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文

1991年年底蘇聯發生“劇變”，其包含的內容有：列寧親手締造的、有93年歷史和擁有1800萬黨員、在蘇聯已執政7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在短短的時間被沖垮，喪失了執政黨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原有的15個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宣布獨立的15個加盟共和國無一例外地宣布徹底與斯大林時期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決裂,體制改革也不再是對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發展，而是朝著人類社會創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認同的價值觀念方向發展，即朝著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體制轉型。

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種種弊端

從時間來講，蘇聯劇變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最后時期——1991年，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而且蘇聯的劇變與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在體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誤的確有一定聯系。但我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體現這一模式的體制問題。這個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中去尋找。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亦應從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些領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于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

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特定歷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后來不斷鞏固與發展，二戰后還推行到東歐各國。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蘇聯利用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保證了經濟高速發展，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基本上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戰勝了法西斯德國。到1933年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隨著歷史的發展，弊端也在發展，矛盾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種模式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個人集權，在黨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時期，蘇共成為個人集權的政黨。這樣，蘇共在領導制度上長期實行家長制，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黨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2）嚴重破壞法制，濫殺無辜。斯大林往往用殘酷的手段，清洗與消滅任何一個政治反對派，實行個人專政。（3）黨包攬一切，蘇維埃制度實際上成為有名無實的形式。（4）聯盟制國家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5）長期忽視黨的建設，蘇共在領導人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沒有注意改造自己，從而很難保持蘇共思想理論的先進性，長期陷入教條主義泥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6）在對外政策與國際共運中推行大國主義與大黨主義。

其經濟體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其次，實行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到1932年，工業中99.5%是國有企業。第三，實行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使國家、企業與勞動者三者利益難以結合，從而制約了企業與生產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第四，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必然排斥市場的作用。缺乏競爭，產品質量不能提高，伴隨浪費而來的則是低效率的經濟。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

會主義在政治與經濟體制方面的

弊端帶有制度性與根本性的特點，而蘇聯長期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從而最后導致蘇聯劇變。正如普京講的：“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之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這是改革”，“不改革開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頁；第2卷，第333頁）

有人認為，不應該把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而認為主要應該是黨的問題。我認為，這兩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鄧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談話，即“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無疑是重要的科學結論。拿蘇共來論，它是執政黨，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狀況自然對蘇聯的興衰起著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黨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蘇共這些嚴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產生的，產生后又由這種制度保證上述弊端的長期存在并發展。因此當斯大林—蘇聯模式被拋棄時，必然也拋棄了由這種制度模式保證其生存的蘇共。

這里還應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講話論證蘇聯劇變根本原因時，主要將其歸咎于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這兩個社會主義“叛徒”，這并不符合史實。有人曾提出一個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問題：“一個有著將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就這樣在執政74年之后丟掉了執政地位，整個黨也隨之潰散。迄今為止，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地方的歷史檔案中，人們都沒有發現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遇到來自黨的各級組織進行抵抗的記載，沒有發現共產黨員們有組織地集合起來為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或州委而舉行的任何大規?？棺h活動的記載，也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為支持、聲援蘇共而采取任何有組織的記載。”遺憾的是，提出問題的作者并沒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簡單地說，那就是因為廣大黨員與人民對蘇共以及由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已出現人信任危機?？梢哉f，是人民拋棄了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不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與人民利益代表的蘇共。

