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雋/文 夏天與冬天一樣，是老人們離去的高峰期。今年6月底，就在歐洲杯激戰正酣時，陳強、張瑞芳、黃宗洛三位老藝術家在四天里接連離世，讓被足球奪了魂的真假中國球迷在新聞播出后，微微回過神來：“人民表演藝術家，又走了三位。”

這三位中，陳強和張瑞芳同屬于1962年評選的“22大明星”之列。“22大明星”是俗稱，全稱是“新中國人民演員”。這是一個標簽，圈起了當年頗具影響力的人民表演藝術家。黃宗洛雖不在“22大”之列，卻是著名的“龍套大師”，他在《茶館》里扮演的松二爺讓人過目難忘，也曾獲得過國務院頒發的終身貢獻獎。

“人民表演藝術家”，附著著濃濃的意識形態氣息，在中國電影史中，他們是解放前用電影抗日的進步青年，是新中國“十七年”時期（1949~1966）的創作生力軍，是為老百姓服務、弘揚工農兵精神風貌的藝術工作者，更是人們腦海里深深烙印著的“黃世仁”、“南霸天”、“李雙雙”。即便一些人沒有遇到再次超越巔峰之作的角色，人們也一如既往地記得他們，對他們心懷善意、喜愛和尊敬。

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懷念那個時代樸素的價值觀是首要的，而那些老電影中的人物形象其實是根植在老百姓個人回憶里的——抱著小板凳等著放映隊下鄉放《平原游擊隊》或是省下兩角錢買周六晚上某單位大禮堂的電影票，期待著騎自行車帶“對象”去看《廬山戀》，這些帶著質樸情懷的記憶是很難磨滅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在拿完了國內各種電影節的終身成就獎之后，人民表演藝術家頻頻在人生這臺戲上謝幕。但我們不想俗套地提出：“一個時代結束了”。因為不管你如何劃分段落，每個時代都會結束，被新的時代所替代，“明星時代”早在改革開放后就如火如荼地影響著年輕人。時代與時代之間本就不同，人們習慣對逝去的褒揚，對當下的不滿，這種情緒微妙卻正常——逝去的將永不再來。

理想主義、樸素、認真、不計名利

一想起這些老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陳山就充滿表達欲。他1945年出生，在上海市巨鹿路的弄堂里，老上海電影明星韓非就住他家對面，鄰居里還有上影廠著名的攝影師。陳山兒時就看著這些大名鼎鼎的人和他媽媽一起買小菜，騎著自行車或者走路去上班，穿著差不多的衣服，臉上掛著熟悉的屬于鄰居的表情。

“雖然不像現在，有微博，有電視，那時影迷們就看一本《大眾電影》來了解幕后花絮。但是老藝術家和人民走得很近很近，就生活在一起，溝通很多。像趙丹在演《流金歲月》的時候，我看到的就是我們弄堂里的小伙子，沒有一點出入。所以，這些人去世，會讓你心里一顫，因為他們就像是親人，是多年的朋友。”

不管是上海弄堂，還是現在的北影小區，陳山都與老電影人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則是研究他們的電影。在北電講了十幾年中國電影史，他對這一批演員的經歷非常熟悉。

“那一批人為什么總是被懷念？因為他們身上的精神現在很少見，簡單地說，就是理想主義、不計個人名利，參與藝術創作的內驅力與現在不同，他們的個人命運與創作是分不開的。”陳山提到了張瑞芳，“她全家都參加革命，日軍侵華后，社會的動亂讓他們的生活非?？部?，她創作的動力來自于此。一開始她沒演電影，是演舞臺劇，和崔巍搞了一個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非?；鸨?，那是他們抗日的方式。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真實地講述了當時這一批演員把演戲當作抗日的生活狀態。解放后，他們的熱情和全國建設的熱情一樣，又都是中青年，是創作的高峰期。上世紀60年代初，《野火春風斗古城》，王曉棠他們吃著紅薯拍戲，此外還有拍戲得了血吸蟲病，再也沒能回到片場的導演。所以，張瑞芳那一批人怎么會去計較個人名利呢？”

