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雖然會為社會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為社會下層的抗爭制造出大型意識形態理論。但是，中國政府卻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財政收入也不可能永遠保持盈余。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各類社會矛盾就可能會出現整合。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一個國家的經濟就必須從勞動密集型轉換成資本密集型模式。如果這一經濟轉型不能成功，一個國家的經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早期所取得的發展成功也不可能得到鞏固。在高速發展期內，一個國家的社會也會經歷深刻變化：傳統的生活方式、制度和價值觀被打破而新的未能及時建立；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利益的不斷重組，這種利益重組往往同時又帶有很大的不規范、不公正和偶然性。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者沒有安全感，而失意者則有失落和不公正感，整個社會充滿浮躁；在迅速發展的經濟下，人們對生活的欲望也會大大提高，他們對生活的要求會從溫飽轉移到各種價值的追求。中國已經處于一個突發事件高發期，有不少學者發出警告：“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檻”。能不能越過這道檻，取決于中國政府是否能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成功地處理好正在興起的集體行動，取決于政府對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能力。
目前中國政府面對種種集體行動的兩個常用對策是：直接用錢解決問題以及加強上訪制度。簡單地給抗議群眾發放“安定團結費”會鼓勵民粹主義，而在一個正在不斷復雜化的社會，用加強上訪制度來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將有更多的后遺癥——對上訪問題的過多解決會鼓勵民粹主義。中央給予信訪部門過多的權力將使信訪部門成為太上皇而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權威。當大量的上訪問題得不到解決時，百姓又會對中央失望從而使原本屬于經濟和法律范疇的問題政治化。再加上中國社會已變得越來越復雜，上訪機構即使再加強也不可能應付這一局面。
自1993年起，我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連續講授了十多年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課程。2004年受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邀請，在該系為研究生講授這門課程。這門課程的成果之一便是《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一書。我希望通過對歷史經驗的探討，讓大家了解破壞性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會運動怎么才能成為中國集體抗爭方式的主流，消除革命發生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
趙鼎新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兼任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專著《天安門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相繼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2001年度亞洲研究最佳圖書獎以及2002年度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最佳圖書獎。
|延伸閱讀|
隨著對俄國革命的社會學分析日益增多，其成果也日趨成熟。作者將整體環境的改變與具體的革命行動相聯系，研究社會矛盾與社會運動的關系。同時，他竭力避免孤立地考慮其因果聯系，強調行動、思想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作者寫作本書的目標是:“找出這場罕見且成功的革命運動的成因、并發掘其本質”。很顯然，他做到了！
除了戲劇，俄國1917年革命與伊朗1978～1979年革命到底有何共通之處？對于列寧領導的革命和霍梅尼領導的革命，我們又該如何比較？一場基于城市工人階級的革命為什么會與一場基于商人、牧師等傳統團體的革命如此相同？通過該書，作者探索了俄國和伊朗為使他們的國家走上現代化工業道路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