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吳娓婷/文 為香港專題采訪了很多人，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一句話：“以前無咁多嘢吵。（過去沒這么多爭執）”

一名受訪者說，過去沒那么多爭執，社會各界對香港的發展有共識。

另一名受訪者也說，當立法會出現“拉布”的時候，他對香港政界感到失望，開始查閱移民臺灣的信息。因為立法會爭來爭去都沒有出路。

還有受訪者說，媒體嘩眾取寵，喜歡炒作一些事件。

有受訪者則說，香港人不應該抱怨這么多，要面對現實。

香港人說的“吵，其實是激烈的爭執。爭執是不少港人的近年來的共同印象，雖然他們談到的爭執可能是不同方面的。我后來想了一下，這些受訪者說的或許是相同根源派生出來的方方面面。

立法會里面爭執，因為特首被指非法接受利益又不下臺，因為新政府提出改組……

民間向政府強烈爭取，因為感到被地產霸權壓榨，因為政府要斥巨資建高鐵，因為政府要拆除有歷史價值的天星碼頭……

港人跟內地爭論，因為自由行旅客在港不遵守有關法規、因為雙非孕婦過多嚴重影響醫院床位和學位，因為某內地教授竟然罵香港人是狗……

媒體也擺出前所未有的陣勢，出動吊臂車監視高官的違章建筑，上百個麥克風圍著官員要求他“講清楚”，而實際上幾十個媒體一起提問根本聽都聽不清楚。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表達不同意見不僅是被允許的，更是有空間的。但現在似乎很難心平氣和地表達，需要激烈爭執為自己放聲。

這是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有學者說香港人“集體記憶失實”，意思是港人忘記了其實在過去也有抗爭和爭辯，不要將往昔過分美化。

“現在很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一是前40年香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社會矛盾暫時被掩蓋或能夠被期望借由社會流動而得以解決；二是殖民地政府遠在倫敦，港人無從；三是80后、90后的特質是視野更開闊，更敢言，等等。

不過，留心一下可以發現，如今的“爭執”自有其特性。香港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從一個移民城市到人們的長居之地，已經沉淀了一套從上到下有共識的城市發展的法則，例如法治、公義、廉潔。這些都是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原因，也是香港人所擁護的價值觀與信條，都是不可侵犯的?？梢钥吹?，爭辯得最為激烈的內容都是觸及核心價值的內容。

通過采寫發現，這十五年來，政府漸漸忘記了應該要以香港及香港市民利益為先，在經濟和民生議題上缺乏有效作為。面對立法會和民間的意見，政府總是以保證自己范疇內相安無事為最大原則，而缺乏長遠和通盤的目光去解決，導致不滿越積越多。甚至相關的政策行為已經偏離了香港社會的基本原則與核心價值，仍不知道扭正。當民眾反對聲浪實在太大的時候，香港政府可能會慣性地尋求中央的幫助，導致民眾現在跑到中聯辦反映意見。這是任何有責任感有能力的政府都不應該做的。

于是，香港社會可以吵的東西更多了，發展方向引發激烈、政策措施，并且在一種可能失去核心價值的焦慮下態度激烈。

當然，政府需要為政策失效承擔責任，但不代表過激表現就是對的。部分香港人沒有遵守請愿的秩序，沖柵欄、圍堵政府官員，等等。為了表達意見而忘卻法治的存在，同樣是很危險的。

在我采訪的過程中，接觸大量的受訪者仍然是勤勞樂觀，甚至即使生活在貧困線下，身患疾病，仍勤奮工作、拒絕領取綜援。港人本來就是安分、不好斗的。何以至此？

我很喜歡前港英政府顧問顧汝德在他的書里說的：“港人的公民美德讓人欣羨”。他用一段文字描繪了他喜愛的香港市民：“（香港）工作人口順從市場的指令，會隨著不同行業的興衰而轉換工作和學習新技能。香港社會選擇不去爭論是否需要創造讓生意能蓬勃發展的環境，普羅大眾即使政治影響力微小，收入也未能跟隨整體經濟增長率而上升，仍盡力爭取發展機會；即使面對嚴重的政治和經濟障礙，香港人也不會如二次大戰后30年內的中國和亞洲大部分地方那樣發動革命，他們寧愿努力工作，改善生活水平。”

希望香港政府能多聽取民眾意見，多創造機會，希望香港人又能夠返回到安居樂業、勤勞致富的寧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