行都再不方便了。小汽車可行嗎？王軍早有結論，“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可以真正被稱為城市的地方，它的路網能夠實現以小汽車為主導。”
要知道，汽車為主導所造成的危害遠超人們的想象，它不僅會造成擁堵，同時危害國家安全，有的國家已經為此發起戰爭，而中國目前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也已達到57%。一座適宜步行的城市，離開汽車已然可以運轉，但如美國喧鬧的大城市紐約，一旦離開石油，就將成為一座寂靜之城。
不均等的地權
當人們陷入城市規劃的設計困境中難以抽離時，總試圖在西方國家的范例中找到答案。然而中國曾經有過的盛世早已為后人提供了比效法西學更有效的途徑，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便為中國的城市歷史記錄了另一種可能?！肚迕魃虾訄D》所記錄的汴京，與隋唐長安相比，不啻為一場中國古代城市的革命。它的創舉在于拆除坊墻、沿街遍布商業活動，同時還有最重要的，開征“城郭之賦”，這一稅種由宅稅和地稅兩部分組成，其中宅稅，又稱屋稅，是按照房產所占地段的附加值高低來收取的，頗似今天西方國家所推崇的不動產稅。
稅收的作用是調節，土地是住所，是人類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倉庫，一個社會最根本的東西之一就是土地，以及與之相關的稅收制度如何平衡個體利益關系。拆除坊墻和“城郭之賦”將清明上河圖時期的汴京推向了繁華的高峰，沿街設置的商業活動既密集又有序，土地被充分利用，步行在這里既閑適又高效。在王軍看來，“要看一個社會的文明狀況，就要看它的公私利益是否以一種很合適的契約加以規范，兩宋的時候把仿墻拆掉，出現街市，土地的商業價值顯現，再來開通不動產稅，這是孕育近代文明的因素。”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制度最終隨著朝代的更替而被摧毀，再次出現則已經是租界區，“租界里的道路得自己修，錢怎么湊？靠近馬路，鄰近街面的就多交一點，因為受益多，路一修過來這一地段的房價肯定最高。”簡言之，公共服務所帶來的房價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不勞而獲，需要不動產稅進行調節。
這一方法實質上影響了大上海的崛起，更影響了孫中山，他提出的“平均地權”就是指此，“漲價歸公”也就是“開通不動產稅”。孫中山頗具預見性地說，革命成功之后一定會大規模搞建設，繼而出現50個上海一般的城市，那么大量基礎設施投下去，很多不動產就會增值，如果沒有辦法調節，就會造成社會的斷裂。當時跟隨孫中山革命的人很多不愿意為土地的增值付費，但是孫中山會反問，不勞而獲對嗎？
今天的中國正是陷入這樣一個泥潭，因為相關稅種的缺失，致使城市政府無法有效回收公共服務上的投資，拆遷成了回收的途徑，而這又會帶來更大的危害，因為拆遷帶走的是90年代之后所有的不勞而獲，但是當地原住居民在獲得補償款后所面對的，卻是早已高度增長的房價。城市化，是否一定以不顧少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王軍認為，政府應加大力度建設保障房，并在不動產稅的介入下，從革命走向契約，“必須將城市化設計為均衡社會財富，而不是從弱者向強者轉移社會財富的工具，否則，這個社會就會斷為兩半。”
自從誤打誤撞進入城建口，王軍從未停止自己的腳步與思考，看得越清楚的人，對遭遇到的困難也就有著越深的感知力，他對城市的關懷是人文式的，這大概是每個記者都該有，卻又往往缺乏的特質，然而在王軍的筆下，冰冷的數字也是有溫度的，力透紙背的是對城市，更是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熱愛。王軍的新作取名《拾年》，拾年正是拾起十年的光陰。這期間，曹雪芹故居被拆除，梁思成的故居也被“保護性拆除”。王軍忍不住問，英國人會拆莎士比亞故居嗎？德國人會拆歌德故居嗎？但北京老宅卻一樣樣從世間消失。有些事情王軍一直在說，反復不斷，他自嘲像喋喋不休的祥林嫂，但又懇請讀者的原諒。因為有些事太重要了，讓他即使自覺力量有限，仍要不斷言說。
作者: 王軍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by侯思銘
錯誤的城市規劃往往造就難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華的住宅區域試圖用無處不在的庸俗來沖淡它們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無力支持一家好的書店……商業中心只是那些標準化郊區連鎖店的翻版……快車道則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損傷了城市的元氣。”這似乎在描述我們的今天，而事實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國。發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記者簡·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對當時美國以“現代城市主義”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鏟除貧民區、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樓，她奮力地指責那不是對城市的改造，而是對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規劃僅僅被當作城市設計，城市問題也只被看作社會問題，那么浩劫在所難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無所不在的車流裹挾，通勤時間過度消耗也被習以為常，世界似乎已經擁擠到只能容納推土機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長著同一張臉。很少人能說清問題出在哪兒，但假如還有人覺得充足的資金可以改變這一切，那只能說這個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廂情愿。
