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苑/文

教育的本意是傳播知識，啟發創新。除此之外，教育還有極其重要的功能——培育公民意識。在20世紀前期，國民教育大致經歷了修身、公民、黨義三個階段。清末推崇自由，以補修身之不足；民初強調權利，以促制度之長久。但好景不長，黨化教育接踵而來，公民教育轉向衰落。

修身是真誠回歸個人之心，也容易蹈入虛空。黨義是干祿之具，不僅空虛，還導向虛偽。在傳播知識和培養健全的公民上，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理念？

以1902年—1904年初的“壬寅—癸卯”學制為標志，中國近代教育體系正式建立。這個時期也是中國結束帝制、建立共和國家的奮斗時期。二者密切聯系，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大轉型階段。也正因此，中國新教育中所呈現出來的國民教育內涵十分豐富厚重。這里的“國民教育”，意指學校教育中塑造新國民的寬泛概念，并非狹義上的與“公民教育”相對立的“國民教育”，其過程大致表現為“修身”、“公民”、“黨義”三個階段和三種課程形式?；厥缀涂偨Y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建設現代國家不無裨益，對養成未來公民更是大有必要。

經學教育的衰落和“修身”科的建立

新式教育的建立從知識史的角度看，標志著中國學生從記誦領受“書經”大義開始轉變為學習近代分科設學體系下的課程門類。這一轉變意義重大。

眾所周知，傳統教育重經學。直至1898年張之洞在維新浪潮中作《勸學篇》中還鄭重指出，“經學，通大義”，“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1901年，他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奏清廷，即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擬定“改章大旨，總以講求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為宗旨”。這說明20世紀前夕，清政府對經學教育的定位不僅是知識性的，更是道德性的。

不過自從1862年京師同文館設立，部分中國學生開始學習西洋文字。1870年代又添設天文算學館，新知識越來越多地“侵入”傳統知識體系。20世紀初隨著科舉制的潰敗，改革舊教育體制更是箭在弦上、迫在眉睫。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改革后的新教育將以什么作為宗旨？在新教育中又如何安置固有的經學“大義”？

20世紀初，深受日本影響頒行的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即《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深刻體現了不廢經書的宗旨。章程規定，“讀經”和“修身”是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初等小學堂修身，要求摘講朱子《小學》和各種圖說、詩歌，讀經講經課程定為《孝經》、《四書》和《禮記》節本；高等小學堂修身，講“四書”要義，讀經講經定為《詩經》、《書經》、《易經》和《儀禮》。以經學教育為本的立場顯而易見——修身科差不多是經學教育的實用入門，按照時人的話：讀經以“嚴古尊圣”，修身而“達用適時”。

“修身”科“修”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民間態度與官方章程的導向有所不同。而且，在晚清教育實踐中對國民教育產生廣泛影響的并不是官方所持的經學教育立場，而是帶有新理念的地方知識分子編撰的新式修身教科書。其中發行量較大、影響一時的是文明書局1903年出版、無錫人李嘉榖編撰的《蒙學修身教科書》。

在晚清中國的出版中心、文化重鎮上海，文明書局自1903年后推出了一套教科書，共約23種，均冠以“蒙學”二字，后人通俗稱為“蒙學教科書”。這套教科書按照近代學科分類設置成書，標志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其中《蒙學修身教科書》開創了修身教科書的體系結構，可謂近代第一部“修身教科書”。全書分四章：修己、保身、待人、處世。“修己”章主要談個人道德，包括立身、求學、尚志、端品等16節；“保身”章講衛生、保腦、用心和惜力；“待人”章講包括父母、兄弟、朋友、師生等9種關系和品性；“處世”章論說交接、合群、名譽、守法、納稅、財產、政治和愛國9節。這樣的“修身”內涵廣泛，代表了清末民初學者對于“修身”知識的認識，其內容設置有度，邏輯分明，符合一般人的思維習慣，便于兒童接受。

