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毛尖竟被封為“小資教母”。寶爺說了，毛老師是“華人女界里第一個看過一萬部歐美經典影片最年輕的教授”。戀光影、賞風月，一頭扎進不知今昔何年的幻境樂土里去，待到兒子王子喬出世，她猛然“對世界有了責任和要求”。“在今天，批評將承擔起歷史上所有的文學任務。我說‘所有’，是有特定語境的，小說永遠會有，影視永遠會有，但是在這個時代，批評已經突破了過去的批評限定，就像網絡已經不僅是資訊的天地，網絡成為生活本身，批評也可以是一切。”

兩地書

90年代毛尖來香港讀博士，董橋說：“黑白片老香港,眨眼不在了,真對不住毛尖。片子里南來那許多學人文人藝人全走了,香港多蕭颯。上海怕也不是戰前戰后的老上海,兩地似乎單薄了。”初來香港廣東話聽不懂，報紙上雖然中文字，竟然不認識。一切都按規章制度，井然有序，人與人之間關系西化。而科大三年，毛尖都是在圖書館度過的，自然忘不了感激科大的影像資料室。她上一年去了哈佛做訪問學者，寫出來的美國見聞也篇篇帶刺，嘴上怨的是波士頓的平淡無趣，心里念的都是大上海的熱火朝天。站在車水馬龍的洪荒里，毛尖是志得意滿的小市民，“過平常日子，大概是最激烈的愛情宣言”。所以她要深情款款地寫：“本雅明說，在一個駝背小矮人身上，我們的愛情莫名地降落下來。是真的。”

同一時分，香港報紙也闖進一個毛尖，身在香江，眼望黃浦，《信報》專欄“上海通信”，一寫多年。十五年過去，再念起香港，所有的污點都變了清白，說起香港的老牌文人，她說認識的不多，“羅孚先生算嗎？劉紹銘先生、林行止先生、鄭樹森先生、鄭培凱先生，他們都是香港文人，可他們一個都不老，再看李歐梵老師，每次在他和師母面前，我就覺得，青春是他們的。”

人人確然正在被巨大的虛無感吞噬。“我能做什么呢？無非是把專欄寫好，把書教好”。她努力不叫虛無感主宰，“我相信，當狄更斯寫《雙城記》的時候，他也覺得自己碰上了一個‘最’時代；當托爾斯泰出走的時候，他也會有虛無感，所以我總想，這絕不是最壞的時代，尤其，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壞怪在時代身上?；蛘?，就用堂吉訶德的信念來抵御吧。”

或許還是董橋說的：“將就將就歲月還是靈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