多次痛失改革機遇

蘇聯在歷史上曾痛失過多次重要的改革機遇。

1921年初列寧在總結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在當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由軍事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不過由于列寧于1924年1月逝世，實踐他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時間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沒有得到全黨的普遍認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糧食收購危機，宣布中止執行“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蘇聯歷史上第一次重大變革也就停止了。“新經濟政策”只執行了8年。這8年蘇聯的政策與體制較符合當時的實際。鄧小平談到蘇聯模式時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赡芰袑幍乃悸繁容^好，搞了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第二次錯失改革良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這是一個極好的改革時機。戰爭勝利后，人們強烈地希望能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重建國家經濟與家園，盡快地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人們意識到，實現這種愿望就不能簡單地再回到戰前的狀況，必須在對戰前的各種政策進行深刻反思與認真總結的基礎上，根據戰后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形勢，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目標與實行的政策等進行重大調整。這必然涉及包括經濟體制在內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實際上在戰前最后確立的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其嚴重弊端在這一體制形成過程中就已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戰前，蘇聯的經濟問題與人民生活的困難已非常明顯。戰爭的嚴重破壞，使問題發展到極其尖稅的程度。在戰爭時期這些困難暫時被掩蓋起來了，但戰爭結束后，這些問題自然就會很快凸顯出來。另外，在戰爭時期，蘇聯與美、英、法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反戰同盟國，自然會發生各種交往，這對蘇聯中上層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影響。從下層士兵來講，由于戰爭的需要他們越出國家，與盟國的士兵接觸來往，還與國外的人民來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實情況。戰爭結束，這些士兵回國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飯館與小酒店，議論在國外的所見所聞，后來被人們稱之謂“小酒店民主”。（轉引自張盛發著：《斯大林與冷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

從改革的客觀條件看，當時也開始出現了和平發展的機會，東歐與亞洲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再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另外，取得戰爭勝利的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蘇維埃政權在戰爭時期產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個人的威信因戰爭的勝利也空前提高。當時蘇聯國內也出現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當時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的沃茲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經濟領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確對待這個情況，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以戰爭勝利為契機進行改革，那么，蘇聯就會出現嶄新的局面。但遺憾的是，斯大林不僅不思改革，而且繼續強化戰前的體制。

斯大林把戰爭的勝利主要歸結為蘇維埃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蘇維埃社會制度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穩固，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比任何一種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優越的社會組織形式。”在斯大林看來，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變的。

從斯大林思想深處來看，戰后他并沒有離開戰備的政策。在二戰尚未結束前的1945年4月，鐵托率領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在其別墅宴請代表團中的共產黨人時講，“如果南斯拉夫人團結一致，那么將來誰也不敢碰他們一下。對，連碰一下也不敢！”他還接著說：“戰爭結束了，再過15—20年，我們也會恢復起來，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戰備經濟必然要求經濟體制的高度集中化，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為了保證軍事工業的優先發展，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與經濟體制。

這個時期還進一步統治農業與加強對農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后，農業、農民與農村情況一直處于極端困難狀況，在二戰期間和戰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顯得更加突出，特別是饑荒日益嚴重。這個時期，蘇聯農村盛傳著解散農莊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體農莊制度從產生一開始就顯得毫無生命力，成了影響農業發展的主要障礙；農民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希望尋找新的出路。遺憾的是，農民這種要求改革集體農莊的強烈愿望不僅沒有實現，斯大林還進一步采取措施來控制農業，鞏固與發展集體農莊制度，以達到統制全國經濟的目的。

這里還應指出的是，戰后隨著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發展，個人崇拜已成為蘇聯高度集權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魯曉夫時期。他雖然看到傳統體制存在嚴重的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敗告終。赫魯曉夫上臺時面臨著十分復雜的局面和艱巨的任務。正如蘇聯著名政論家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指出的，放在當時赫魯曉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蘇聯是：“越來越貧困的、實際上半崩潰的農村、技術上落后的工業、最尖銳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隔絕——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徹底的變革。于是，赫魯曉夫——正是這樣（像人民期望的那樣）成了新時代的先驅者。”（[蘇聯]尤里·阿法納西耶夫主編、王復士等譯：《別無選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頁）赫魯曉夫只能通過更新政策與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為此，赫魯曉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貝利亞，為政治領域進行整頓清理創造前提條件；清理冤假錯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組織措施，改組國家安全機構與健全司法制度；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這是進行改革繞不過去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魯曉夫上臺后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個主要標志。

盡管赫魯曉夫作為戰后蘇聯第一個改革者，在蘇聯與東歐各國產生深刻的影響，但由于改革在指導思想與政策等方面的失誤，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導致了國民經濟的混亂與產生了嚴重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本來，勃列日涅夫若在總結赫魯曉夫時期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推行前任已啟動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其創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進一大步。但他不僅使經濟改革半途而廢，政治體制也出現倒退，在體制改革方面幾乎浪費了18年的時間。這個時期取消了赫魯曉夫時期曾進行的一些改革，向斯大林時期建立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回歸。這突出表現在：