這部教科書將傳統社會所認可的個人道德和轉型時代應具備的近代知識層次分明、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新知識是以前道德教育所不具備的，更為吸引人。例如，第一課第一句話就把做人和國民身份緊密聯系在一起，“我身為人，我身當為完全之國民”。第二十六課談言論，以自由為言論之原則，同時講求言論有據，“言論，我之自由。據理以爭，人雖不從，亦言論之自由也。愿立言者，勿囁嚅，勿馳騁，為合理之言可矣”。第五十課談自由，深刻講述了人以“自由”為最高權利及自由與法律的關系，“人不自由，與死無異。人非法律自由，則與野蠻人又無異。人欲自由，慎無誤解此自由之意”。這些觀念在晚清的修身教科書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該書3年之內就發行了12版，足見受歡迎的程度。

除了李嘉榖的這部教科書，晚清時期蔡元培、陸費逵等著名學者、出版界人士都曾編寫過修身教科書。這些教本在內容上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重視養成兒童的良好品行，包括“孝道”等傳統道德認可推崇的一些內容；另外就是介紹一些新知識，諸如“納稅”、“財產”和“政治”等觀念。這是前所未有的近代觀念的啟蒙，可見修身教育承載了經學教育所不能承載的內容，而民間修身教本的蓬勃出現極大地沖擊了僵化而不適合教學的經學教育。一方面傳統經學教育很難以直觀、淺易并具有邏輯性的方式向兒童傳輸道德教育的內容；另一方面很多近代觀念、新道德，只有通過新式“修身教科書”才有可能進入課堂，這是傳統經學典籍無法教給中國學生的。所以，經學教育的衰落是道德教育轉型的表現；而道德教育轉型的完成，相當程度上是靠知識轉型實現的。

1912年，辛亥功成，民國建立。當年教育部即廢止讀經，經學教育終于喪失了官方權力推崇的根本地位，修身科承擔了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

1920年代：公民教育蓬勃發展

自新式教育開始以來，修身科就成為中小學堂道德教育的主要科目。但是晚清時代變革的速度猶如迅雷，“修身”內容日漸顯示出局限和不足。修身教育之下，“臣民”影子尚在，一些教本還有要求“仆人”對主人忠誠的課文等，顯然不適應新的時代要求。所以，即便是“修身”所擅長的個人道德教育也逐漸落伍于時代。

中華民國的建立，對教育革新是一個巨大而根本的推動。中國第一個教育宗旨是晚清學部擬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民國元年元月，教育部通電各省頒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廢除學部教科書，飭令各書局修改存在于民間教科書中的尊崇清廷、避諱抬頭等情況，并指令學校教員“如遇有教科書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隨時刪改”。

由于1912年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次以國家大法的形式規定了“主權在民”的基本原則。教育界人士越來越認識到，為了建成“共和立憲之國”，教育方針“非實施公民教育不可”。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在民國元年發表《關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指出“公民道德”加上“美育”就是他所倡導的“德育”。蔡氏首倡“公民道德”教育，展現出他作為道德教育近代化開創者的前瞻力和魄力。民初政界和教育界人士都已清晰看到“修身”不足以承擔新的道德教育職能，“公民”教育將是未來塑造新民的方向。

事實上，“修身”教育已經開始接納各種社會讀物中出現的近代國家、法律和政治常識等近代公民知識，這些知識因日文法政書籍的翻譯熱潮而進入學堂教本。正如熊月之所說，它們“將西方國家觀念、國際觀念、法制觀念、天賦人權觀念、權利義務觀念、自由平等觀念，集中而具體地介紹進中國”。就連學部編纂的教科書，也適當收入了有關“國家”、“主權”等近代常識。正是這些知識，孕育了“修身”教育的替代物——現代“公民”觀念。

中國人的現代公民觀念在學習西方公民建設中迅速提升。1912年，曾留學法國攻讀土木工程學的無錫人華南圭，翻譯了一部《法國公民教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部較為完整地介紹法國公民社會制度架構和公民精神的著作，它最突出的意義在于第一次對“公民教育”包括什么知識內容提出了一個可借鑒的框架。商務印書館推崇該書“各項組織無不略備，足見共和之真精神”。1914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各出版了一部公民譯本，從內容上皆譯自美國斯密司著《公民鑒》，中華書局譯名為《公民模范》。譯者稱：“美為先進國，共和之精神、獨立自由之真諦，醞釀深厚，燦爛于西半球，取其名著，譯而出之，以餉吾國人，為德育之一助焉。”民初“公民教育”一詞越來越多見于《教育雜志》、《中華教育界》等報紙雜志，公民教育漸成潮流。

