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目前，絕大多數國際組織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資源從全世界送到貧困地區。這項工作雖然跨越千山萬水，但卻是整個環節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把資源從村一級有效分發到每個貧困者手中，讓這些資源實實在在對貧困者產生作用。NGO可以解決千山萬水的困難，卻很難走完“最后一里”
梁捷
最近幾年，極度貧困地區的發展問題由冷轉熱，重新成為許多經濟學家最為熱衷的話題。之所以熱鬧，是因為學界對此問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這在經濟學界并不多見。
在發展問題上主要有兩派觀點。一派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ery Sacks) 為代表，他在前些年出版了《貧困的終結》(The End of Poverty)，大力肯定聯合國(微博)與世界銀行(微博)等國際組織在過去幾十年里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的作用。另一派則以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為代表，他在《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書中，基本否定了國際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
兩派觀點背后都有大量經驗數據的支持。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受到無數內外因素影響，確實很難對國際援助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作出斷言。去年，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貝納基（Abhijit Banerjee）與杜弗羅（Esther Duflo）合作的《貧困經濟學》（Poor Economics）出版，試圖在薩克斯與伊斯特利兩派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在學界和媒體中都引發了熱烈討論。
他們認為，“貧困”是個非常復雜、多元、地域性的概念，發展經濟學家們在使用它時必須極為小心。比如說，很多經濟學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貧困線”這種方法來篩選窮人。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方法可能不準確。比如發展中國家的有些家庭確實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關系不斷匯款，所以實際并不貧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則可以從政府獲得“灰色收入”，所以也并不貧困。
衡量一個家庭、一個地區是否貧困，最好的辦法是去實地看一看。比如孟加拉國格萊民銀行創始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從多年經營小額貸款的實踐中歸納出一些經驗。有窮人申請向格萊民銀行貸款時，他的工作人員會去那人的家里看看有沒有錫制屋頂。孟加拉國雨季時的狂風暴雨非常厲害，一般的草制屋頂無法抵御。所以從自身住房是否修建了牢固的錫制屋頂，就可以有效推斷出貸款人的實際貧困程度。
把語境移到非洲，這個經驗可能失效，畢竟非洲大多數地區的窮人不必修建錫屋頂。但有經驗的調查者，也可實地調查，通過家里有幾頭牛，有沒有摩托車，有沒有城里親戚之類的指標，推斷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變化，貧困的定義也必須隨之作出修正。比如十年前，很多貧困非洲家庭幾乎沒有電話，也沒有手機。那時候，如果看到一個家庭擁有手機，差不多就可以將其剔除出“貧困”名單。但是今天，許多非洲家庭仍然沒有固定電話，卻已經有了手機，手機成為他們與外界聯系的最主要手段。他們有可能仍然非常貧困。這就要求我們重新界定貧困的定義。
全世界富人的生活差不多，但窮人的生活千差萬別。貝納基與杜弗羅的研究表明，國際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很可能取決于“最后一里”(Last mile)。目前，絕大多數國際組織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資源從全世界送到貧困地區。這項工作雖然跨越千山萬水，但卻是整個環節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把資源從村一級有效分發到每個貧困者手中，讓這些資源實實在在對貧困者產生作用。NGO可以解決千山萬水的困難，卻很難走完“最后一里”。
許多NGO組織認為，信息隔絕可能是造成一個地區經濟落后的根本原因?，F代經濟學研究表明，信息存在“溢出效應”，一個地區的人們越能接觸外部信息，就越有動力改變自己生活，向經濟發達地區靠攏。而利用電腦和互聯網，他們也能獲得不計其數的信息和知識，自助地擺脫貧困。
但是實踐表明，NGO光是籌措、運輸電腦到落后地區，往往沒用，甚至是負面作用。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第一種，NGO組織運送完電腦后走人，過一陣回訪，發現電腦都在村里某個房間整齊擺放，從來沒人使用。因為整個村子都沒人會用電腦，村長怕大家弄壞電腦，索性將其束之高閣；另一種情形，村長知道反正有了電腦也沒人會用，所以瞞著NGO偷偷把電腦轉賣，把賣電腦得到的錢分給村民。對村民而言，他們也覺得更需要錢，而非電腦。
這些年有個國際組織在尼泊爾推行扶貧，提出個口號“一個孩子，一臺電腦”，運輸了不少電腦給山區的貧困兒童。但是有經濟學家去調查，通過分析幾年的數據得出結論，電腦只是影響了尼泊爾貧困兒童的正常學習，并沒有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背后的機制并不復雜，只要去那里問問，很多孩子的父母就會告訴你：自從孩子有了電腦，他們就迷戀上了電腦游戲，從而影響了正常的學習生活。父母們不懂電腦，也很難對孩子的電腦使用進行什么指導。單純從結果來看，“一個孩子，一臺電腦”的計劃，反倒害了一大批尼泊爾孩子。
電腦是替罪羊，歸根到底是因為無人指導孩子們如何使用電腦，如何用電腦改變生活、創造財富，這就是“最后一里”問題的核心所在。
尤努斯有一個觀點，每個窮人都是“企業家”，都有“企業家精神”，他們只是缺少最初的、改變生活的資源稟賦。只要你借給他們一筆錢，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他們最終會自力更生地改變生活。貝納基與杜弗羅并不同意這一點。他們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窮人都有企業家精神。在很多時候，你把一筆可能改變生活的資本交到窮人手里，他們轉身就去買酒，或者去購買、儲藏更多食物，預防未來可能的風險。
