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文

一

鄧小平是抗日名將?？谷諔馉幦姹l之際，1937年8月，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八路軍。鄧小平出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當時朱德任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鄧小平出任八路軍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29師精英薈萃。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先后在129師出任要職的有：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黃鎮。該師下轄的385旅旅長王宏坤，386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陳再道，769團團長陳錫聯，支隊長秦基偉，還有后來擔任129師下轄的太岳軍區政委、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薄一波等。

129師在抗日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箲鹬醯?937年10月，年僅24歲的團長陳錫聯率部奇襲陽明堡機場，消滅日軍24架飛機。之后，129師開辟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在1940年的“百團大戰”中，取得正太路戰役勝利。1943年，129師勝利開展反“掃蕩”斗爭，殲滅日軍“觀戰團”。在抗日戰爭中，129師共殲滅日偽軍42萬人，建立了擁有2400萬人口、18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晉冀魯豫解放區，部隊發展到30萬人。

毫無疑問，鄧小平是偉大的愛國者。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為了清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爭罪行，從1946年初起，遠東軍事法庭開始審判日本甲級戰犯。與此同時，各受害國和交戰國（不包括蘇聯），共成立49所法庭，審判乙、丙級戰犯。中國戰區設立了10所法庭。

總計10年的審判，共判處死刑991人，無期徒刑491人，有期徒刑2946人。其中包括中國戰區10所軍事法庭從1946年到1949年審判的2200多件戰犯案件。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谷壽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被判處死刑。

戰后，美軍占領日本期間，大規模整肅了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專制體制，對日本進行了系統的民主改造，幫助日本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日本國內人權得到保障，民主化得到實施。走和平發展道路，成為日本社會主流。

日本的巨大變化，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調整對日政策的前提之一。

1955年，中共中央決定，對關押在大陸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實行寬大處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若表現好也可以減刑或赦免。1956年3月，周恩來秉承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說明了這個方針。

1956年4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稕Q定》說：“鑒于日本投降后10年來情況的變化和現在的處境，鑒于近年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發展，鑒于這些戰爭犯罪分子在關押期間絕大多數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因此，決定對這些戰爭犯罪分子按照寬大政策分別予以處理。”

此后，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分三次發布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決定書，對101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另對45名日本戰犯起訴審判，分別判處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并且是從拘押之日算起，表現好的予以減刑或提前釋放。這些戰犯回到日本之后，許多人投身中日友好活動，做出了貢獻。

至此，從法律方面清算和追究日本戰爭罪行的審判活動結束。

1956年，梅蘭芳京劇團訪日演出成功。日本電影周在中國10大城市舉行。北京舉辦日本畫展，并為日本畫家雪舟逝世450周年舉行盛大紀念活動。1957年，日本話劇團、日本教育考察團、日本醫學代表團等訪華成功。當時中國媒體說，兩國文化交流絢爛多彩。假如戰后日本沒有發生巨大變化，仍然是軍國主義統治的話，中國共產黨能夠允許這樣“絢爛多彩”的交流嗎？

此后，中日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往來規模越來越大。在此基礎上，1972年9月，兩國在北京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邦交正?；?rdquo;，是指兩國關系原本存在，但由于某種原因中斷或處于非正常非和平的狀態，后來在一定時機下重新恢復兩國關系。

中日邦交正?；谋尘笆?，原本存在的中日外交關系因日本侵華戰爭中斷，戰后的冷戰格局中，日本政府和臺灣簽署了《日臺和約》，中國政府不承認這一和約，因此兩國關系仍處于不正常狀態，直到1972年才結束了這種局面。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與中國政府簽署《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自此宣告結束。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中日兩國的《聯合聲明》說：“日本方面痛感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之后，兩國又簽署了中日貿易、海運、航空和漁業協定。1978年8月，兩國在北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兩國政府在條約中共同表示，要在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作出貢獻”。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訪日，并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儀式。這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后首次出訪，意義重大，中國報紙逐日詳細報道了鄧小平的行程和講話。23日上午10點多，鄧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發表演說。他說：“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要團結；中日兩國關系要和睦，要合作，這是10億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當天中午，鄧小平拜會日本天皇裕仁。鄧小平對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后要積極向前看。”

