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遲到的郎朗作著揖走進房間，后面緊跟著經紀人和助理，在他到來前的差不多半個小時里，屋里就坐滿了記者，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新加坡和日本。

圓臉，削肩，他比電視上看起來足足小了一號。“來吧，我們今天稍微說點實話。”他坐下來一拍大腿，從小成名，加上經紀公司的刻意培養，他在應對媒體方面很有一套，甚至有媒體私底下說過他在采訪時是個很“枯燥”的人。

但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有名的年輕鋼琴家。如果在中國談論鋼琴和音樂，郎朗是個永遠無法越過的話題，而伴著成名而來的，是從來沒有間斷過的質疑、比較和紛至沓來的標簽。

而他所帶來的另一種效應，是持續多年跨地域的鋼琴熱。這也不奇怪，中國幾乎無自發式的熱潮，我們熱衷的，無一不是由某個人物或事件發酵催化而成的，比如2008年奪金之后的網球熱以及從今年奧運會開始的游泳熱。

這次在上海，郎朗應唐培里儂香檳王的邀請，與好萊塢非常有名的法國作曲家Alexandre　Displat第三次合作，為三款香檳創作音樂。郎朗也坦言自己不那么懂酒，“我原來不怎么喝酒。因為我的理念就是，鋼琴家需要保持一個永遠清醒的頭腦。當然很多音樂家也喝酒，他們覺得不清醒的頭腦可能更好。”他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

勤奮是鋼琴家成功更大的一個因素。從4歲開始，每天高強度八九個小時的練琴時間——包括同期的陳薩、李云迪都有著高度重復的成長時光。這個外延甚至擴大到所有需要以音樂為職業的孩子。“我沒有聽說過有哪位演奏家天賦異稟，很少訓練最后也能成功的，音樂這條路上沒有捷徑。”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周世斌的研究方向是音樂教育和音樂心理學，曾經受邀在國家大劇院開講座，因為涉及音樂教育的話題，吸引來了相當多的家長，不乏爺爺奶奶輩的，也有未雨綢繆的孕婦。在他看來，如果說經驗主義者想從郎朗的經歷中尋找啟示，恐怕足夠勤奮是最能得到廣泛認可的。

周世斌17歲的女兒周殷子是個小長笛手，繼承了父親在音樂上的良好基因，兩三歲的時候就自己在家里的鋼琴上“創作”，嘴里還跟著唱。

郎朗的音樂細胞也被發現得很早，大概是1歲的時候，他媽媽就發現不會說話的他能哼出當時的流行歌曲。包括在此之后的學琴，得獎，父親辭職帶他到北京學琴時遭遇的各種不順，在很多報章雜志的采訪以及傳記里，都有呈現。許多學藝術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都在里面為自己的執著和犧牲找到了動力源。

郎朗也意識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力。“我今年在深圳創辦了一所叫郎朗音樂世界的鋼琴學校，我希望多影響一些年輕人學習藝術?？梢哉f這是一種責任，人到了30歲會覺得責任更重一些。”他說。除此之外，他今年在牛津大學有三場演講，還參加了一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的節目。在一些雜志的采訪文章中，郎朗的頭像下被冠上了“音樂改變世界”的大標題。

在之前傳記里那個魔怔的父親郎國任也漸漸被洗白，“爸爸的脾氣也就跟著變得很糟。他突然就跟我說，現在有三條路給你走，第一，回沈陽；第二，跳樓；第三，吃藥。他給我準備了30多顆那種治退燒的藥。”類似的經歷郎朗沒有再提起過，而9月初郎國任《我和郎朗30年》的發布會上，郎朗淚眼婆娑，稱父親并非“狼爸”。

但有些觀眾們已經自認為找到了方法，這也是周世斌最擔心的地方。“郎朗絕對是個非常規的特例，可以為大家所知，但不值得模仿，也沒有普世價值。這樣的極端很可能導致孩子們的痛苦。”但他表示理解郎朗。

周世斌也刻意地培養女兒音樂上的才華，一開始周殷子被送去學鋼琴，后來改練長笛。“不過，我和她媽媽早就說好了，無倫如何要給孩子一個完整快樂的童年。小學和初中期間我們沒有給她報過一個課外輔導班，也沒壓抑過她別的愛好。”初中畢業后，周殷子考上了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部，周一至周五在普通高中上課，周六在茱莉亞上課。周世斌說，“很多茱莉亞預科的學生，都希望以音樂的特長敲開長青藤盟校的大門，未必是以音樂為職業目標。”但周殷子還是要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她的目標是成為一名專業的長笛演奏家，和世界上著名的交響樂團合作。周世斌想的是，“以后即使只是成為一名長笛教授，對女孩子也是一個很好的職業。我有期望，但更希望她今后過得幸福。”

周殷子無疑也是個案。“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前提的，我們有美國綠卡，孩子也不太可能競爭千軍萬馬的獨木橋。”周世斌說得很直白，“如果沒有綠卡，在國內的教育環境上，我們很難做到這么瀟灑和抽離。”這是另一個讓人無限傷感的話題。

而郎朗似乎是重壓下的一個異類。“除了當鋼琴家，我的組織能力也很強。”他說。在《金融時報》的理解，這種組織能力就是交際手腕，他們的記者寫道，“郎朗每年參加120場音樂會和獨奏會，沿著名人關系的階梯向上爬。”這顯然有點太過激了。不過郎朗已經越來越能討媒體的歡心了，他解釋別人對他曲風單一的質疑，“現在別人一看到我，就叫我那個黃河，我也很苦惱。但現實是你在國內是很難彈一些很有深度的曲子，比如巴赫的戈德堡變奏曲，在美國也很難實現，在歐洲才能實現。這就是一個事實，我在春晚上彈馬勒，我想沒有人會讓你彈。大家說你彈一個快一點的吧，大家都能看懂的吧，所以大家對《黃河》記憶猶新，大家都能聽懂，能不猶新嗎？”逗得在場記者哈哈大笑。“郎朗只有一個。”周世斌希望家長更多地關注到孩子的意愿、天賦和喜好，“畢竟從音樂歷史上看，成材規律和條件都是現實存在的。”

我們無法預知是否有第二個僥幸復制的郎朗,但音樂絕對是一條更加狹窄的路。一個人的成功意味著成千上萬人的失敗，而失敗，也恰恰正是所謂夢想的陷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