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慧晶 今年2月初爆發的中擔事件不僅殃及了眾多鋼貿企業，更讓整個民營擔保業陷入泥淖。

其中，一家名叫世鐸擔保有限公司（下稱世鐸擔保）的民營擔保機構受影響頗深，本報從該公司了解到，其與銀行的合作為此受到較大影響。

面對層出不窮的違規事件，各地監管機構今年以來不斷加強擔保行業的清理整頓。民營擔保行業正從一個野蠻生長的階段，進入行業瘦身時期。而世鐸擔保的發展路徑則是整個行業的一個縮影。

與銀行業務停滯

受累中擔事件，銀行收緊銀擔合作，世鐸擔保亦不能幸免。

該公司市場部一位不愿具名的經理向本報證實，此前公司與17家銀行都有合作關系，但現在只和南京銀行、中信銀行等還有業務合作，很多銀行都提高了貸款要求，合作暫時停止。目前公司在保余額為14.1億。

而公開數據顯示，世鐸擔保在2011年年末的在保余額為17.74億元，在北京市擔保機構在保余額排行榜中名列第20位。其新增融資擔保額18.17億元，在全市排行第10位。

此外，自中擔事件爆發后，擔保圈內亦流傳著世鐸擔保股東牽扯其中的消息。

該公司一位徐姓的客戶經理對股東涉及中擔一事并未予以否認，并表示公司正在更換有問題的股東。

不過，上述不愿具名的市場部經理對此則有不同的說法。他表示，公司的股東沒有一家卷入中擔事件，也沒有更換股東，只是客戶和中擔的債權人有交叉，目前正在對客戶的抵押物做追償，已經為三個客戶做了代償，總金額為750萬元。

據北京市信用擔保協會資料顯示，世鐸擔保是由北京金屬材料行業商會牽頭組建的專業擔保公司，由12家股東共同出資：北京智恒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北京盛嘉華宇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北京長泰德鋼鐵有限公司、北京蘭格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江蘇鋼領鋼鐵有限公司、北京金宇騰達商貿有限公司、北京華誠益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三義金源金屬材料銷售有限公司、安徽省國金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斯締邦德建筑機械有限公司、北京市旭瑞宏升經貿有限公司、北京寧永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一位接近中擔債權人律師團的人士透露，中擔的債權人中，鋼貿企業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涉及金額都較為巨大。其中，北京華誠益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華誠益得）就涉及資金2000萬元。

一位北京鋼貿行業人士此前接受本報采訪時亦透露，北京金屬材料行業商會前十幾家最大的企業都涉及了中擔事件。

北京金屬材料行業商會網站顯示，世鐸擔保的12家股東中，北京智恒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蘭格信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都是商會的會長級單位。不過，除華誠益得外，世鐸擔保的股東有多少家牽涉其中尚不得知。

野蠻生長

世鐸擔保成立于2007年4月，初始注冊資金為3.5億元。公司成立伊始定位于互助式專業擔保公司，金屬材料流通行業商會是其發展的起點。但隨著業務的發展，世鐸擔保在2009年進行了重組，將注冊資本金擴充為5億。

此后，公司的業務量也開始了迅猛發展，逐步涉足各個行業的商業企業間貨物融通擔保、委托貸款及擔保、履約保函擔保、訴訟保函擔保等。2009年底在保余額3.56億元，到2010年底，其在保余額就增加至13.9億元。“2009年至2010年恰逢政策契機，許多銀行都成立了中小企業部，鼓勵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貸款做擔保，不少擔保公司都是在這波中成長起來的。”上述不愿具名的市場部經理表示。

事實上，世鐸擔保的發展路徑可以說是民營擔保近幾年的典型縮影。

以北京地區為例，據北京市信用擔保協會資料顯示，2006年北京市擔保機構有63家，在保余額為324.73億元。至2011年年底，擔保機構會員單位已達到182家，在保余額達到1834.56億元。其中，2008年至2010年的業務增長都非常迅速。2008年新增擔保額699.56億元，比2007年增長了79%；2009年新增擔保額886.26億元，比2008年增長了26.69%。2006年到2009年年均增長超過35%。

2008年至2009年間，工信部、財政部和商務部等紛紛出臺各項政策，給予業務補助、稅收減免，鼓勵擔保機構發展。

“民營擔保機構應該是2005-2009年期間發展最快。這幾年間經濟開始發展，2008年后有很多支持性的政策出臺，加上資金面比較寬松，有很多資金進入行業。”中瑞信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汪禮彬表示，“當時很多民營擔保走的快，為了解決融資難的問題而成立了一些產業的互助性的擔保公司。”

國進民退？

不過，隨著擔保公司暴露出的風險問題越來越多，監管部門亦加強了對擔保行業的規制。

2010年銀監會等七部委聯合發布《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設立融資性擔保公司注冊資本不得低于500萬元，資本金達不到這個門檻的將出局。自此，融資性擔保機構開始進入整頓階段。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來頻繁爆發的擔保公司老板跑路、擔保公司非法集資和騙貸的事件，更促使各地的監管機構加大了清理整頓的力度。

8月21日，江蘇省中小企業局對外公布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年檢結果，摘牌了81家擔保公司，被摘牌的機構占總數的1/10。北京、廣州等地今年以來也都對擔保機構進行了清理。

行業清理，加上銀擔合作收縮，擔保行業進入冷凍期，尤其是民營擔保機構的發展陷入停滯。

“這個行業缺乏頂層設計，理論上缺少對擔保的研究；法律上對擔保公司的擔保行為沒有定義，比如什么樣的行為屬于擔保行為？現在很多金融機構之間有一些互相擔保，這種算不算擔保行為？擔保公司的性質也沒有明確的說明。監管上定位不清，屬地監管和跨區域經營的矛盾怎么解決？多頭監管的問題怎么解決？”汪禮彬表示。

對長期處于多頭監管狀態的擔保行業，國務院在2010年規定，由銀監會牽頭，建立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由銀監會、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等七大部委組成，在擬定監管制度、制定發展政策以及協調相關部門共同解決行業監管重大問題上起主導作用，并明確由地方政府負責監管當地融資性擔保機構。

但是，在地方一級，監管部門的分工依然不是很清晰，管理暫行辦法中對此并沒有明確的規定。比如江蘇省擔保機構的準入和審批是由江蘇省中小企業局負責，而北京市擔保機構的準入和監管都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負責。

此外，隨著銀行大面積停止與民營擔保機構的合作，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業務迅猛增長。一位專營小微企業擔保貸款的民營擔保機構負責人表示，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所有制之爭，業內都在討論，是不是還需要民營性的擔保公司。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將政府作用限定在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政策引導、有限風險補償和外部監督管理上，從而保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中國應該算是第三種模式：政府支持是共同的，但出資主體是政府與民間共存。

“政府應該全部退出擔保行業，而致力于建立再擔保體系。政策性擔保體系實際上和民營擔保在競爭，造成國進民退的效果。”上述負責人表示。“為什么擔保行業，尤其是民營擔保很難吸引資金進場？說明行業的盈利模式有問題，風險定價的問題又沒有解決，容易造成企業的扭曲經營。”汪禮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