演員印質明回憶道，在拍攝《國慶十點鐘》時，需要一個看公用電話的大爺，只用當個布景就行，當時是晚上，找不到群演，導演看到了在一旁的陳強，就開口了，陳強二話沒說，就進了“小賣部”演起了老大爺。

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石川，同樣是研究中國電影史的教授，他與張瑞芳、秦怡等在前些年都有過交流。“張瑞芳建國初期身體不好，肺部有病，沒演戲，就做了一些輔助性的工作，給廠里的戲配音，《雞毛信》、《小蝌蚪找媽媽》都是她配的。這樣的事在每個電影廠都會發生，大明星串小龍套，不算稀奇，是日常工作。”

老電影人認真的態度也是一再被談及的。當時業界有要求，演員要做大量的案頭工作，拿到角色寫人物小傳，做分析，之后再下生活。

“有時候一下生活就是兩個月，演農民就與農民同吃同住。開拍之前，要做小品、排練，各工種要磨合后才開機。另外，計劃經濟時期受蘇聯影響，電影廠也有工作進度，有生產管理，一部戲的周期在8個月左右，不能超出太多，但也不能草草收兵。所以，你會看到有藝術創作上的高低，但不太會看到粗制濫造的作品。”

其實，認真、樸素與不計名利，一方面是老一輩的人品在那兒，也和工作方式有關系。石川接著說：“演員們是領工資的，外出拍戲有補助。每個組都有編制，正常的組像《李雙雙》，四五十人左右，大片類似《林則徐》這種一百人左右，有這個規定，誰會帶一群助理、司機、造型師到片場？”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蜜糖與砒霜

當電影從禮堂里、露天幕布上的儀式化行為轉變為文化娛樂消費的一種時，整個時代發生的轉變就更大、更多，甚至可以說，當年構建起來的大部分規則，都被新規則推翻了。

陳山與石川都是關注舊時代的人，他們同樣關注新時代，關注年輕的電影人。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觀點：兩個時代的優缺點明顯，不可復制，也無法交換。

人民表演藝術家的名號，很多人都沒機會擁有。雖然他們被公認為才華橫溢，已經獲得了萬千影迷與解放前電影市場的認可，但在成分大于一切的年代，石揮、藍馬、金焰等等一批老上海的電影明星，并沒有繼續成為人們熟悉的人民表演藝術家，而是早早的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石揮自殺，藍馬和金焰的身體垮了，再無力創作，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一批來。“‘22大明星’的出爐，是有很多背景信息的。當時中蘇關系惡化，電影院里的蘇聯明星海報都被撤了下來，中國要樹立自己的明星。另外，1959年到1961年這幾年，電影人的狀態是低迷的。大躍進期間搞‘放衛星’、‘打擂臺’做出來許多粗制濫造的電影，讓電影人很灰心。1959年開始餓肚子，文化部縮減經費，好多演員、導演沒戲拍，閑呆著。1961年夏天，周恩來在北京的新僑飯店開了一個會，宣布了《電影32條》——后來被謝晉他們稱為‘電影憲法’，曾經開玩笑說要刻在石碑上立在上影廠的門口。周恩來在會上有一個講話，要糾正大躍進中不正確的創作態度，要給電影人尊嚴和創作自由。在這些背景下，‘22大明星’被國家選出來了。選的過程也要各方平衡，上海、北京、八一、長春四大廠都要有，老中青都要有，所以當時非常年輕的祝希娟和謝芳僅憑各自的一部成名作《紅色娘子軍》和《青春之歌》就入選了，長影廠的幾位演員也只因為一部《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入圍，其實他們沒有同樣分量的作品來與陳強、秦怡比，有人開玩笑說這幾位是‘被明星’了。”

