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民主危機
作者：阿馬蒂亞?森
譯者：蔣霞
如果要證明“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就”這句格言，歐洲經濟危機便是證據。歐盟的決策者們良好但目光短淺的計劃不足以建立起一個健全的歐洲經濟體，反而會導致極大的痛苦、混亂和困惑。
原因有二：
第一，在不理智的狀態下可以作出不錯的計劃。當前緊縮性政策的基礎帶有歐洲貨幣同盟（目前尚無財政同盟）的僵化特性，很難說是一個有說服力且具有遠見的典范。第二，一個本身很好的計劃可能與更亟待優先解決的事項產生沖突。在這里，就是維護一個關注社會福利的民主的歐洲。這是數十年來歐洲一直致力于實現的價值理念。
誠然，一些歐洲國家長期以來需要承擔更重大的經濟責任，對經濟進行更負責任的管理。但是關鍵是時機，必須將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具體時間表的改革與在極度匆忙中所實施的改革區分開來。盡管希臘有債務問題，但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希臘并沒有出現過經濟危機。（事實上，2006年希臘經濟增長了4.6%，2007年增長3%，之后其經濟才開始持續萎縮。）
不管改革有多么緊迫，突然單方面對公共服務進行大幅度削減，是不可能很好地實現改革的目的。這種不加區分的削減會使需求大幅度降低。而由于高失業率，以及企業受市場疲軟影響而產生的閑置，使這種策略適得其反。就生產力增長而言，希臘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通過采取貨幣政策（貨幣貶值）來刺激經濟的方案已經被歐洲貨幣同盟擱置一邊，但歐洲領導者們所要求的財政方案則是嚴重反發展的。歐元區經濟產出在2011年第四季度持續下滑，前景如此慘淡，以至于最近一份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長被廣泛認為是個好消息。
其實歷史上有大量證據證明，減少赤字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削減赤字與經濟的快速增長相結合，因為后者能夠產生更多的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巨額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消失的，在克林頓總統任職期間也出現過類似情況。備受贊譽的1994－1998年瑞典財政赤字的減少，是與較快的經濟增長相伴隨的。與之相比，此時仍陷于經濟零增長或負增長困境中的歐洲國家，卻被要求削減赤字。
當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使人受益匪淺。他認為國家和市場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他很少提及社會公正，包括有關二戰后歐洲復興的政治承諾，而這恰恰使現代福利國家和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得以產生。它們并不支持市場經濟，而是保障人類福祉。
盡管這些社會問題并沒有引起凱恩斯太多的興趣，但是經濟學有個古老的傳統，那就是將有效率的市場和市場可能無法實現的公共服務供給結合起來。正如亞當?斯密（通常被想當然地視為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在《國富論》中認為的，一個經濟體有兩個不同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
也許目前歐洲經濟危機最令人不安的癥結所在是以金融裁定取代民主承諾。這種金融裁定來自歐盟的領導人和歐洲中央銀行，間接地來自信用評級機構，而后者的判斷是出了名地不可靠。
參與式的公共討論——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沃爾特?白哲特所闡釋的“由討論主宰的政府”——本可以在一個合理的時間框架內確定適當的改革，而不會危害歐洲的社會公正體系的根基。相比之下，大幅度削減公共服務，并且對其必要性、有效性和均衡性幾乎不進行廣泛討論，這使得歐洲大部分人口對此極為反感，而左右兩翼的政治勢力卻得以坐收漁翁之利。
不解決政治合法性這兩方面的問題，就無法重振歐洲。第一，在沒有進行公眾推理并得到公眾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歐洲不能將自己交付給專家們單方面的意見或良好的計劃。如果公然輕視公眾，那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公眾通過投票罷免現任領導人來表達不滿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當領導者作出不力或顯見的不公正的決策時，就會破壞民主和制定良好政策的時機。迄今為止，實施緊縮性政策顯而易見的缺陷就是，它不僅破壞了公眾參與這一價值理念，而且還失去了在合理的時機制定出明智的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當然，這與“統一的民主的歐洲”這一致力于歐洲統一的先驅者們所倡導的理念還相去甚遠。
編者按：
本文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針對歐洲的經濟危機所作。他認為：歐洲的金融危機最為核心的問題是民主的危機，是對公平與正義的漠視。“本可以在一個合理的時間框架內確定適當的改革，而不會危害歐洲的社會公正體系的根基。”森是一個經濟學家，但他沒有孤立地看待經濟學問題，把經濟的發展與人類的福祉結合起來，公平與正義，在森這里既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也是保證經濟發展的原則與機制。在他最新出版的《正義的理念》一書中有著更為翔實的闡述。
by阿馬蒂亞·森 翻譯：蔣霞
作者: [印] 阿馬蒂亞·森
譯者: 王磊 李航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
如果要證明“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就”這句格言，歐洲經濟危機便是證據。歐盟的決策者們良好但目光短淺的計劃不足以建立起一個健全的歐洲經濟體，反而會導致極大的痛苦、混亂和困惑。
原因有二：第一，在不理智的狀態下可以作出不錯的計劃。當前緊縮性政策的基礎帶有歐洲貨幣同盟（目前尚無財政同盟）的僵化特性，很難說是一個有說服力且具有遠見的典范。第二，一個本身很好的計劃可能與更亟待優先解決的事項產生沖突。在這里，就是維護一個關注社會福利的民主的歐洲。這是數十年來歐洲一直致力于實現的價值理念。
誠然，一些歐洲國家長期以來需要承擔更重大的經濟責任，對經濟進行更負責任的管理。但是關鍵是時機，必須將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具體時間表的改革與在極度匆忙中所實施的改革區分開來。盡管希臘有債務問題，但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希臘并沒有出現過經濟危機。（事實上，2006年希臘經濟增長了4.6%，2007年增長3%，之后其經濟才開始持續萎縮。）
不管改革有多么緊迫，突然單方面對公共服務進行大幅度削減，是不可能很好地實現改革的目的。這種不加區分的削減會使需求大幅度降低。而由于高失業率，以及企業受市場疲軟影響而產生的閑置，使這種策略適得其反。就生產力增長而言，希臘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通過采取貨幣政策（貨幣貶值）來刺激經濟的方案已經被歐洲貨幣同盟擱置一邊，但歐洲領導者們所要求的財政方案則是嚴重反發展的。歐元區經濟產出在2011年第四季度持續下滑，前景如此慘淡，以至于最近一份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長被廣泛認為是個好消息。
其實歷史上有大量證據證明，減少赤字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削減赤字與經濟的快速增長相結合，因為后者能夠產生更多的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巨額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消失的，在克林頓總統任職期間也出現過類似情況。備受贊譽的1994－1998年瑞典財政赤字的減少，是與較快的經濟增長相伴隨的。與之相比，此時仍陷于經濟零增長或負增長困境中的歐洲國家，卻被要求削減赤字。
當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使人受益匪淺。他認為國家和市場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他很少提及社會公正，包括有關二戰后歐洲復興的政治承諾，而這恰恰使現代福利國家和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得以產生。它們并不支持市場經濟，而是保障人類福祉。
盡管這些社會問題并沒有引起凱恩斯太多的興趣，但是經濟學有個古老的傳統，那就是將有效率的市場和市場可能無法實現的公共服務供給結合起來。正如亞當·斯密（通常被想當然地視為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在《國富論》中認為的，一個經濟體有兩個不同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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