在這個時代潮流下，公民教育進入學堂課程水到渠成。1916年1月，教育部公布《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規定修身科從第三學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須知”。同年10月，教育部再發部令對施行細則進行修正，加入一項說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須知，示以民國之組織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這是公民知識進入學校課程之始。次年即1917年，最早的公民教科書出現了。

1917年1月，有兩種公民教科書同時出版。一個是中華書局出版、方瀏生編輯的國民學校用書《公民讀本》；另一個是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大紳編輯、陳承澤校訂的“共和國教科書”《公民須知》。就內容之完善和影響而言，前者略拔頭籌：《公民讀本》上下兩冊，共30篇課文，內容豐滿，編校者影響較大，該書還有教授書配套發行，初版后不斷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

《公民讀本》的“編輯大意”說明此書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識及道德”，并列出八個要點：民國組織之大要；民國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國民與國家之關系，及其權利、義務之大要；國家財用與國民生計之大要；法治國之精神；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養成；國際競爭及現世界之趨勢；民主國立國之元氣。上冊有國家、國民、民族、國體、政體、國會、政府、法院、國民之權利義務、法律與道德、自治和選舉等課文，下冊有軍備、警察、戶口、租稅、國債、預算決算、貨幣、教育、生計、公眾衛生、外交及歐戰等課目。從章節設置上看，內容較為豐富完滿，基本涵蓋了要了解“現代國家”所應具備的知識。

第一課《中華民國》，說明我國兩千年來“君主專制，不足圖治”，因而“起革命軍于武昌，全國響應，清廷遜位，中華民國于是成立”。開篇講述國體變革過程，給人強烈的歷史定位感?！墩w》一課對比立憲與專制，說明分權制衡機制：“立憲與專制之別，即在主權作用之有限無限。蓋立憲之國，既有憲法，以定政權所屬。又設國會以立法。設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國會得彈劾之。訴訟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趨于正軌，人民無所冤屈。專制國則反是。政權無限，威福自專，人民冤苦，末由陳訴。積久潰決，必起革命?，F代各國，或由人民請求，或由君主自動，均已改為立憲政體。否則人民革命，變為民主國體，而行立憲政體。我中華民國亦其一也。”《政府》一課講述大總統的性質、產生方式、權能及任期，并介紹國務院的組成及政務施行程序?！哆x舉》一課強調“選舉為人民之權利，故人民不當放棄選舉權”。最后總結中華民國的根本精神：“自大總統以至各級官吏，皆為國家之公仆。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作者說明這部讀本是遵照《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而編。課文文辭雅馴，論述中平，沒有空洞的道德說教，以近代國家結構和運行機制為核心，強調國體變更、政體改革的意義和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不啻為一種寶貴的現代啟蒙。

◆下轉47版

◆上接45版

公民知識進入了學堂教學，公民教科書也已經出版使用，但是課程體系中尚無獨立的公民科目。在實際教育中，整個社會和教育界日益認識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與“修身”相比，它所具有的時代性和先進性。“修身”科是學習日本教育的結果，而民初十年是中國教育從仿效日本轉向接受美國教育思潮的時期。1922年，“壬戌學制”確立，采用美國“六三三學制”沿用至今，成為教育史上的重大轉折。

隨著新學制的確定，1923年6月《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公布。該綱要專文說明公民科與修身科的不同：“公民科的范圍比修身科廣得多。修身注重個人修養，公民則重在研究社會環境的狀況，把個人修養納做是人生適應社會的條件。”從此“公民”作為一門獨立科目進入課程體系。經過調查，地方學校多已增設公民學科，“修身已有以公民學科代之之趨勢”。公民教育迅速在小學校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公民科的設置使公民教育在1920年代走向繁榮。最新出版的王有朋主編的《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總目》（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共收錄近代公民教科書和教授書180種，絕大多數為1920至1930年代間出版，種類數目可顯其繁榮之狀。僅就筆者接觸過的公民教科書而言，有以下幾種質量優良的教本值得關注。

