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沈念祖 相比于姑娘，年齡對于官員的意義可能更重要。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周黎安將官員的晉升比喻成“錦標賽”。人人爭先恐后，力求更上一層樓。官員往往不進則退，因為每個級別的崗位都有最高年齡限制，上不去就只能原地踏步。
近年來國家對官員任職的年齡要求越來越趨于年輕化，官員若錯過這一輪競爭，未能得到提拔，就可能永遠失去晉升機會，這勢必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晉升策略。
觀察者得出結論：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年輕的官員易升遷。
年輕的地方大員
在官員的選拔任用標準中，年齡作為唯一可以量化所有官員的指標備受矚目。于是換屆中，“年齡成了比較硬的杠桿。”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辛向陽向記者介紹。
記者統計，本次換屆選出新一屆省區市黨委常委404人，平均年齡為54.83歲。在49.57歲時，他們就已經進入省委常委序列，在目前級別上有近5年的工作經歷。
盡管年輕化不斷強化，然而記者觀察發現，這屆省委常委的班子平均年齡，實際是略高于上屆的。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認為，只要大體上有一個合理結構就行，并不需要局限于年齡上一兩歲的浮動。
事實上，中共中央早就提出“地區統籌把握整體年齡結構”，即省委班子年齡結構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合理比例。
值得關注的是，東部地區的13個省市區中有9個高于全國年均年齡，僅有黑龍江、吉林、河北、廣東四地低于平均水平。
在中部6省中，僅有江西、河南兩省超過平均年齡。西部的12個省份中，內蒙古、貴州、西藏、青海、寧夏、新疆6個少數民族聚集區的平均年齡遠小于全國平均水平。新疆常委班子最為年輕。他們的平均年齡為53.13歲，4人不到50歲，他們的“入常”平均年齡僅為45.86歲，比其他省份早了4年?，F任“60后”省級黨委常委最多的是新疆、西藏和貴州，各有7人；其次是內蒙古、安徽、黑龍江，各有6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
中央黨校教授陳雪薇分析，這與中央要把年輕官員向西部輸送歷練有關系。由于東西部差異化明顯，作為省委級官員應該要有全局意識，掌握全國情況。
福建省委黨校教授王利平介紹說，東部屬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官員的穩定性會更高，年輕的官員不那么容易脫穎而出。中西部的深化改革需要有銳意改革的年輕人去。有時候是通過代際變化來推動改革。
《2009-201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對年齡作出進一步要求，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換屆時，要保持以55歲左右官員為主體的梯次配備，其中48歲以下的官員要有3~4名；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中，50歲左右官員的數量應有所增加。
現任省級黨委常委中，“50后”277人，占68.91%，從而在中國省級政要中占據絕對優勢；“60后”117人，占29.10%，有6位“60后”擔任省級黨政一把手。他們分別是內蒙古的胡春華、吉林的孫政才、湖南的周強，以及新疆的努爾·白克力、福建的蘇樹林、河北的張慶偉。在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中，“60后”達8人之多；其中河北、福建兩省的所有省委副書記均是“60后”。僅有8人是“40后”，占1.99%。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盡管，對于年齡的要求不斷細分，但是利用年齡的優勢獲得晉級依舊被看好。
記者統計，本次換屆后31省區市書記平均年齡為58.1歲。其中，“40后”書記有6位，“50后”有22位，“60后”也有3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和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同為1963年出生，是最年輕的書記。憑借年齡優勢，“60后”一把手正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晉升路徑。
胡春華在黨內創下了多個最年輕的紀錄。29歲的胡春華擔任西藏共青團委書記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正廳級官員。2006年11月，胡春華調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時年43歲的他成了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之一。依靠年齡優勢贏得的駐藏經驗和地方到中央的共青團履歷都將成為他晉升的政治資本。