鄧小平所說的“過去的事情”指什么呢？當然是指過去的戰爭。鄧小平說這句話，絲毫也不影響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只能說明鄧小平抓住了時代脈搏，站得高，看得遠，是一位前瞻性的歷史巨人。

我在2002年發表的《對日關系新思維》，正是根據鄧小平這一論斷，結合時代變化，作了新的闡發。

鄧小平生活的時代，和今天比起來，離二次大戰更近。按常理說，離戰爭越近，對戰爭記得越清楚，仇恨也就越大。離戰爭越遠，對戰爭的記憶越模糊，仇恨天然趨于淡化。比如中國元朝曾兩次侵略日本，中國軍隊登陸日本福岡，向日本內地進攻，戰爭進行得非常殘酷。人們似乎都淡忘了此事，這是因為時間久了。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鄧小平能夠對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怎么反倒過不去了呢？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本右翼大放厥詞的緣故?？墒?，鄧小平的時代，日本右翼就不放厥詞了嗎？有右翼搗亂，揭露批評斗爭就是了，不能扭轉中日和解的大方向。

可見，癥結不在這里，而在于我們對中日關系的認知與判斷與鄧小平存在著差距。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能不能從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格局出發思考問題，能不能從整個世界的戰略布局出發思考問題。比如，2008年以來，美、日、韓、澳、新、印等國曾數次商討建立亞洲版北約軍事同盟的可行性，我們應該把日本推到這一軍事同盟中去嗎？

10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與福田首相的會談中說：“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將世世代代發展下去，我們對此感到無比高興。”訪日期間，鄧小平還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和新日本鋼鐵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線火車。鄧小平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鄧小平還說：“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后，老老實實承認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學習。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

鄧小平回國之后，一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就開始了。

這次訪問中，在中日兩國關于釣魚島爭議的問題上，鄧小平提出了擱置爭議的建議。據《人民日報》10月26日報道，10月25日下午，鄧小平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回答記者問題時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臅r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鄧小平說：在釣魚島問題上，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刺，來阻礙中日關系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鄧小平以靈活、務實的態度折服了日本人，他的虛心精神和決斷姿態更是傾倒了日本人。

鄧小平的提議是有案可稽的。1972年，毛澤東決策與日本恢復邦交正?；椭芏鱽韴绦羞@一決策的過程中，都明確向日方表示，擱置釣魚島的爭議問題。

二

胡耀邦也是抗日戰爭的重要將領。早在1934年初，18歲的胡耀邦就在中央蘇區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同年10月參加長征，在四渡赤水戰役中負傷，1935年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后，經毛澤東提名，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他根據毛澤東指示，創辦抗大?？端枷霊鹁€》，刊物辦得有聲有色，獲得毛澤東高度贊賞。據唐非撰寫的《胡耀邦傳》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聯合出版，2005年11月版）81頁記載，1938年，抗大四期一隊學員奉命從延安移住瓦窯堡米糧山，毛澤東在羅瑞卿陪同下為大家送行。當時四期一隊隊長蘇振華，政委胡耀邦。毛澤東在簡短的講話中特地表彰胡耀邦，說胡耀邦“是我親眼看著長大的熱愛學習、朝氣蓬勃的紅小鬼，現在還不斷寫些文章刊登，很受讀者歡迎”。

1939年，胡耀邦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194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后又擔任中央軍委直屬系統整風領導小組成員。

抗日戰爭期間，胡耀邦一直在中央軍委中樞擔任重要領導工作，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6年。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協助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考察軍隊領導干部，出色地完成了向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抗日根據地調配和派遣干部的繁重工作。正是由于成績突出，胡耀邦在解放戰爭時期先后被毛澤東任命為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中央軍委直屬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太原戰役、咸陽阻擊戰、成都戰役等重大戰役，立下赫赫戰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胡耀邦先后擔任中共川北區委書記兼行署主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陜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鞠躬盡瘁服務人民、銳意改革興利除弊的輝煌業績和高尚人格，國人早已耳熟能詳，可以說是一位公認的久經考驗的偉大的愛國者。