周鯁生編纂的《新學制公民教科書》。1921年，王云五接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他成立“中小學教科書委員會”，延聘專家組織推出“新學制教科書”。編纂者匯集了吳研因、周予同、顧頡剛、葉紹鈞、胡適、任鴻雋、馮友蘭、陶孟和、陳衡哲等各領域大名鼎鼎的學者，堪稱一時之選。“新學制教科書”成為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史上一座高峰。其中公民教科書的編纂者，就是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教育家，1932年中國政治學會的發起人周鯁生。周鯁生認為中國學生應該具備三方面知識：社會生活和政治組織概念；中華民國的組織和法律概況；經濟社會問題和國際關系。這正是他此著的三部分內容。這部教本的特色在于開創性地把公民教育分為理論知識和中國歷史現實狀況兩部分，把民國政制置于世界政制變遷架構中，使學生了解自己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現代政治特點。

舒新城著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公民課本》。這是一部有主人公的課本。一個用心讀書、更喜歡看報的13歲中學生張維城，向公民教員王先生提出了很多問題，王先生一一解答，課文即以張維城所聞所見為線索，以對話形式展開。

朱文叔編的《新小學教科書公民課本》。此書適用于新學制教學，編寫淺顯精煉，寓教育于故事，以故事傳輸公民理念。該書四冊，前三冊課文基本以故事為主，涉及中西各國人物：林肯、朱熹、富蘭克林、葉澄忠、司馬光、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顏元、范仲淹等。第四冊涉及政治常識，有“國家之統治機關”課講授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作用，有“國會”“政府”、“法院”和“省議會及省政府”等的介紹，還有講述“英國國會旁聽”的經歷和英國國會趣事等。

顧樹森等編纂的《新著公民須知》。顧樹森強調公民應具有現代人格，“國民樹立的根本主義，在發展個性”，“個人自立的第一義，也是國家生存的第一義”，“歐美所以有現在的文明，實在是個人主義發達的緣故”。談到服從，作者首先強調：“真服從，是服從公理服從正誼（義）。”這些觀點殊為可貴。對于中國公民應具有的國際道德，他認為應該摒棄以往的“敵視主義”和“賤外主義”，樹立“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法制篇》中，作者認為法蘭西革命所舉起的“自由、平等、博愛”旗幟是共和國家最重要的三元素，孟德斯鳩主張的“三權鼎立制”現在世界各國都已采用，中華民國國民應該對建設“善良的政體”肩負起更多的責任。

不能忽視的還有基督教青年協會書局發行的“公民教育叢刊”，包括《公民教育運動計劃》、《怎樣做中華民國的良好公民》、《國際問題討論大綱》、《國慶節與公民教育運動》、《不平等條約討論大綱》、《領事裁判權討論大綱》、《愛國者應研究的問題》、《公民宣講隊辦法》、《公民與民治》、《地方自治討論大綱》、《公民綱要》、《公民詩歌》等20種，還有《公民教育圖表》、《公民測驗表》等讀本。在近代公民教育中，不論出版物還是公民教育實踐，基督教青年會都有卓越的貢獻。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公民教育。創辦于1923年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是以推進平民教育、實現救國改良為目的的社會團體。它的創辦者晏陽初和一批立志于此的知識分子所投入的這項事業是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教育實踐之一。“公民教育”是平教會推行的“四大教育”（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之一，平教會專設公民教育科，編纂有關公民讀本。

此外還有眾多地方學校自己編纂使用的公民讀本等，例如江蘇省立第一中學發行的《初中公民學教本》就有很好的口碑。

眾多公民教本具有以下一些特點：第一，作者和出版方來源不一，十分廣泛，有著名的國家法學家、憲法學家、外交家、教育家、出版家，有極富中小學教育和高等教育經驗的學者、教師，還有宗教機構以及民間教育團體，豐富多樣不拘一格。第二，不同教材內容結構、篇幅布局全然各異，表達也毫無雷同，呈現出較強的多元性。第三，從眾多公民讀本所反映的1920年代公民教育精神來看，與民國建立以來的道德教育宗旨一脈相承，是對民主原則的肯定，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對新文化理念的張揚。第四，這些公民教科書都取得了良好的銷售量，再版次數較多。方瀏生編輯的國民學?！豆褡x本》到1925年已再版至18版，朱文叔編《公民課本》1931年再版至37版，舒新城的《初級公民課本》1923年初版，1933年再版至29版，陶匯曾等編的公民讀本道德篇兩年后就再版68版；周鯁生所著《新學制公民教科書》是中學用書，而新學制的高小用公民教科書3年間已達第60版。這些數字是令人驚嘆和有說服力的，足可證明1920年代公民教育之繁榮。