與胡春華同齡的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也是中國政壇的明星人物。2006年出任農業部長的他是當時最年輕的“內閣”要員，長期在農業部門工作，屬于學而優則仕的官員類型。此外，他還有在“首善之區”北京的履職經驗，被一些媒體喻為新生代黑馬。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學生陳博在其論文《省級官員晉升中的年齡優勢》中得出結論，并不是越有資歷越可能升遷。“最老的那組有70%的幾率會退休，基本屬于養老組。”“事實上越年輕出頭往往意味著越大的升遷機會。”陳博分析20年來省委書記平均年齡為57.2歲，而事實上最終進入到政治局的省委書記的平均年齡要遠低于這個數，僅為54.75歲。
與此同時記者統計發現，從參加工作到擔任省委書記平均要35年。這不僅要求他們30多年沒有重大失誤，還應是在每一個崗位都有杰出表現。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書記在首次擔任地級市市委書記(或相當職務)時的平均年齡為41歲。這在同級職務官員中是相當少的。由此可看出他們成熟得早，在每一個層級都領先于同僚5~10歲。
王利平表示，官員權力的金字塔決定了，選擇面越來越小，對于越高層的領導的年齡限制就越放寬，但是年輕官員的前景更加廣闊。
可見，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年輕的官員易升遷是一條可循的規律。
“破格”進與“一刀切”退
國家對官員任職的年齡要求越來越趨于年輕化，這勢必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晉升策略，在一些地方的操作中，卻存在機械化、簡單化的傾向。
去年11月，湖北仙桃市29歲的曾偉昕由婦聯辦公室副主任一職升任副市長，她的升職，是因為當地需要提拔一個黨外女副市長，要求有過鄉鎮工作經歷的官員，加上有選拔年輕官員的要求。條件符合的曾偉昕，最終被對號入座。
由于一些地區對不同年齡層次的官員人數，提出了具體要求，使得更多人得益于年輕官員提拔“被量化”。例如湖北黃岡市2012年要公開選拔20名28周歲以下鄉鎮 (街辦)行政正職、20名30周歲以下鄉鎮(街辦)黨委書記、20名32周歲以下縣(市、區)黨政副職、20名30周歲以下縣(市、區)政府黨外副職、20名37周歲以下市直部門和縣 (市、區)正職等。
原中共湖北省宜城市委書記曾玉平介紹，年齡硬杠桿之所以顯得困難重重，緣于只注重了換屆時只對年輕官員比例作出了硬性規定，而對其他年齡段的官員并沒有明確要求。加之平常調整官員沒有注意領導班子年齡結構的合理配備，忽視了對各個年齡段官員的選拔、培養和儲備，導致換屆時為了滿足年齡結構上的硬性要求，出現“矮子里面挑將軍”的現象。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介紹，與當前的所謂破格提拔不同，“官員年輕化”是有歷史淵源的。“文革”后，官員隊伍出現了嚴重的青黃不接，在鄧小平、陳云等中共元老的倡議和推動下，中央提出了包括官員年輕化在內的“四化”思路，接近1/3的省委書記和省長退休到人大或政協，尤其是超過65歲的。隨著官員管理文件的定型，這個體制也愈加制度化，大量年輕官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保證了黨政官員的新老交替。
進入新世紀之后，官員年輕化政策一直在持續，但有細心者發現，2005年以后，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很少再出現“官員年輕化”的字眼了，更多的提法是“選拔年輕官員”。“進”要防的是破格提拔，“退”則需要解決“一刀切”的難題。周黎安表示，這是中國政府官員與西方民主國家官員選拔的一個重要區別。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參加競選并不需要任何事先的政府部門的級別或經歷作為前提。由于中央對每一級別的行政官員有任職的最高年齡的限制，從政者必須在一定年齡升到某個級別，否則就沒有機會了。
對年齡“一刀切”的方式亦將帶來弊病，曾玉平感觸頗深。他表示，官員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官員任職年齡界限：當規定官員60歲才退出領導崗位時，他55歲都還有激情；但當規定官員50歲就要退出領導崗位時，他可能48歲時就沒有激情了。一些按年齡杠桿硬框進去的年輕官員，被實踐證明并不全是最優秀的。
對此，在2010年12月17日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批評，近幾年，一些地方特別是一些縣鄉對官員任職年齡搞“一刀切”，45歲、50歲就要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不利于發揮積極性，也造成官員資源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