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莫名 

高科技企業工程師，過退休年齡而不能退 

清明有閑，讀《知堂回想錄》（下文簡稱《回想錄》）。書是知堂（周作人，號知堂）應曹聚仁之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新晚報》連載文章的集合，1970年出版單行本時，作者已作古近三年矣。 

知堂在卷首交代寫作緣由說：“古人有言,‘壽則多辱’，結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恥辱。”“富則多事，壽則多辱”，語出《莊子》，知堂一生都在參悟這話。 

祖父因科場賄案羈押杭州，十四歲的知堂曾陪侍年余，住在花牌樓與臭蟲為伍，遇上“性生活上的第一人”，鄰家喚作阿三的十三歲少女。少男少女形同兒戲的“性生活”，讓少年知堂“感到對于別人的愛”。半年后，三姑娘死于霍亂。除了難過，知堂心里的一塊大石也放下了。之后，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五年，知堂“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國文修養”，當時最喜之書，一是《天方夜譚》，一是《酉陽雜俎》。 

知堂的國文積累，大部分來自祖父。“他是個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歡罵人，那種明比暗喻，指桑罵槐的說法，我至今還很是厭惡，但是他對于教育確有特殊的一種意見，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說，而且有點獎勵，以為這很能使人思路通順，是讀書入門的最好方法。” 

因祖父閱讀態度開明，知堂年少時讀書駁雜，如《綠野仙蹤》、《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鑒》、《野叟曝言》、皆是。這書單讓人感慨。中國沒有童話。自漢以降，凡有能力的人家，孩子都要讀經?！斗馍癜瘛?、《西游記》一類不能算童話，只是書里有些毫無靈氣的鬼神而已。對舊時的兒童，《西游記》較《封神榜》勝處，大約至少有生氣蓬勃的孫猴子和豬八戒。 

1904年冬，知堂與水師學堂同學往北京應考期間，“半做半偷的寫了一篇文言小說——為什么說偷呢，是因為抄了別人的著作，卻不說明是譯，那么非偷而何？”這篇叫《孤兒記》的小說賣給上海一家書店，得洋二十，是知堂人生第一次得稿費。 

丙午（1906年）秋，知堂往日本學建筑。日本給留洋中國人的初印象是常見魏晉漢唐遺風。此間，知堂開始學習希臘文，學有小成，譯了本四萬字的《希臘擬曲》文集作紀念。文集賣得四百塊，三百六十元買北京西北板井村墳地二畝，外帶三間房子，后來知堂的幼女若子、侄兒封三、母親、妻子均葬于此。1931年再過三十年，翻譯希臘作品成了知堂的工作，名副其實地做了古希臘譯作集大成者。這是后話。 

旅日六年，知堂娶了日本妻子，回到中國那年恰好是辛亥，因紹興地偏一隅，革命和共和似并未波及知堂的生活，大體仍是教書著述。1917年初，即歸國后七年，知堂受邀往北京大學任教，自此永離故鄉。原是說教授新設的希臘文學史和古代英文，卻被臨時安排到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初級月薪二百四十元。知堂總說不愿染指中國文學，可在北大、燕大，一直以教授國文為生。 

人老了，回憶是生活的一部分?！痘叵脘洝分?，知堂用十二篇文字回憶北大舊人，只寫故去的，教授一十四人，職員一人，這一人便是蔡元培。十四人分別是辜鴻銘、劉申叔、黃季剛、林公鐸、許守白、黃晦聞、孟心史、馮漢叔、劉淑雅、朱逷先、胡適之、劉半農、馬隅卿、錢玄同，錢玄同著墨最多。這些人出身不同，性格迥異，辜鴻銘扮相古怪、主張?；?，劉申叔下筆千言、字如描紅，黃季剛脾氣怪僻、固守八部…… 

須得注意的是校長被稱為“職員”，指職司之員，全不見今日為官校長的威風。 

1937年抗戰開始，北大遷往昆明。照校長蔣夢麟之意，知堂與馬幼漁、孟心史和馮漢叔留京，即所謂北大留校四教授，因負了看守校產之責，每人每月發津貼五十元。后來，他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托，在家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香港。1939年1月知堂接下汪偽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1940年12月，汪偽政府通過“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后幾個職位所在機構都有日本人背景。 

面對日本侵華之現實，尤其在比對心目中的日本人與侵華的日本人之后，知堂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種種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么在對中國的行動上卻顯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是那么拙。日本人愛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么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如此嚴肅地說出來這段幼稚的話，除了嘆一聲“真乃書生”外，不知該作何解。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任敵偽職務以漢奸罪名入北京炮局胡同監獄，一塊鐫有“圣清宗室盛旻”的田黃章和一只摩凡陀表被偷；1946年11月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1949年1月26日獲保釋，從南京坐火車，一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上海，恰是除夕；同年八月十五，自滬返京。知堂寫監獄生活的文章只有一篇。關于漢奸的身份，《回想錄》未談，也無從談。 

共產黨接掌政權，知堂想尋得新政權諒解，結果不必說。在中國，莫說確有污點，就是曾經出生入死的，不得善待善終者何止萬千？就周作人而言，新中國不僅未置其于死地，還給他生存的旮旯，讓他做喜歡且勝任的事情，已較許多同儕好。 

文化大革命知堂在劫難逃。面對暴力，知堂幾次向組織（街道派出所）請求用安眠藥了卻生命，自然無人理會。最終，獨自依案死在苦雨齋中。 

兄弟反目這件私事，知堂不愿啟齒?！痘叵脘洝酚小恫晦q解說》上下兩篇，正是為兄弟失和所作。從楊惲《報孫會宗書》、嵇康《與山濤絕交書》說到《蘇格拉底之辯解》，再說到倪云林的“一說便俗”和《水滸傳》中林沖向薛霸求饒。有些事是寧死也不該說、不想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