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文

中國確立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已經有20年了。時至今日人們發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比想象中艱難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體的阻礙，另一方面也因為改革涉及一系列復雜的現實權衡。譬如市場化改革有沒有步調太快，強調社會福利會不會導致計劃經濟復歸，宏觀調控與民營化產權改革是什么關系，等等。近年來，由于改革受政府部門利益阻礙嚴重，“頂層設計”的呼聲四起。這能否構成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核心動力？這些問題與經濟學的發展狀況遙相呼應。對經濟理論的探討，可以為中國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提供借鑒。

據筆者的學習體會，經濟學可以分三個層次。首先是對計劃和市場的優劣判斷。這個問題鑒于蘇聯、東歐等國社會主義實驗的災難性后果，形成了比較統一的認識，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已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內容。第二，市場是否存在短期失靈。這是凱恩斯理論的立足點和引發爭議的關鍵，也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第三，非市場經濟如何演變為市場經濟。這是現實世界最需要解答的問題，但缺少公認權威的理論解釋。下面略加論述。

計劃經濟為何行不通？

計劃經濟的試驗和失敗可能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從涉及人口數量和時間跨度看，其影響甚至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也有人認為計劃經濟并沒有失敗，因為任何有效運行的經濟體制都可以看作計劃和市場不同程度的結合。但無論如何，很少有人會說，像過去蘇聯、中國（包括今日朝鮮）那樣推行的全面公有制計劃經濟，會給人民生活帶來幸福、保障社會持續發展——因為事實與此恰恰相反，它們只能作為例證來說明計劃經濟的不可行與不人道。

計劃經濟為什么搞不下去？最直接的回答是說公有產權不能提供適當的獎懲機制，造成人人吃“大鍋飯”、生產效率低下的局面。更深入的回答是哈耶克所說的，合理配置資源需要的信息分布在千千萬萬獨立的個人和企業當中，計劃當局不可能掌握它，集中決策必然導致資源誤用。在此基礎上茅于軾先生提出，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價格信號。在公有制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同一方，不發生討價還價，不存在價格競爭，資源配置陷入混亂，最終難以為繼。

關于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爭論，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發生過，牽涉很多優秀的經濟學家。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是蘭格和米塞斯。蘭格相信，只要有能力足夠的超級計算機，中央計劃機構可以模擬市場試錯完成資源合理配置，其效果甚至優于真正的市場自發調整。由于當時西方正陷入空前嚴重的經濟大蕭條，蘇聯經濟呈現一片欣欣向榮，很多人對計劃經濟模式表示支持和向往。其中包括帕累托、熊彼特這樣杰出的經濟學家，也包括羅素、維特根斯坦、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哲學家、物理學家。不過后來事實證明，他們都看錯了。

總結計劃經濟的失敗教訓，有一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構建它的理論中包含著邏輯矛盾，這一設想本身就不成立。換句話說，計劃經濟行不通，不需要社會實踐來證明，通過邏輯推導就可以判定。——這是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更一般地說，奧地利學派認為，任何經濟理論的對錯都不需要、也不應該通過事實檢驗，只能靠邏輯作出判斷。因此，事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敘事的邏輯要正確。這種方法論上的先驗主義或理性主義是奧地利學派區別于其他經濟理論的最主要特征。

坦率地說，我不接受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按照他們的觀點，如果單靠邏輯推導就能判斷理論正誤，意味著當初支持過計劃經濟設想的學者和科學家的邏輯思維是有缺陷的，否則他們不會相信計劃經濟的可行性。這在我看來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相信當初擁護或反對計劃經濟的學者具有同等邏輯思維能力，問題不在于邏輯推導是否正確，而在于思考過程中對某些因果條件的判斷不同。大致而言，是計劃經濟制度設想的人性基礎和信息技術條件與現實不符，所以在運行中發現問題越來越多，最后走向失敗。

