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勇 從積極拜票到開始退出，無論是券商研究所還是基金公司，對于“新財富最佳分析師”（下稱“新財富”）評選這一目前國內最負盛名的賣方研究評價系統的態度，正在悄然發生轉變。

9月初，有媒體報道稱中金公司決定集體退出新一屆“新財富”評選；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在年初亦撰文表示自己將不再參與“新財富”的評選；同時，去年表示計劃退出今年評選的嘉實基金，正在討論是否真的退出……

在一位中型券商分管研究業務的副總裁看來，機構對于“新財富”態度的變化實際上還是來源于券商研究業務在整條投行業務鏈條中的變化，“券商研究已經從單純的為經紀業務服務轉變到為券商整體業務服務中。”

目前，券商研究所的主要收入來自于機構分倉。而近幾年，基金分倉傭金總額呈下降趨勢。越來越小的“蛋糕”、大券商“割據”的格局，以及券商推進業務轉型和業務創新等等變化，使研究所不得不積極求變。雖然“報告換傭金”的模式短期內不可能根本性轉變，但從長遠來看，券商研究業務未來將會向怎樣的方向發展，或許需要在相當一段時間后才能逐漸清晰。

在十幾年前首創券商研究所模式的和君咨詢集團董事長王明夫看來，“券商研究部門在未來20年之內一定會發生質的變化。”

評價異化

“現在的分析師評選已經出現了異化的情況。”國金證券研究所策略部的一位人士對本報表示，各類評選越來越多，而完全依靠主觀的評選存在著一些天然的弊端，“研究員報告本身顯得并不重要了，與基金公司的關系才更重要。”

這位人士的觀點代表了不少賣方研究所負責人及研究員的意見，甚至就連基金公司等機構投資者本身，也對這一類的評價體系提出了質疑。

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不久前公開了自己八年前的一篇雜文，標題十分“刺目”，名為《一群傻子評出一幫騙子？》，而文章則詳細表達了李迅雷對分析師評選的看法：

2004年，“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進入到第二個年頭，但在轟轟烈烈的評選結果出爐之后，市場對于結果卻發出了許多的質疑，甚至有網友直呼基金經理和研究員分別為“傻子”和“騙子”。

回顧當年基金經理的表現，確實令人失望，“1780點之前沒有一只基金成功逃頂的”，1780點之后，國務院宣布宏觀調控，“也沒有多少只基金及時撤離的——這難道不是傻子嗎？再看當年各大券商分析師的報告，絕大部分投資建議都是‘增持’，或者‘中性’，極少見到‘減持’的報告——基金經理如果都是按照這些報告操作，那分析師豈不是騙子嗎？”

然而，李迅雷上述文章的撰寫背景，在如今看來似乎也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

2011年，中金公司在沒有研究人員明顯流失的情況下，上榜情況明顯不如之前，而曾經多次推薦問題公司——紫鑫藥業的某券商卻在最佳本土研究團隊中排名在中金公司之前。同時，2011年瑞銀證券研究部大幅擴張，引入了大批業內頂尖分析師，最后也無法在進步最快獎中獲得一席之地。

同時，此前數年的最佳研究團隊評選結果一般情況下基本都與基金分倉的結果一致，也就是說最佳團隊同時也服務了更多的基金。但最近幾年情況開始有些不同，最明顯的可能就是東方證券。

Wind系統的數據顯示，2010年年中時，東方證券的基金分倉傭金排名還在行業第14名，2010年年底時就躋身第10名，2011年年中時更是躍居第7名，2011年年底和今年年中則都為第5名，但在新財富的評選結果中，東方證券卻還沒有能夠得到相應的地位，2011年無論是“最具影響力”還是“本土最佳研究團隊”中，都沒有東方證券的身影。

轉變信號

不過，對于“新財富”的評選模式，李迅雷總體上還是認可的，因為“新財富”是采用國外通行的方法來評選最佳分析師，比如國際上最有權威的評選是由具有60多年歷史的美國《機構投資者》來評選華爾街最佳分析師的，它也是通過基金經理投票得到名次的。

但“新財富”的評選結果之所以會引發一些質疑，也或是與其產生的機制有著一定的關系。第九屆新財富采用買方全覆蓋方式，其官方數據顯示，投票者包括64家公募基金、48家證券公司、64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部）、全國社保理事會、121家私募基金、25家上規模銀行、30家QFII、16家信托公司、15家財務公司、80多家海外投資機構。

而2003年首次評選時，調查問卷只發送給了77位基金經理，回收僅50份。因此，中信證券自身強大的自營業務、與國金證券有關的眾多私募基金以及東方證券頗具影響力的資產管理，都對相關的研究所產生了較大的推動。

然而，一些券商研究所也開始重新評估“新財富”評選對其自身團隊建設的影響。

實際上，最近兩年在基金分倉上有著重大提升的東方證券，就在對其研究員的考核上降低了對“新財富”要求，“雖然也有買方的打分，但這只是我們所里自己的評價體系，與外界的評選已經關系不大。”東方證券研究所的一位負責人表示，這一套體系對于年輕研究員的培養更加有利。

而更多的研究所也不再把“新財富上榜”作為招聘研究員的重要條件，一位上市券商研究所的策略部經理對本報表示，“我們研究所的規模本身就不是很大，定位上不會要求一定是上榜分析師才能成為我們的研究員，我們更看重的是研究員自身的能力。”

不過，這些轉變的信號，都來自于券商對于研究業務的重新認識，“研究所是公司業務鏈中的一環，所謂研究所‘主要在從事對外服務工作’一說是對大投行業務缺乏理解。”李迅雷說，主要依靠經紀業務的券商可能還會更重視外界的評價，但已經開始向創新業務轉型的券商，則更需要研究業務成為券商大投行中的一環。

現實中，研究所長期以研究服務換取機構分倉的模式，在熊市中經受煎熬。Wind數據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基金交易傭金為20.7億元，同比下滑26.33%；2011年上半年為28.1億元，同比下滑4.75%。2011年全年基金交易傭金為48.9億元，同比下滑24.42%；2010年為64.7億元，同比下滑7.04%。而且基金分倉基本被一些大券商“割據”，2009年以來，排名前十大的券商分倉合計占全部分倉傭金之比，各年均達到40%以上，競爭格局總體穩定。

同時，融資融券等創新業務開始對券商業績形成重要貢獻。據安信證券統計，今年上半年招商和光大證券分別實現融資融券利息收入1.75　億元、1.29　億元，分別占其上半年營業收入的6.8%、6.1%；招商還公布了傭金凈收入0.57　億元，其利息與傭金收入之和可占到招商證券上半年營業收入的9%。

申銀萬國研究所的人士告訴本報，在申萬研究所看來，目前證券公司機構業務向全能服務方向轉型、個人業務向財富管理方向轉型、公司業務向綜合金融方向轉型的方向將成為行業主流的發展趨勢，因此，券商研究所也應及時轉變思路，適應行業轉型背景，把自身發展模式轉變到服務綜合金融服務方向。“具體來說就是多開發研究產品，現在300多人的研究團隊已經有能力向更多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發展，這種商業型的研究將不同于之前所謂的‘買方認可’。”該人士稱。

而上述上市券商研究所的策略部經理則開始注重對其公司內部進行更多的服務，“我們自己的一些概念性的投資將需要我們研究團隊的支持，比如說新興經濟等，還有一些新股的申購也需要我們，這些都是未來我們轉型的方向之一。”

王明夫曾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有機會重新帶一個研究所團隊，我將讓這個團隊走一條全新的研究道路，這將是以扎實的研究結果去影響市場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