1.恢復并逐步加強黨政集中領導體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后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情況日益嚴重。表面上各政治局各委員會都對自己主管的領域負責，一切決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實際上還是由黨的最高領導勃列日涅夫等少數幾個人決定。個人集權加強，獨斷專行現象嚴重。政治局討論問題的程式，如由誰發言，如何發言等，事先都由黨中央機關秘書班子做好仔細安排。政治局委員們事實上經常不是進行討論，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們為他們寫好的2—3頁講稿。大家總是表現出“英雄所見略同”。主持者慣用的言辭是，“同志們已作過研究，事先交換過意見，也向專家作過咨詢，大家還有什么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提什么意見?　　　　　2.個人崇拜盛行。個人集權，缺乏民主必然產生個人崇拜。隨著勃列日涅夫個人權力的膨脹，個人崇拜也泛濫起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政治體制朝高度集權方向一步一步地邁進，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變得“成熟”即更趨凝固化、僵化。

3.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體制的弊端日益嚴重。赫魯曉夫執政時，他看到了傳統體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嚴重弊端，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但他在這一領域的改革，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發生過干部大換班，變動過于頻繁等。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魯曉夫時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現的問題上，并沒有考慮到傳統的干部制度存在的嚴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執政后以穩定政局等為由，很快就恢復了傳統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這方面的倒退，其消極作用十分明顯。

4.“特權階層”擴大化、穩定化和思想僵化。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體制倒退，使得蘇聯的“特權階層”進一步擴大與穩定，這一階層的人思想更趨僵化，這也成為阻礙整個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僵化和官僚主義的發展，各級領導機關干部數量大大膨脹，與此同時，特權階層的人數也隨之增加。據俄國學者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萬一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斯大林時期，特權階層的主要使命是維護、鞏固斯大林的體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種實質性的改革，維護現狀，使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更加“成熟”。

5.重新斯大林主義化。政治體制倒退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又開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義化”。這是筆者借用了阿爾巴托夫回憶錄中的一個提法，“我之所以把這個重新斯大林主義化的過程稱之為悄悄的過程，就是因為它不是用一個正式的法令、一項專門的決定去推行的，它是漸漸地、一步一步地把社會生活籠罩起來的，一個陣地一個陣地鞏固起來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義的人，則是有意識地加以推動。”

應該說，重新斯大林主義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并不是困難的事，因為赫魯曉夫時期雖然捅了一下斯大林，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時期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體制。另外，在斯大林時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義為基礎的體制，還在這個體制下培養了適應和積極維護這個體制的領導干部。在蘇聯社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領導一停止施加壓力，使社會實現非斯大林主義化的種種努力，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設制幾乎無須下達新的補充指示就會自動恢復原狀，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樣，只要手一松開，它馬上便直立起來。”

6.加強了對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此時，“思想限制的范圍擴大了，成為迫害對象的人數增加了，社會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圍明顯的變壞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體制之內采取行動的范圍變得越來越窄了，人們明確無誤地知道不久前還準許說的話和曾在崇高講壇上講過的話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2頁）這期間，加強了“秘密警察”機關的作用，鼓勵大家告密，檢查私人信件，偷聽電話談話多了起來。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加強了，最惡劣的做法是把這些精神正常的不同政見者作為精神病患者關進精神病醫院。

政治體制退倒產生的嚴重后果是，最后導致蘇聯全面停滯與走近衰亡。

第五次是戈爾巴喬夫時期。勃列日涅夫之后，經過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短暫的執政，1985年戈爾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執政7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根據所面臨的十分嚴峻形勢，作出蘇聯必須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決定。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歷史上最后一次改革。由于以往歷次改革實際上都只是對傳統體制進行局部性修修補補，這時期已是積重難返，來自政治體制方面的阻礙機制作用越來越大。正如資中筠主編的《冷眼向洋》一書中說的：“70—80年代，蘇聯體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爾巴喬夫的崛起……已然為時晚矣”，“當這久病不愈的機體已經潰敗，而手術臺邊又缺少這么幾位高明的醫師時，一場毫無把握的手術的結果，就是把病人送進太平間。”（轉引自《周舟共進》，2007年第11期）

以上的分析說明，不論從社會主義存在的客觀條件來講，還是從蘇聯改革的實踐來看，都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蘇聯發生劇變的歷史事實，亦明確無誤地證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