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于康 在美國政治中，人們通常將金錢看作取勝的決定性因素。自“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問世以來，這一觀點得到了更加廣泛的認同。該制度允許個人提供無限量的政治資助。今年競選經費的新紀錄暗示著權貴資本主義的肆虐，而這一說法在中國似乎尤為普遍。

的確，從數據來看，或許確實如此。今年，美國競選經費總計約60億美元，其中有26億（包括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支出和候選人支出）集中花在了總統競選上。自10月21日算起，巴拉克·奧巴馬的支出紀錄為8.87億美元，而米特·羅姆尼的支出紀錄為7.77億美元。作為籌資較多的一方，奧巴馬贏得了選舉。而在國會競選和州長競選中，籌資較多的候選人贏得選舉的機率則更大一些。

但是，若對這些數字進行詳細計算并深入研究其動向，我們會發現“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就不占什么上風了。1994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試圖對上百個案例進行追蹤，以驗證“金錢競選”理論。在這些案例中，同樣的兩名候選人不止一次在競選中相互角逐。通過追蹤競選結果及相應的經費支出，研究人員發現了經費支出的實際效用。

研究表明，在競選中，金錢的確發揮了作用，但遠不如人們想象中重大。如果一名候選人將支出增加一倍，他所得的票數也只能增加1%。

通常情況下，贏得選舉的確實是籌資較多的一方，但金錢只是相關因素，而非必然因素。具備出色素質的候選人能吸引更多選民進行捐款，但沒有這些捐款，他們依然能夠贏得選舉。

究其原因，是因為人們通常愿意在兩類候選人身上出錢：一類是與對手難分軒輊的候選人，一些額外資金可以助其獲勝；另一類則是占有絕對領先地位的候選人，這類候選人必定能夠贏得競選，對其進行資助讓捐款者感到自己處于贏家這一方，并可通過資助贏得即將掌權人的好感。但對于缺乏吸引力、很可能輸掉競選的候選人，即使對其政治觀點完全認同，人們也很少會進行資助。

這一結論在那些參與公職競選的富人身上可以得到進一步驗證。史蒂夫·福布斯參加過兩屆總統競選，琳達·麥馬漢則參加過兩屆參議員競選。他們在競選活動中都投入了巨款，但最終都敗在了投票這一關。在今年早些時候的總統預選中，共和黨候選人里克·佩里在愛荷華州的預選會議前花了430萬美元做廣告，但離開時只贏得了10%的選票，而里克·桑托榮僅花了3萬美元，卻贏得了全州25%的支持。

但是，近來有不少人都為花在競選上的大量金錢而擔憂。最近，《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中說：“‘錢主’左右政治的能力加大，普通選民話語權受到削弱，與美國標榜的‘政治平等’是相背離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金錢參與到美國選舉中來，候選人無疑正在變成受既得利益和富人控制的牽線木偶。我們不妨這樣想：在一屆競選中就花掉60億美元聽起來固然可笑，但我們也應公正地看待此事。

花在總統競選中的這26億美元，幾乎完全等同于可口可樂2006年的廣告預算。一邊是兩個人盡力說服公眾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府機關托付給自己，另一邊是一家飲料公司說服人們喝他們生產的糖水——算上候選人以及那些代表他們進行競選活動的人的營銷成本，兩邊的花銷是等同的。

百事每年在廣告上投入大約17億美元，將這也計入其中，我們可以說， “可樂大戰”足以在花銷上令總統競選黯然失色。

競選經費的數目著實龐大，但考慮到其背后的巨大風險，以及相應的大量商業營銷成本，似乎也就沒那么駭人聽聞了。

至于富有的贊助人劫持選舉一說，那些試圖用自己的財富左右競爭結果的人只會感到深深的失望。美國賭王謝爾登·阿德爾森在競選中以個人名義為紐特·金里奇投了2000萬美元，卻僅在預選中就輕易失手。阿德爾森之后，一大群億萬富翁又追著支持米特·羅姆尼，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投資幾千萬美元。然而，羅姆尼也輸了。

還有一些言論稱，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那些極其富有的贊助人影響日益增大。其實，他們并未過多左右選舉。華盛頓的確需要解決金錢和既得利益問題，但要說他們無處不在并且正在漸漸破壞整個制度，則未免過于夸張。最后，對于美國多數公眾來說，奧巴馬僅僅是個更具吸引力的候選人——正是這種吸引力使他贏得了選舉。而他籌集到了更多的資金這一事實，僅僅是巧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