“企業家精神”確實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但這種精神并非天然就有，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設和文化教育，“最后一里”，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by梁捷
最近幾年，極度貧困地區的發展問題由冷轉熱，重新成為許多經濟學家最為熱衷的話題。之所以熱鬧，是因為學界對此問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這在經濟學界并不多見。
在發展問題上主要有兩派觀點。一派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ery Sacks) 為代表，他在前些年出版了《貧困的終結》(The End of Poverty)，大力肯定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過去幾十年里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的作用。另一派則以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為代表，他在《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書中，基本否定了國際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
兩派觀點背后都有大量經驗數據的支持。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受到無數內外因素影響，確實很難對國際援助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作出斷言。去年，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貝納基（Abhijit Banerjee）與杜弗羅（Esther Duflo）合作的《貧困經濟學》（Poor Economics）出版，試圖在薩克斯與伊斯特利兩派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在學界和媒體中都引發了熱烈討論。
他們認為，“貧困”是個非常復雜、多元、地域性的概念，發展經濟學家們在使用它時必須極為小心。比如說，很多經濟學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貧困線”這種方法來篩選窮人。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方法可能不準確。比如發展中國家的有些家庭確實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關系不斷匯款，所以實際并不貧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則可以從政府獲得“灰色收入”，所以也并不貧困。
衡量一個家庭、一個地區是否貧困，最好的辦法是去實地看一看。比如孟加拉國格萊民銀行創始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從多年經營小額貸款的實踐中歸納出一些經驗。有窮人申請向格萊民銀行貸款時，他的工作人員會去那人的家里看看有沒有錫制屋頂。孟加拉國雨季時的狂風暴雨非常厲害，一般的草制屋頂無法抵御。所以從自身住房是否修建了牢固的錫制屋頂，就可以有效推斷出貸款人的實際貧困程度。
把語境移到非洲，這個經驗可能失效，畢竟非洲大多數地區的窮人不必修建錫屋頂。但有經驗的調查者，也可實地調查，通過家里有幾頭牛，有沒有摩托車，有沒有城里親戚之類的指標，推斷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變化，貧困的定義也必須隨之作出修正。比如十年前，很多貧困非洲家庭幾乎沒有電話，也沒有手機。那時候，如果看到一個家庭擁有手機，差不多就可以將其剔除出“貧困”名單。但是今天，許多非洲家庭仍然沒有固定電話，卻已經有了手機，手機成為他們與外界聯系的最主要手段。他們有可能仍然非常貧困。這就要求我們重新界定貧困的定義。
全世界富人的生活差不多，但窮人的生活千差萬別。貝納基與杜弗羅的研究表明，國際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很可能取決于“最后一里”(Last mile)。目前，絕大多數國際組織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資源從全世界送到貧困地區。這項工作雖然跨越千山萬水，但卻是整個環節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把資源從村一級有效分發到每個貧困者手中，讓這些資源實實在在對貧困者產生作用。NGO可以解決千山萬水的困難，卻很難走完“最后一里”。
許多NGO組織認為，信息隔絕可能是造成一個地區經濟落后的根本原因?，F代經濟學研究表明，信息存在“溢出效應”，一個地區的人們越能接觸外部信息，就越有動力改變自己生活，向經濟發達地區靠攏。而利用電腦和互聯網，他們也能獲得不計其數的信息和知識，自助地擺脫貧困。
但是實踐表明，NGO光是籌措、運輸電腦到落后地區，往往沒用，甚至是負面作用。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第一種，NGO組織運送完電腦后走人，過一陣回訪，發現電腦都在村里某個房間整齊擺放，從來沒人使用。因為整個村子都沒人會用電腦，村長怕大家弄壞電腦，索性將其束之高閣；另一種情形，村長知道反正有了電腦也沒人會用，所以瞞著NGO偷偷把電腦轉賣，把賣電腦得到的錢分給村民。對村民而言，他們也覺得更需要錢，而非電腦。
這些年有個國際組織在尼泊爾推行扶貧，提出個口號“一個孩子，一臺電腦”，運輸了不少電腦給山區的貧困兒童。但是有經濟學家去調查，通過分析幾年的數據得出結論，電腦只是影響了尼泊爾貧困兒童的正常學習，并沒有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背后的機制并不復雜，只要去那里問問，很多孩子的父母就會告訴你：自從孩子有了電腦，他們就迷戀上了電腦游戲，從而影響了正常的學習生活。父母們不懂電腦，也很難對孩子的電腦使用進行什么指導。單純從結果來看，“一個孩子，一臺電腦”的計劃，反倒害了一大批尼泊爾孩子。
電腦是替罪羊，歸根到底是因為無人指導孩子們如何使用電腦，如何用電腦改變生活、創造財富，這就是“最后一里”問題的核心所在。
尤努斯有一個觀點，每個窮人都是“企業家”，都有“企業家精神”，他們只是缺少最初的、改變生活的資源稟賦。只要你借給他們一筆錢，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他們最終會自力更生地改變生活。貝納基與杜弗羅并不同意這一點。他們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窮人都有企業家精神。在很多時候，你把一筆可能改變生活的資本交到窮人手里，他們轉身就去買酒，或者去購買、儲藏更多食物，預防未來可能的風險。
“企業家精神”確實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但這種精神并非天然就有，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設和文化教育，“最后一里”，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