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

最近到貴州出差，沿途所見的景象，讓我感覺當地的經 濟狀況與江南一帶有差距。想到援助與脫貧的話題，住進酒店后，便上網買了本名著，用閱讀器翻看了整晚。這是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所著的《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該書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和《金融時報》評為“2006年最佳圖書”，而作者曾經在以國際扶貧為己任的世界銀行工作過16年，他提供的數據有說服力。

作者寫道：“過去50年，西方對非洲的援助達2.3萬億美元，卻未能給每個兒童12美分讓死于瘧疾的全部人數減半，未能給產婦3美元讓500萬兒童免于夭折，未能給貧窮家庭3美元以購買蚊帳……然而，就在2005年7月16日這一天，英美兩國卻能設法把900萬冊《哈利·波特》送到讀者手里，書店即使出現缺貨也能迅速補上，而整個過程無須政府的干預，也并沒有什么關于《哈利·波特》的馬歇爾援助計劃！……國際社會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統，來為富人們的娛樂服務，另一方面卻無法給瀕臨死亡的兒童12美分，這種對比令人痛心。”

為什么？淺白的答案是，歐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統。深一層，是因為歐美搞市場經濟，是逐利和競爭，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統。再深一層，是非洲尚未具備建立市場經濟的條件。說到底，是非洲多國的歷史傳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識、社會傳統以及知識分子的歧見，深刻地妨礙了他們建立市場經濟。令人唏噓的是，總是有些人群，像受到了詛咒，無法擺脫苦難的生活。

讀者朋友會問：為什么非要建立市場經濟不可？難道救濟不是一種幫助？難道救濟也要講求經濟效率？既然講求經濟效率，那還算什么救濟？讓我逐層解釋。

首先，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亞當·斯密（Adam　Smith）寫過兩部名著，一是1761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二是15年后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許多人以為，斯密有兩套互相對立的主張，即他既主張搞市場經濟，又主張商人講道德。說這些話的人，其實并不知道斯密在說什么。事實上，《道德情操論》不是道德教條，而是斯密對人情冷暖的深入觀察。

斯密認為，人雖然自私，但都具有同情心。然而，斯密也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隨著人際關系親疏遠近變化的——離自己越遠的人，能喚起的同情心也越弱。斯密說，要是一名英國紳士，聽說遠在中國的某地發生了一場地震，上百萬人傷亡，那這位紳士也只會感慨一下世事的變幻無常、生命的脆弱無助，接著就會繼續忙自己眼下的事情了。就如今天的網友，轉發兩條帶“關注”字眼的微博，就繼續忙自己的事情一樣。

問題是，人們無時無刻不需要別人的幫助。哪怕是我們手頭的一支鉛筆，也是經過成千上萬人的勞動才生產出來的。沒有他們，我們窮畢生的努力，也不可能造出一支鉛筆來。既然人們需要互相依賴，但每個人的愛心又只能波及極其有限的范圍，那么就只能靠市場的力量，才能抵消仁慈和愛心的脆弱和偏頗，才能使那些不被注意的、不受歡迎的、未被熱愛的人的需求得到滿足。

因此，每當我們看到那些在貧困中生活的人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問的，不是我們自己極其有限的愛心能幫助他們多少，而是他們是靠什么活到今天。毫無疑問，他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基本上還是靠市場，即那些為了牟利而向他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個人和企業；而他們即使接受了我們短暫而有限的捐助，他們也得繼續依靠市場活下去。

當然，這并非要完全排斥慈善。正如斯密所說，人皆有同情心，而行善能滿足同情心。盡管力量有限，但世上總有人行善。問題是，行善要不要講效率？而如果要講效率的話，為什么行善的效率往往不如商業？

行善當然要講效果。以有限的時間、金錢和資源，最大程度地滿足行善者的同情心，就是效率的標準。漫無目的地派錢，是瘋子所為；行善的人，往往是有的放矢地捐助、一絲不茍地策劃、客觀審慎地評估的。為了滿足同情心，就需要落實一些具體的指標，例如將多少藥物交到多少病人手里，幫助多少窮人脫貧致富，幫助多少失學兒童重返校園等等，而這些就是行善的效率指標。

既然如此，為什么行善的效率不能令人滿意，甚至如伊斯特利教授所描述的那樣觸目驚心？我認為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是行善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在商業世界里，做對了的決策，就得到獎勵；做錯了的決策，就自然引來懲罰。這種負反饋機制非常靈敏，以致人們會迅速地往符合目標和減少浪費的方向靠攏，結果就是效率的提高。行善則往往只注重付出，不僅不在乎反應，而且往往沒辦法得到反應——接受捐助的人只能報以贊許，而不能以鈔票準確地為行善人所作所為作評估。在這種很弱、乃至缺失的反饋機制下，行善就往往達不到行善者期望的目標。

其二，行善過程中也存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捐資者未必是行善者，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依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上期專欄提到，這是捐資者親自“花自己的錢替別人做事”，與代理人“花別人的錢替別人做事”之間的效率區別了。伊斯特利教授曾經服務過16年的世界銀行，就屬于后者這種代理人。據伊斯特利教授介紹，世界銀行里每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都迫切地要把資金和資源用掉，以便保證該部門次年的預算得到保證，他們因此很少真正關注資金和資源帶來的真實效率。

其三，是當地政府的管治。許多貧困地區之所以貧困，并非缺乏啟動資金來擺脫“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而是其政府管治機制存在嚴重的問題。如果把國際救援送到這些本身就是貧困的始作俑者的政府手里，那就無異于“肉包子打狗”。不解決政府的治理結構，而只是向其注資，那么在浪費了巨額捐助的同時，也喪失了挽救生命和減少痛苦的機會，那就無異于謀財害命。

其四，是永久的和官辦的慈善體系會自動地制造貧困。人是會對政策和制度做自適應的。只要慈善體系對窮人給予無條件的捐助，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自愿變成接受捐助的窮人。對此，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其1835年出版的《濟貧報告（Memoir　on　Pauperism）》中睿智地寫道：“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滿足窮人需要的行政體系，都會滋長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緩解的不幸，誘導它本要幫助和安撫的人們變得墮落，而隨著時間的推延，最終將富人淪為窮人的佃農……現代文明的進步運動將漸漸讓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慈善而生存。”

人類社會需要慈善，也一定存在慈善，而慈善要提高效率，比商業還要困難。解決之道，就是讓捐助者和行善者以自愿的民間方式結合，以相互競爭的方式來提高行善的效率，達到以有限資源最大程度地扶貧除弱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