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殷宴 

從1950年到1989年，史塔西的毒霧滲透著整個東德。每間工廠都有史塔西派駐的官員，每座公寓樓都有一個以上的房客定期向該地區的負責人報告。超過十萬條電話線路被長期監聽，無數住宅被安置了竊聽器，連公共廁所里都裝有微型攝影機。而史塔西最重視的信息來源，則是數量龐大到令人咋舌的線民。在安全部的術語中，線民被稱為“非正式雇員”（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簡稱IM。他們秘密為史塔西服務，隨時將鄰居、同事乃至親朋好友的一舉一動匯報給上級。據《史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的作者約翰·科勒（John　O.　Koehler）估計，曾為史塔西工作的人數高達50萬，“一桌10個或12個客人中，至少有一個是線民”?？评盏臄祿蛟S有失夸大。根據東德內部統計資料，1988年IM人數達17萬，其中11萬是定期提供情報的積極合作者。安全部本身另有9萬名全職人員，其中負責海外情報工作的不足5000。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曾感嘆，就鎮壓國內人民而言，史塔西比蓋世太保更可怕：“蓋世太保以4萬軍官監視國內8000萬人口，而史塔西用10.2萬名官員控制1700萬人。”納粹的恐怖統治畢竟只維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在四十年間一直以德式的一絲不茍進行著大規模的鎮壓、操縱、諜報與顛覆。他們不但關注一切涉及政治的活動，也關心人們生活中最隱私瑣碎的細節：愛喝哪種紅酒、患有哪種疾病和哪位有夫之婦有私情，都可能在當事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入他的檔案，成為秘密警察手中的罪證或把柄。史塔西的口號是“Wir　Sind　Uber-al”，即我們無處不在。這句仿佛出自《1984》的話，用來形容史塔西絕非夸大。在如此嚴密的監控之下，人們可能因為飯桌上的一句玩笑就從自己家中被帶走，從此人間蒸發，而他們的親友直到史塔西垮臺之后才知道他們早已被槍決。 

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外國人是史塔西的重點監控對象。1978年，牛津大學歷史系學生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Ash）來到柏林，為他的博士論文收集資料。在近兩年的時間中，這位年輕的英國人往返于柏林墻兩側，大量接觸東西德各個階層，并將他的見聞發表在《衛報》、《泰晤士報》和《旁觀者》等報刊上。加頓艾什深知，像他這樣的危險人物必定會引起安全部的注意。但他沒有想到，十年后自己竟有機會重返東柏林，親自查閱史塔西為他建立的秘密檔案，并由此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調查。 

柏林墻倒塌后，安全部高層匆忙下令銷毀所有檔案。由于數量過于龐大，碎紙機不堪重負，官員們不得不親自動手撕毀文件。幸好銷毀行動剛剛開始，東德民眾就迅速占領了史塔西在全國各地的15處辦公機構，大部分檔案得以保全。這些檔案日后成了追捕、審判史塔西官員的重要證據。 

保存下來的史塔西檔案約有21.25億頁，連在一起長達201公里，涉及約600萬人。波恩政府就如何處理這些文件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不少議員擔心公開如此大量的秘密檔案將引發普遍的信任危機乃至造成社會動蕩，建議將檔案暫時封存甚至徹底銷毀。然而，來自東德民眾的聲音最終壓倒了一切異議：曾經被迫害的人們要求真相。1991年，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委員（BStU）正式成立，負責修復、保存、管理和公開全部史塔西檔案。1992年初，第一批申請者經過審核，終于讀到了自己的檔案。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就像昨天一樣。”當加頓艾什翻開他長達325頁、代號為“羅密歐”的檔案時，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會發現什么。真相是一把雙刃劍，許多東德人的幸福生活被檔案揭示的殘酷事實擊得粉碎。政治活動家薇拉·沃倫貝格（Vera　Wollenberg）從檔案中發現她的丈夫從一開始就是安插在她身邊的線民，作家漢斯·約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　dlich）發現他的親生哥哥一直在監視他。“如果沒有檔案的話，他們或許還是親愛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是愛是建筑在謊言之上的堡壘而已。”與他們相比，加頓艾什是幸運的，他一度懷疑自己當年的東德女友是線民，檔案證實了她的清白，報告他的線民中確實有幾位是他曾經喜愛甚至尊敬的人，但并無特別親近的朋友。 