石川關于“22大明星”出爐過程的梳理，其實也說明了許多“表演藝術家”成不了“人民表演藝術家”這個現實。在獲得組織的認可前，個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那是那個時代的缺陷，而現在最大的好處就是有足夠的寬容度和個人空間，只要你有才華，就有可能會被人關注。在從前，即便是被組織上認可了，在創作的過程里，他們的困難也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張瑞芳曾寫文章說過，演李雙雙時有顧慮，不敢放開手腳來表現李準小說里那個潑辣的女性形象，怕被扣帽子。她說，我應該更瘋一些，更傻一些，喜劇色彩更濃一些。這是很大的遺憾。”

現在的電影公司常常為幾億票房擺慶功宴，但大家心里明白電影終究是小產業。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上繳的利潤在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中名列前茅，而那時候的票價只要1角錢。石川說道：“趕不上煤炭、鋼鐵，但大概排名第八，票房上繳給國家后，再由文化部撥第二年的拍攝經費，四個廠一樣多，這樣上影廠就很虧，他們上繳的利潤最多。而且，當時的片子是統購統銷，不管你之后票房怎樣，賣的時候價格都一樣，所以雖然票房是好的，電影廠卻一直虧損。”

在市場經濟的環境里，這種情況便不再有。賣得好就掙得多，來年的經費就越發充足，是良性循環的過程。這本該是這個時代的優勢，但在良性循環的過程里，演員的酬勞成為一部電影最大的成本——與當年老藝術家們領著固定工資兢兢業業下生活、排小品、串小角色的狀態相比，目前的大部分演員性價比都太低了。

拋開身份與時代：做個好人

正因為市場經濟讓每一部電影都和錢產生了密切的關聯，急功近利是不可避免的，落在演員身上，就容易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相反，老藝術家在道德品質上一直是良性的示范，人們提到他們，第一感覺是“好人”。

自然有人是要將這些差異歸結于社會的，認為當時的社會整體單純，現在太亂了，年輕人難免被影響。

但石川不這么看：“現在能亂得過1949年前的上海？這不是時代的問題，是個人的道德感與自我約束。像張瑞芳、秦怡他們，從來不去打牌、不去應酬，他們對自己有要求。老上海的明星里，也有墮落的，張織云，比胡蝶還早的第一代電影皇后，抽大煙抽死了。還有一些演員吃喝嫖賭也就漸漸消失掉了。拋開演員的身份，我們熟悉的這一批人民表演藝術家，他們選擇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上的單純，這一點，放到哪個年代都是好的。”

石川說的這些在這個時代也有例證。

不炒作、不以去戛納走一趟紅毯為全年主要工作計劃的演員還是大有人在的，他們踏踏實實演戲，有著穩定的家庭，除了與戲有關的新聞，從不主動鬧新聞以便占據娛樂版頭條。把這些標簽念給陳山聽的時候，他立刻就提到了北京人藝的一批演員：“濮存昕、何冰……人藝的演員為什么還保留著，或者說傳承著人民表演藝術家的一些習慣和工作方式，那是因為他們的父輩就是這樣工作和生活的，我們說這是場效應。人藝的氛圍太好，強大到文革都沒有沖散它。我相信文化繼續發展，人們會逐漸意識到，要揚棄而不是拋棄，不要墨守陳規，但也不要全盤都丟掉。”

拋開時代與身份，做個好人也許是人民表演藝術家最樸素的信念。

但我們還想多說一句，這些好人并沒有過上好的晚年生活，或者說，他們現在的生活質量與他們惠及人民的不對等，與他們獲得的全國上下的好口碑不對等。在北影小區里，在上影廠的生活區里，還住著一批一個月只拿兩三千塊錢退休金的老兩口，他們中的一些人曾在1956年開始拿國家一級工資，與周恩來一樣，到了今天，電影票價漲了幾百倍，他們卻在計算著菜價，計算著醫保之外的買藥錢。能否在懷念逝去的人時，多關懷還留在世上的？他們離那一場謝幕，還能有多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