1982年到1983年，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胡耀邦多次向全黨干部和共青團組織推薦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蕩的百年史》。當時，我在中國青年報任評論部副主任，有一次參加團中央干部會議，曾親自聽到胡耀邦向在座的人推薦這本書。于光遠也回憶說，他曾親眼看到胡耀邦在讀這本書。中央黨?！独碚搫討B》雜志原主編沈寶祥也是由于胡耀邦的推薦，讀了這本書。這本書回顧了日本從明治維新到戰后發展的百年跌宕。胡耀邦說，他讀了這本書之后很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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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唐非撰寫的《胡耀邦傳》第一卷第十二章“文革磨難”記載，1971年底林彪事件發生之后，周恩來乘勢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干部，其中就有胡耀邦。周恩來將胡耀邦從河南的干校調回北京檢查身體，休養治療。胡耀邦在休養期間認真閱讀了《田中角榮傳》、《日本列島改造論》等一批有關日本的書籍。當時他思考的是，中國長期經濟落后、科學落后，而日本戰后也很困難，但經過集中精力狠抓科學、狠抓教育，經濟發展很快，成了工業大國。日本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

胡耀邦推薦《激蕩的百年史》，是提倡學習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優先和科技創新，推動中國現代化。2005年10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激蕩的百年史》，該書后記說：“本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風行一時”，這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薦的結果。

1982年9月28日，剛剛在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會見日本首相鈴木。胡耀邦說：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兩個偉大民族，中日兩國“和則兩利，離則兩傷”。胡耀邦說，和則兩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孫。

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武漢會見日本首相特使二階堂進時說：在兩國關系上，我們主張向前看。9月29日，胡耀邦在北京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政嗣，再次強調說，中國和日本的歷史說明，兩斗俱傷，兩和俱榮。我們要教育子孫永遠保持和發展同日本的友好關系。10月3日，胡耀邦會見《讀賣新聞》編輯局長水上建也率領的日本新聞界訪華團時說：我們兩國再也不能對抗了。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啟程訪問日本。他在日本眾議院發表講話說，需要一種高瞻遠矚，從全局和長遠觀察和處理中日關系，要眼光放長，達人大觀。胡耀邦在東京經濟界歡迎他訪日的集會上說，中日雙方各有優勢，幾十年之后，雙方仍然會各有優勢，仍應加強合作，取長補短。26日，胡耀邦在日本青年歡迎他訪日的大會上說：當前面臨的問題，是把我們這一代已經奠定的友好關系，傳給今后一代到兩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關系，不斷發展。

根據鄧小平確定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框架，以及胡耀邦臨行前經中央討論確定的議題，胡耀邦在這次演說中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來中國訪問一周。這是中日兩國在上世紀80年代友好浪潮中著名的重頭戲。

28日，胡耀邦在大阪參觀工廠時題詞：“向創造世界第一流現代化工業水平的日本企業家、科學技術人員和廣大工人致敬！”30日，胡耀邦在參觀三菱公司造船廠時，在貴賓簿上寫下“中日友誼長存”六個字。

此次訪日，胡耀邦與日方達成了和平友好四項原則：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賴，長期穩定。兩國高層還形成共識：為了加強面向21世紀的兩國關系，兩國在1984年成立一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1984年，該委員會成立，中方首席委員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委員會積極開展工作，其中一項是日本利用ODA款項在北京建成了著名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據倪健在《世界知識》雜志2005年第24期發表的《日本3000青年訪華追憶》一文說，為了落實胡耀邦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中共中央在1983年底成立了負責接待安排的籌委會，時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王震任主任，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任副主任，當時的全國青聯主席胡錦濤任秘書長，全國青聯副主席劉延東任副秘書長。

1984年，日本220個團體和單位派遣了3017人訪華。1984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國慶日前夕，3000名日本青年從中國各地匯集北京。9月29日，中方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宴會，這是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活動。國慶日閱兵時，天安門觀禮臺特地給日本青年代表留出了位置。日本代表團成員穗積一成在訪問南京時，突患胃出血昏迷，情況緊急。胡錦濤親自指揮處理此事，挽救了他的生命。后來在1998年，胡錦濤擔任國家副主席之后第一次訪日，見到了穗積一成。穗積一成握著胡錦濤的手說：“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國給的！”