在我看來，理論是對世界的簡化。描述世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合乎邏輯只是構建理論的第一步，它不等于必然正確。世界上有很多合乎邏輯而彼此沖突的理論，只能靠事實去驗證和選擇。如果理論被證實，我們可以保留；如果被證偽，就要放棄或修正。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已有非常成熟的經濟理論作指導，也經過了幾百年歷史經驗的證明，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當然，在具體推進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復雜的新問題，需要權衡摸索。但無論如何，大的方向不應改變。

市場是否會出現短期失靈？

從主流學術界的視野看，經濟學既承認市場的有效性，又相信市場可能失靈。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論證在公平競爭和自由選擇的市場中，價格變動能夠使生產要素和各種商品的供求達到全面平衡，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但在宏觀經濟學中，以凱恩斯理論為核心的總需求分析卻隱含地認為，市場自發形成的均衡未必最優，所以政府運用宏觀政策優化經濟運行是可能和必要的。

經濟學這種相互割裂矛盾的狀況招致很多批評，不斷有經濟學者試圖消除微觀與宏觀理論的隔閡，構造出統一完整的分析方法和理論體系。在此過程中，對市場有效假定的探究成為重新闡述經濟學的關鍵。新一代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在主流微觀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效率的論證中，隱含著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如信息充分、完全競爭、無外部性等，它們與現實狀況不符，因此市場在實際運行中難免失靈，外部糾正是必要的。

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模型也表明，在社會交往與利益博弈中，個人追求自利的行為可能導致對每個人都不利的結果。這意味著，亞當·斯密提出的個人自利增進社會福利，或歸結為“無為而治即最優”的觀點，是有例外和缺陷的?，F實中有很多例證。比如我們通常認為，任何自愿交易都能增進交易雙方利益，這是市場經濟創造社會財富的根本原因。但通過深入分析投機行為，茅于軾先生提出，在投機者過多并主導市場價格的情況下，投機就變成了賭博，結果導致交易者個人損失和社會資源浪費。這就是交易毀滅財富的現象。

凱恩斯理論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囚徒困境”問題。拋開政策建議不說，凱恩斯理論真正的含義是：經濟不止有一個均衡水平。在通常情況下，經濟產出是由商業環境、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狀況決定的。除非這些條件發生變化，經濟產出不會輕易變化。這就是“均衡”的一種表現。但在特殊情況下，當某種原因導致經濟下滑時，由于信用鏈條斷裂，在銀行、廠商、消費者之間，會形成一種預期自我實現的怪圈——銀行擔心壞賬，不敢貸款給企業；企業擔心過剩，不敢擴大生產；勞動者擔心未來，竭力縮減消費。這就形成了“囚徒困境”，使經濟鎖定在一個低產出、低就業的“假均衡”狀態中。凱恩斯認為，政府在這個時候擴大開支，可以像助推器一樣把經濟從“假均衡”推回到高水平的自然均衡中。

由此可見，凱恩斯理論與計劃經濟理論差別很大。凱恩斯理論雖然也支持政府干預，但前提是承認私人產權與自由企業制度不受侵犯，并相信市場和企業家的主導作用。它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技術修補工具，目的不是破壞市場經濟，而是完善市場經濟。很多人對凱恩斯理論的本質有誤解，所以有大量誤用。一是濫用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提振經濟，久而久之形成“抗藥性”，破壞市場機制。二是在市場發育不足的環境中運用凱恩斯主義，會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阻礙市場經濟制度形成。所以在中國應該注意，一方面要慎用凱恩斯主義政策，應更多地強調產權保護和經濟自由；另一方面要知道凱恩斯理論的適用范圍是什么，不能完全否定凱恩斯理論。