1920年代末以后：

被黨義教育吞噬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自1922年新學制以來發展迅速，日趨繁榮。但是到1920年代末，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統一大局之后，公民教育開始遭受頓挫，發生了轉折。

1920年代后期，國民革命軍北伐順利進行，一度涌起“黨化教育”之聲。有研究者認為，1927年教育家韋慤的教育方針草案獲得教育行政委員會的通過標志黨化教育正式確定。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在1927年指出，所謂黨化教育就是把國家的教育方針建筑于中國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之上，三民主義教育的實質即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實三民主義教育之變名而已”。因此黨義教育的強力開展即是黨化教育的表現。但不久，政教界人士認為這一名詞弊病較多，于是1928年5月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議決取消“黨化教育”名詞，改用“三民主義教育”，同時決定以“三民主義”為教育宗旨。

國民政府的黨義教育在教學中得到迅速貫徹，“分布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黨史、黨案于各學科中，為滲透的普遍的教學”，“皆以能養成黨治下健全之國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體力而有以使黨長進不朽為本”。黨義教本無可選擇地在以上范圍內取材，“無一句無來歷，無一句杜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成為固定編排模式。

從“公民”、“黨義”和“三民主義”諸科的課程設置來看，大致經歷了這樣一些變化：1928年2月，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小學課程暫行條例》，已增設三民主義和黨童子軍等科，三民主義和公民科目并行授課。后來因考慮到三民主義的范圍不能容納總理遺教的全部內容，該年8月教育部公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將“三民主義”改為“黨義”，公民科消失，公民知識融入黨義科目內，“黨義”教材專由中央黨部、訓練部編訂。近代教育史家任時先指出公民教育“受此打擊”，幾乎“完全消沉下去”。

直到1932年，教育部公布正式的《小學課程標準》，“黨義科”不再特別設立，其內容融于國語、社會和自然諸科之中，而代之以“重在平時的個別訓練”的“公民訓練”科，算是恢復了公民科目。這種設置基本延續到了1949年。不過，“公民訓練”重視日常行為起居等規范，與著重講授現代公民權利和社會意識的“公民”課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應指出的是，1949年之前的中央政權都未曾實現教科書審定一元化，都沒有確立“國定本”教科書的獨尊地位，教科書市場尚存在一定的競爭性和自由度，因此1920、1930年代公民教育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延續，形成了近代中國寶貴的“公民”教育傳統。

1920年代末以后，以黨義教育為指導的公民教育在課文材料上變化較大，最鮮明之處就是領袖教育的增強，孫中山事例及其思想成為公民教育的核心。“復興教科書”作為中國自有教科書以來體系最龐大、科目最齊全的一套教科書，是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的高峰。其中孫伯謇編著的《復興公民教科書》之初中公民課本（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編輯目的第一條就是“使學生了解三民主義要旨”及政治經濟法律和地方自治等基本知識，“俾養成健全的公民資格”。教本中的觀點或以中山言論為例證，或加授中山思想、三民主義觀念。如“學校生活”章有“中山先生對于青年的遺教”；專門章節講授“中山先生與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四種政權”、“五種治權”，以及“節制資本”等內容。黨義教育成為公民教育的全部內容。

其他如陸紹昌、劉傳厚編輯的《新中華公民課本》，第四冊有連續4課講述孫中山的故事：《哥哥愛弟弟》講孫眉資助孫文讀書的故事；《破除迷信》講孫文毀棄佛像的故事；《讀書》贊揚孫文手不釋卷好讀書的品質；《毅力》一課講述孫文從事革命不怕失敗的優秀品質。這種密集地以孫文故事為材料是以前教本從未有過的。潘文安等編輯的《新學制小學教科書高級公民課本》（世界書局1928年出版）介紹了一個“平時崇拜孫中山先生的人格，并且信仰他的思想學說”、“以為要救治中國，非實行中山主義不可”的青年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可以看出，“公民教育”在1920年代末之前是為培養現代公民而施教，它是一種宗旨、一種信仰、一種現代理念。其后黨義教育滲入，公民教育變成教育之一種門類、政黨規訓民眾的工具，這正是中國公民教育轉向衰落的深刻表現。這個過程也是中國近百年來社會轉型和政治文化轉型歷程中最值得思考和分析總結的經驗教訓。（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