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兼偵探小說愛好者，加頓艾什決定挨個尋訪他檔案中出現的線民及史塔西官員。整個過程中，他始終在追問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個人成為反抗壓迫的斗士，而另一個人卻成為極權統治的奴仆？ 

每一個被采訪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政治言論獲罪，為了自保不得不做線民；有人因性傾向被要挾；有人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國家安全。從一個個故事中，加頓艾什看到了史塔西冰冷黏膩的觸手吸住人們最軟弱的部位，逐漸收緊，并一步步將他們拖進深淵。沒有一個被采訪者是邪惡的——一切都是人性，太人性了。 

一位出生在德國的猶太老婦人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為此被驅逐、被關押、被折磨，卻仍然不肯放棄信仰。她為史塔西做線民不是為了金錢或特權，而是為了見一見她在西德的兒子。得知加頓艾什的來意后，她冷冷地說：“噢，那我該怎么辦？從窗戶跳出去？”加頓艾什幾乎希望自己不曾拜訪她：“我沒有經歷過她所經歷的苦難，我有什么資格去評判這樣一位母親、一位老人？” 

然而，這些人是否應該被寬??？“我是外國人，他們對我做的事情并沒有使我受到嚴重的迫害。我可以很容易地原諒他們，但有多少東德人因為他們的報告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加頓艾什講述了一場他在南非親眼目睹的審判：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法庭上，一位黑人母親第一次確認她失蹤多年的兒子已經不在人世，告知她這一噩耗的正是當年執行槍決的白人警察。警察表示懺悔之后，圖圖大主教問這位母親能否寬恕他。她是這樣回答的：“你們這些審判員沒有權利寬恕他；你，圖圖大主教，也沒有權力寬恕他。唯一有權寬恕的人是我——而我還沒有準備好去寬恕。” 

真相之后未必緊跟著和解，痛苦與仇恨有時需要幾年乃至幾代的時間才能淡化，但真相是和解的起點，沒有真相永遠不會有和解。 

九十年代初期，許多曾經深受尊敬的公眾人物因線民身份暴露而身敗名裂，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學的校長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前東德唯一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總理洛塔爾·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及“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主席、著名民主斗士沃爾夫岡·施努赫（Wolfgang　Schnur）。這些高大形象的倒塌并未引起某些人宣稱的社會危機。據加頓艾什回憶，事實恰恰相反，檔案公開后社會面貌煥然一新，仿佛經歷了一次凈化。 

新德國政府直面真相的勇氣源自歷史教訓。二戰之后，許多曾為納粹服務的德國人試圖掩蓋自己的罪行，他們的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向父母發出質問：“你們究竟做了什么？”得不到回答的疑問就像高壓鍋里的蒸汽，不斷膨脹，終于在1968年爆發，化作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老一輩德國人談二戰時常用一個長長的 復 合 詞 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意為直面過去，新德國對這個詞的詮釋為全世界樹立了榜樣。 

能否正視過去是一個民族能否前進的關鍵。加頓艾什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歷史的進步如同劃船，你必須面對來時的方向奮力劃槳，船才能前行。”作為英國人，他最自豪的是英國政府終于選擇了正視“血腥星期日”慘案。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英國軍隊在鎮壓北愛爾蘭群眾游行的過程中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造成13人死亡，多人重傷。二十多年間，英國政府面對北愛爾蘭人憤怒的質問一直閃爍其詞、推諉責任，使北愛問題不斷惡化。1998年，布萊爾政府終于成立專門調查委員會，以負責的態度全面調查“血腥星期日”的真相。整個調查耗時十二年，耗資1.9億英鎊，最終于2011年6月15日發布了由2500多名目擊者證詞組成、長達5000頁的調查報告。報告證實，當日在游行中喪生的民眾都是無辜受害者，英軍士兵槍擊平民的行為是“不正當和不可原諒的”。報告發布當天，卡梅倫首相代表英國政府向死難者致歉。 

從1995年至今，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一直致力于復原被史塔西官員銷毀的1.6萬多袋檔案碎片，預計耗資將達3000萬美元，已有275萬人申請查看自己的檔案，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被恢復，這個數字將繼續增加。加頓艾什根據他的調查寫成的《檔案》一書留給我們許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東德成為現代史上秘密警察組織最廣泛、最嚴密、最滴水不漏的極權國家，而新德國卻成為最積極、最誠懇、最不惜一切代價坦白過去極權罪行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