回到市場是否有效的爭論，張維迎教授有一個重要觀點。他說市場理論的缺陷，不等于市場自身的缺陷。新古典經濟學根據信息充分、完全競爭、無外部性等一系列假定，描述出高效完美的市場。一旦這些假定不屬實，我們就認為市場有缺陷，這是沒有道理的。就好像我們給一位姑娘畫像，畫得很美，后來通過實際對比發現，畫像跟她本人長相不符，因此就說她丑，這是不對的。因為她的美可能跟畫像的美不一樣，是另一種形式的美。正如現實中我們看到，即便在信息不充分、競爭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也有它自己解決的辦法，也是行之有效的。這個觀點發人深省，但他后面所說的“有效”的標準到底是什么，這個標準能不能取得共識，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市場經濟是如何建立的？

不管怎么看待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或者是否承認市場存在短期失靈，我們面臨的更重要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如何建立？無論是為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還是幫助那些貧困落后的國家走向富裕文明，世界都亟需這方面的理論解釋和知識指導。茅于軾先生提出的人權與市場經濟理論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首先要理解，市場的核心是交易。交易能產生價值，促進分工，推動創新，帶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這是市場經濟創造社會財富與文明的根本原因。而交易和創新的前提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保護，沒有人可以用暴力剝奪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這意味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過法律解決人與人的糾紛，這就是法治。在政治上，要保證每個人對公共事務有平等發言權與決定權，即民主。在文化上，要保障每個人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而上述這些人人可以擁有、彼此又不沖突的權利，就是人權。由此不難理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人權。建立市場經濟就是確立法治、民主、自由的過程，它們是同一社會制度在不同層面上的表現。

反過來看，與人權相對的是特權，與特權相聯系的是等級、獨裁、專制。這些特征無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中，都表現得非常明顯。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得取消特權，去除等級與專制。困難何在？一是政治上，擁有特權和暴力工具的專制者不愿放棄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撓社會邁向平等和自由。二是思想上，長期形成的等級觀念、領袖情結、順民（暴民）文化等，已滲透到每個人的行為習慣中，要改變絕非易事。所以說，建立市場經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改革的過程，更涉及到政治體制的重建，乃至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的變遷。

盡管如此，在計劃經濟（或傳統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細節解釋上，還存在很大的理論空白?；诿┯谳Y先生的觀點，受張維迎教授和諾斯有關制度變遷理論的影響，筆者試圖對市場經濟形成和社會制度演變提出一個分析框架，以探討中國改革的前景和路徑。這個分析框架的特點是把社會變革或制度演進的原因歸結于人的思想觀念。它與過去籠統所指的“思想”、“觀念”、“意識”等不同，把存儲在大腦和神經系統中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分為三組：本能與習慣、經驗與知識、理想和信仰——分別影響人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生活目標，通過分析這些相輔相成的行為動機與社會現象的關系，為觀察制度演進提供一個參考視角。其核心觀點如下：

一、社會制度的本質是人的知識、信仰和行為習慣的互動協調；二、制度變革過程可歸結為知識、信仰和行為習慣的斗爭；三、那些個性鮮明、能力突出的政治人物或理論家信奉的思想，對社會演變方向和結果有更大影響。一言以蔽之，社會變革背后是“觀念戰爭”。在這個分析框架中，制度存續的條件是人的預期不斷被實現。如果預期落空，人們會改變行為，或改變預期，或兩者同時改變，引起制度變化。人的預期是由經驗和知識奠定的，同時受理想目標的影響。當預期、事實與信仰一致時，制度是穩定的；當它們出現錯位或沖突時，制度將產生動搖。簡而言之，一種制度如果跟大眾思想觀念相差太遠，運行是不穩定的；一種變革若不伴隨社會意識形態重建，最終是難以成功的。

結論是什么？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過程中，指向“市場—法治”的知識、信仰和習慣在人群中擴散得越深越廣，社會進步就越平穩，越有效，越不可逆轉。反過來，如果社會缺少此類被廣泛認同的知識和理念，即使偶發事件導致政治變革，結果也是暫時的、動搖的，具有強烈不確定性。所以說，中國學者、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他們信奉和傳播的思想，是中國向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轉變的決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