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劉洪波/文 崔永元請北京7.21雨夜救人農民工吃飯,難免又是議論蜂起。說作秀的不會缺少,說辦實事的也不會不多。
一個作秀行為和作秀思維已成主流的社會,任何事情都要先經過是否作秀的審看,這由不得人。在作秀行為和作秀思維籠罩下,作秀鑒定必然成為社會的顯學。人們無法相信真誠,這可以說明社會已經被摧殘到了何種地步。
但也不能說作秀鑒定過于苛刻,因為如果人們一旦相信真誠,馬上又會有無數的表演讓他感到是其愚蠢。經過作秀鑒定,甚至被視為作秀,也是真誠的行為在這個作秀的社會需要承擔的質疑。好在,真誠的行為原本首先負責于自己的良心,而很少會因質疑而改變。
崔永元請農民工吃飯,是在作秀嗎?我沒有發現這樣的跡象。“崔永元請北京7.21雨夜救人農民工吃飯”,這個簡短的說法無須解釋,各個元素都已屬于常識性“社會知識”。崔永元是名人,其知名度建立在長期的坦率言行之上,似乎無須冒表演導致身名受損的風險去擴大。北京7.21雨夜奪命77條,至為慘痛?;谌粘1怀鞘泻雎缘牡匚?,農民工雨夜大水中救人令人感動,自自然然。
我也不認為這個飯局可以被定性為“做實事”、“做慈善”。人們總是用作秀和做實事對事情進行兩分,要么是作秀,要么是做實事。但這種兩分其實過于簡明,而未必能夠扼住事情的要義。吃一餐飯,既解決不了農民工的什么問題,也改變不了農民工的什么境遇,那只是一餐飯。這些原本既不是請這餐飯的初衷,也不是這餐飯可能實現的目的。
然而,這餐飯不是無意義的。意義的解釋不是這樣:要么它是作秀,從而具有一種反面的意義;要么它是做實事,從而具有一種正面的價值。在作秀和做實事之間,人還有情感需要安放,還有良心需要表達。這餐飯,說到底就是用個人可以做到的方式,向那些在城市里被忽略、被歧視而緊急時刻臨危履險去救人的農民工當面說一聲感謝而已。
無論在哪個國家,吃飯既是生理的需要,也都具有社會交流的功能。吃飯的形式千差萬別,但你從來不是跟一個抽象的概念吃飯,而只是跟那些可能坐到一起來的人吃飯,感受到他的身體和氣息,面對面交談、寒暄、敘舊、說事、碰杯。請農民工吃餐飯,就是崔永元自己去向他們說一聲謝謝的方式。向人致謝,不是做實事,而是安慰于自己,致意于他人,但絕非沒有意義。
每個人有自己對待農民工的方式,排斥、歧視、不接觸、喊話式的尊重、表演性的個別抬舉,以及像平常市民那樣去接觸與對待,各不相同。在中國,城市不只是一種社會組織,而且是一種社會制度。這一制度對農民工準確地說,不是忽視,而是忽略。農民工在城市里大量存在,忽視已經不可能,于是把他們排除在外,需要一種制度上的忽略。他們既不被納入城市的各項統計,也不被賦予市民的各項權利,這是忽略的結果。
中國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社會上,還沒有能夠建立起“市民”的確切定義。無論國家、地方的管理行為,還是社會的日??捶?,都將市民視為戶籍人員,而非一個因居住和生活而獲得的身份。一個城市里原本居住和生活著各種來源的人,本國人、外國人;本地人、外地人等等,但中國的市民概念并不包括外國人和非本市戶籍的本國人。農民工不在市民之內,如同外國人不在市民之內,只是農民工被安放在市民之下,外國人被安放在市民之上。
正視農民工問題的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去關注農民工,顯然也是刻意的加力行為。但這種加力行為,正是對制度性、社會性、文化性排斥農民工的抵抗。正如崔永元所說,“平等對待農民工就是要讓他們站在我們中時,我們無法發現他,沒有任何特意做出的舉動”。在制度、社會和文化都在“發現”農民工并將他們低等對待的今天,需要有人用“特意做出的舉動”去表明對區別對待的反抗,否則就是對區別對待事實上的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