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歐陽曉紅 被視為大事件的中日貨幣直接交易，更多可能是欲擺脫美元中間價束縛的一種姿態。即使被賦予了報價權，做市商們也很難脫離“美元”這個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錨”。

日元成美元外首個與人民幣直接交易主要外幣。6月1日起，人民幣對日元直接交易在上海和東京兩地進行。中國銀行、匯豐銀行（中國）等獲批成為直接交易的做市商。他們將承擔提供人民幣對日元的買賣雙向報價、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的義務。

央行稱，此舉利于形成人民幣對日元直接匯率，降低經濟主體匯兌成本，支持中日之間不斷發展的經濟金融關系。5月29日，央行與中國外匯中心甫一宣布消息，市場一片歡呼聲：諸如“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迄今為止邁出的最重要一步”、“美元的地位將受到挑戰，有助于提高人民幣和日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

但，如此意愿恐怕是脫離當前金融格局、無視國際外匯市場基本內涵的主觀臆斷。真實格局是——美元依然是大家的“錨”，做市商報價定然離不開“日元對美元、美元對人民幣的報價基礎”。以中日貿易情況為基礎搭建人民幣對日元的匯率，難以實現。很難想象，做市商不依據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而得出人民幣與日元的報價。

也有人稱，此舉主動權在于日方，表明日本愿意接受更多的人民幣。當然，直接交易并不意味著中日之間實現了完全可兌換，兩國間的跨境資本流動還得遵守現行外匯管理體制框架。但某種程度上，直接交易也旨在設立東京人民幣離岸中心，而“貨幣回購協議”是離岸中心的內涵之一。其隱性風險是，當市場拋售人民幣時，中國政府承諾一定額度下的回購。

誠然，就中日經濟界而言，直接交易的利好性不容置疑。2011年中日兩國的貿易額總規模達3499億美元，美國、歐盟、東盟之外，日本是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業界測算約六成的中日貿易通過美元結算，以人民幣進行的交易不足1%，為此支付的中介費用每年高達約30億美元，這樣，中日貿易結算至少年省手續費30億美元。

然而，歡呼之余，也請別忽略其中潛在的風險。任何事物均有兩面性，此舉可能也給日資在華企業建立了某種退出機制；包括一些想要出去的高端中資，他們可以將手中人民幣資產兌換為日元轉移財富；且不排除給國際做空人民幣的機構提供通道的可能。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在去年不是沒有出現過這一幕。

SWIFT（全球銀行間金融通信社）近日報告稱，以交易金額看，僅次于美元和歐元，人民幣已成全球第三大信用證開證幣種。不過，分析人士發現，從人民幣信用證主要通道看，該業務明顯集中在亞太地區；超過50%的信用證由中國境內銀行發往香港；近20%的信用證從中國發往新加坡，從中國發往歐洲/中東/非洲的僅占3.18%，從中國發往美洲的約2.16%。其結論是，這并非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果，或許是人民幣結算名義下的跨境套利。

因此，某種新生事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亦不容忽視，雖說不必“因噎廢食”，但理論上的再三權衡仍然需要。一個淺顯道理，人民幣處于升值通道時，經濟與政策上的任何調整均較為主動，改革亦留有余地；但若人民幣處于貶值預期之際，某些改革恐怕需要等待時機。

現實是，5月31日，在人民幣對日元直接交易前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創5個多月來新低，報6.3355，跌58個基點；人民幣對100日元報8.0293，大跌689個基點。外匯即期市場更甚，美元對人民幣盤中最高價報6.3780，海外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市場，1年期人民幣NDF跌至6.4215/6.4265，顯示始于去年底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并未消停。

實際上，如此狀況已有時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盤價與盤中詢價偏離較大，表明旨在維穩的官方中間價與偏向人民幣貶值預期的盤中市場價時常在博弈。4月份出現的結售匯逆差，更昭示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增強。

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背景下，專家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已逐步由“把握機遇急進式”階段轉而為“自然演繹漸進式”階段。該轉變意味著工作重心需要由“把握機遇”變為“俟機待變”。發行人民幣債券可能才是國際化正道；通過行政手段推動的國際化并不可持續，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定然是市場化的一個自然選擇過程。

中日貨幣直接交易看起來很美，但不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