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學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80年11月26日上午，北京市正義路1號，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判長話聲一落，65歲的江青，迎著照相機的鏡頭，步入法庭大門。從進門到被告席，很短的路，很短的時間，江青連續掙扎了三次，試圖甩開押送她的女法警，這個20世紀中國最富傳奇色彩的女性，可能不愿意自己被押受審的鏡頭留在人世間。

被告席是一個木制的圍欄，里面放著一個凳子，旁邊擺放著一個“被告人”的牌子。進入木欄不足三分鐘，她扭頭看了看屁股下面的凳子，想坐下來，法警制止了她。想坐一坐都不行，這對江青來說，差不多就是從天堂墜落地獄的象征。

曾經，她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夫人，她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代組長，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一個不可一世的女人。而今，她是中共已故最高領導人的遺孀，一個涉嫌危害國家、顛覆政府、殘害人民的階下囚。

從不可一世到階下囚的分水嶺，可能是她的丈夫的離世。丈夫去世的第二天，丈夫生前指定的最后一個接班人，開始秘密聯絡其他中共要員，策劃清剿“四人幫”的行動。“四人幫”這個詞，是她的丈夫生前創造的，說的是她和另外三個政治局委員，警告他們不要搞小宗派活動。丈夫去世二十幾天后，一批認為“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活動正在變本加厲的政治家，在軍人的幫助下，在一個晚上，沖進她在中南海的家，宣布對她進行隔離審查。那天晚上，“四人幫”的其他成員，也一一成為階下囚。

出庭，是她成為階下囚后第一次走向公眾，走向照相機。演員出身的她，對美的熱愛，對形象的追求可能相當強烈。自從23歲成為毛澤東夫人，這個20歲前就參與共產黨活動的女人，一直是個受人尊敬的女性，現在她要作為歷史的丑角，接受法庭的審判，這樣的落差，可能是她不能接受的。

法庭上，她不是很合作。法庭調查階段，面對審判長的提問，她不是說“不知道”，就是回答“不記得”。當她昔日的政治盟友，“四人幫”的另一個成員，向法庭供述的時候，越聽越激動的她，慢慢坐不住了，突然，她打斷審判長，喊著要方便一下，審判人員猶豫了一下，愣在那里，可能沒聽明白她說什么，也可能一時不知如何處置，她急了，又大喊了一聲，說她要方便一下，審判人員同意了，法警過來送她上廁所，法庭內傳出低低的哄笑聲。

法庭對她的審判，圍繞“集團罪”和“個人罪”展開。所謂“集團罪”，說的是，她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意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所謂“個人罪”，說的是，她伙同政治盟友誣陷迫害劉少奇，致使堂堂的國家主席遭受監禁，被迫害致死。此外，她和政治盟友還迫害其他人，使一些人悲慘死去。

一個多月后，法庭宣判了。判決書很長，據說一萬多字，三個審判員輪流著讀。法庭認為，她是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對她所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政府、殘害人民的罪行，都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诖?，特別法庭判決她犯有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

讀著，讀著，終于讀到“判決如下”這一段，照本宣科的庭長口氣嚴肅地念道：

“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

戴著耳機，側著腦袋，認真聆聽的江青，頓時失態，大喊大叫，連呼她在“文革”中反復呼喊過的口號，什么“堅決不承認反革命的法庭判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法庭出現了騷動，審判長命令把她押下去，腰里別著手槍的法警，把呼天搶地的江青拉出了法庭，惱火地問她聽清楚了沒有，死刑后面，還有“緩期二年執行”。

顯然，這回，江青聽清楚了，她不鬧了。

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簡稱死緩，是一項中國特色的死刑執行制度。建國之初，新政權掀開了鎮壓反革命的帷幕，考慮到國家建設需要保存勞動力，反革命勢力需要分化瓦解，新政權借鑒了中國歷史上的“斬監候”，對那些應判死刑，可是民憤不大，手上沒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只要兩年內不故意犯罪，死緩就能變成無期徒刑，留下一條活命。

江青當然知道死緩意味著什么，但她未必知道，這個死緩與陳云有關。

據中共黨史研究者公開披露的文字，這位贊成對江青等“四人幫”成員采取斷然措施的中共元老，堅決反對殺掉江青。在“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氛圍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江青的量刑問題。許多人主張判處死刑，陳云力主不殺，理由是，同“四人幫”的斗爭，歸根結底是一場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他回應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末了，陳云對與會者說，如果你們堅持要殺，請在會議記錄上寫上“陳云同志不同意”。

陳云的觀點不僅成為那次會議的結論性意見，還受到中共黨史專家的好評。作為一個后來人，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從政治家的角度去考察，我覺得，陳云是了不起的，有遠見卓識的。然而，換一副法律人的眼鏡，用21世紀的法治觀，重新打量江青被判死緩的過程，你會發現，歷史充滿了局限。不管歷史多么情有可原，對一個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問題，由中央政治局來討論，由政治家來決定，與我們所崇尚的法治原則，總有點格格不入。

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共元老曾一再強調，對江青的審判，是刑事審判，不是政治審判，目的是建立法制，使我們的國家變成法治國家，不是無法無天，不是政治代替一切。遺憾的是，對江青的量刑，多多少少，染上了一點政治審判的色彩，畢竟，審判江青的時候，刑法有了，刑事訴訟法也有了，量刑權屬于人民法院，已是白紙黑字的法治原則，然而，由于歷史的局限，由于情勢的需要，歷史老人將審判江青那年剛剛實施的刑事訴訟法打了個折扣，將“刑事案件的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的法律規定，悄悄變通了一下。

重提舊案，不是為了嘲諷歷史，苛責先人，而是希望這樣的往事，有助于我們思考今天的量刑規范化改革。關于量刑規范化改革，法律人研究了很久，從理論到經驗，從大陸法國家量刑模式到英美法國家量刑模式，法律人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如果量刑權屬于法院屬于法官這個天條可以動搖，如果法官之外的人員決定量刑的故事一再上演，我們的法律人還傻乎乎地研究量刑規范化改革干什么？

（參考資料：李峰：“審判‘四人幫’日記摘抄”，《北京黨史》2003年第5期；張金才，“陳云力主不殺江青”，《黨史博覽》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