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團在北京訪問時，胡耀邦接見了代表團的主要人士。日后，3000名日本人中的許多人在日本各個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日本國內推動兩國和解的骨干。

日本青年回國之后，邀請中國青年回訪。1985年，以時任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為總團長的504名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了日本，接觸了大量日本民眾，受到了熱情接待。

在日本立命館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夏剛，在北京的《世界知識》雜志2005年第24期撰文評價3000日本青年訪華一事說，民間外交的大勢一旦形成，就會產生水滴石穿的效應，由點、線擴展到面。管子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個話，有助于我們評價胡耀邦為實現中日兩國和解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胡耀邦和中曾根共創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重大意義。胡耀邦對日外交的長線工作，猶如愈陳愈香的佳釀，多年以后顯出深遠的效益。

三

為什么身為抗日戰爭領導者的鄧小平和重要將領胡耀邦，這樣評估和構建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框架？難道曾經奮力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鄧小平、胡耀邦這樣做是“賣國”嗎？

林語堂在《機器與精神》一文中說，“愛國各有其道，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要把頭腦弄清楚。若是愛國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對于自己與他人的文明，沒有徹底的認識，反以保守為愛國，改革為媚外，那就不是我國將來之幸了。”

這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2012年中日之間的釣魚島風波，是日本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等人挑起的。中國就此進行抗議理所應當。但是，也要對那些試圖把兩國引向軍事對決的人保持警惕。

就中國來說，中日之間如果再次發生大戰，就會葬送中國現代化的努力，只能導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后果。這也是胡耀邦為何強調“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含義。身居亞洲的世界老二和世界老三武力對決，實為亞洲悲劇。非但如此，老二和老三火并，豈不等于兩國爭相幫助老大筑牢世界霸主地位？從胡耀邦到胡錦濤，“和則兩利、斗則兩傷”講了30年，有的人還是鼓動兩國開戰，在社會上制造偏激情緒，造成民眾認識誤區。當前，以“愛國”為名煽動民眾，傷害中國長遠的根本利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國防大學徐焰少將在《同舟共進》今年8月號發表文章《中美經濟、軍事實力的差距有多大》，批評一些人輕言戰爭。他說：“對毛澤東、鄧小平都主張可長期擱置的爭議，這些人卻鼓吹盡快以武力解決。若依此辦理，和平發展根本不可能辦到。”

就日本來看，與中國軍事對決，將會給日本帶來巨大災難，日本朝野大多數人是不會贊成與中國開戰的。因此，日本各界人士對于極少數右翼人士的鼓噪，同樣應當揭露、抵制和批評，以喚起日本社會的警惕。

中國與多個周邊國家存在領土領海糾紛，有些糾紛涉及的領土面積和島嶼面積遠遠大于釣魚島。習近平在9月21日出席第九屆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時講話說，中國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致力于通過友好談判，和平解決同鄰國的領土、領海、海洋權益爭端。釣魚島問題并不是中日關系的大局和核心問題。中日關系的大局，仍然是繼續和解，推進戰略互惠關系。

8月29日，前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現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唐家璇講的一番話非常好。人民網8月29日報道，當天，唐家璇出席紀念中日邦交正?；?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講話說：27日發生的日本駐華大使所坐車輛被阻攔，車頭國旗被奪走的事件，不是理性的愛國行為，而是害國行為。這種行為不代表中國廣大民眾的愿望和想法，中國民眾絕大多數是理性的，希望中日關系健康友好發展。當前中國有關方面正在調查有關情況，并將一查到底。當前正值中日關系多事之秋，但對兩國關系未來充滿信心，深信中日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更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在維護中國主權的前提下，有理有利有節，努力推動中日和解，克服困難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系，才是愛國而明智的選擇。愛國而不明理，就會害國。這就是鄧小平、胡耀邦的對日觀給予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