與五十年前的美國經歷同樣的抱怨，這大概意味著我們又走了一條早已被判定為錯誤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處則是雅各布斯的質疑直指現代城市規劃與重建改造的原則與目的，她拒絕接受規劃對城市的洗劫，堅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本身服務，而不是為車輛。雅各布斯為保衛社區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寫請愿書，發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過各種方式與錯誤的決策抗爭，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被視作美國城市規劃的轉向標，并很快被公認為戰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規劃提出挑戰的書。她不是在講述生硬的理論，而是誠懇地告訴人們城市在真實生活中是如何運轉的。幾十年之后，她的中國同行王軍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輾轉得到了這本書的英文版，彼時王軍已經開始《城記》的寫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護。相隔上萬公里和五十光陰的結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華盛頓廣場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鑿而過，而在王軍所捍衛的老北京，推土機所保持的巨大慣性竟無人能擋。
新舊北京之戰
在國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時候，美國費城的總規劃師，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時代》雜志封面的城市規劃師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設計》（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寫道：“人類在地球表面上最偉大的個體工程也許就是北京了，這個中國的城市，被設計為帝王之家，并試圖成為宇宙中心的標志……它在設計上如此杰出，為我們今天的城市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寶藏。”
這樣一個超越了國界的物質財富，在本國卻一度被視為封建殘留，棄如敝履。北京的古城墻慘遭拆除，古建筑被損毀。更有甚者，北京市規劃局在1963年提出改建故宮方案，如果不是周恩來的一句“保留一點封建的東西給后人看也好”，故宮也早已在那時就離我們遠去。對于這一切，中國當時最杰出的建筑學家梁思成感到痛心、不解和絕望。“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的一塊皮。”
梁思成仍記得1948年，中國共產黨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請他標注古城需要重點保護的區域，以便在攻城中避開。當時北平城的全面保護被列為攻城重要級別的第一項第一級，而今僅僅過去不到十年，當初的保護者卻變為拆除者，曾經的佳話亦成笑談。
拆除老建筑，我們得到了什么？競技比賽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樓破壞了過去壯美的天際線；新興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無個性可言”；無限拓寬的馬路剝奪了人們步行的閑適與意愿，天橋與地下通道迫使人們“上天入地”……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蘇解放在2005年發出的抨擊雖然尖銳，卻撼動了很多國人的心，“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
抗戰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壞速度尚在正常范圍之內，之后破壞的韁繩卻越來越松，等到北京確立了城市的單中心結構，老城的破壞更快馬加鞭。
保護老城與建設新城從此截然對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幾百上千年的積淀，一旦拆除損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個北京城未來的整體發展，關乎生活在其中人們的切身利益。新舊北京之戰早已打響，它們都被禁錮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則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則我進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終處于戰爭的劣勢一方，到如今幾乎被蠶食殆盡，但是王軍認為，這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實則有著巨大的邏輯錯誤，只要讓老城和新城分開發展，人們就會意識到，“原來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與生
時間最終驗證了梁思成的正確，這是他的幸還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史稱“梁陳方案”，一方面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北京的未來發展預留更大空間，對古城進行整體保護，避免發生大規模拆遷；另一方面則提出應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個中心的功能，從而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世上沒有真正的預言家，只有偉大的真知灼見者。今天，單中心的弊端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年，意識到這一點的卻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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