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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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經歷過戴帽的屈辱，你也難以理解“摘帽”的意味。1977年5月13日，一生看重“人的尊嚴”的章乃器，帶著殘缺的尊嚴，以一個“摘帽右派”身份，不情愿地離開了人世。

章乃器，是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今人關于他的模模糊糊的印象，來自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谷諔馉幦姹l之前，山河破碎風飄絮，賣掉小洋樓支持抗戰的章乃器，和他的另外6個朋友，抨擊國民黨獨裁統治，呼吁國民黨停止剿共，組成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忙于剿共的國民黨惱火了，把他們7個人送進大牢，同情支持他們的人們，將章乃器和他的朋友尊稱為“七君子”。

除了模模糊糊的“七君子”事件，今人對章乃器這個鮮活的聲明可能知之甚少，把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章乃器，是解放前上海赫赫有名的金融家，社會名流，風流倜儻，特立獨行，性情率真，脾氣倔強。盡管坐牢，部分是因為親共，章乃器并沒有加入共產黨，建國前夕，他和三兩個朋友，組建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共做起了朋友。當中共在天安門城樓披紅掛綠，鳴炮宣告新政權的誕生時，他們沒有忘記這個老朋友，不但委以糧食部長的重任，還給他戴上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代表的紅帽子。

一時間，從香港返回大陸參與新政權的章乃器春風得意，豈料，天有不測風云，好景不長。章乃器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遇到了大麻煩。中共最高領導人點了他的名，說他是右派的“老祖宗”。偉大領袖“金口玉言”一出，“右派”這頂帽子從此成為壓在章乃器頭頂的一座大山，將他做人的尊嚴，壓得粉碎。

右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誕生的名詞，指的是那些坐在議會右側席位的代表，他們擁護君主制，贊成貴族特權。在中共領導人將“右派”這個名詞，當作一頂帽子扔在章乃器頭上的時候，“右派”意味著反動。反動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將和“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些“四類分子”一起，淪落為政治賤民，成為“黑五類”，成為“地富反壞右”中的一員。

尊嚴，在他成為政治賤民的這一刻，蕩然無存，他口口聲聲念叨的憲法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統統見鬼去了。他所在的民主黨派見風使舵，開除了他的會籍。何止政治權利，人身權利也無從談起。70歲那年，他在回憶錄中說，挨打，是家常便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他，還有人試圖用辣椒水灌他的鼻腔。

那時那刻，誰要跟章乃器說“尊嚴無價”，他可能會嚎啕大哭?，F實告訴他，他喜歡反復引用的憲法幾成廢紙，他掛在嘴邊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已成笑話，他所主張的尊嚴，不但很廉價，有時候還不名一文。

章乃器對尊嚴的捍衛，總是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中共最高領導人提到他的時候說，“愿意帶著花崗巖腦子去見上帝的人總是有的”。他說，人民代表可以不當，委員、部長可以不做，人還是要做的。做人，就要捍衛人的尊嚴?？墒?，右派哪能算人，能有什么尊嚴，什么糧食部長，什么全國政協常委，在“反右”斗爭中，不過是一個過街老鼠。一浪高于一浪的批斗中，他不再是什么“七君子”，而是“四大右派”，人人喊打的日子里，就連少不更事的兒子，也被人慫恿著，在批判大會上與他“劃清界限”。

現實的險惡，究竟在章乃器的心田激起多少波瀾，隔著歷史的塵埃，已經難以揣度，可以肯定的是，在生活壓力和生命尊嚴的夾縫中，他很掙扎，很痛苦，很扭曲。有一天，中共一位領導人找他談話，請他“服從組織”對他撤職的處理，他為自己辯解，說到一半，揚長而去?；丶业穆飞?，這個“四十萬右派中的硬漢子”就后悔了，又給那個高官寫信“請求原諒”，向他“伸出救援之手”。

晚年，不堪政治折磨的章乃器，好像慢慢低下了高貴的頭顱，不再糾結于尊嚴的有無和大小。1975年，中共釋放戰犯，不想再做反面教員的章乃器給中共最高領導人寫了封信，言下之意是，他們都能特赦，我比他們總好多了吧。黨的代表很快來了，年過古稀的章乃器，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就這樣，這個當初堅決不肯在右派結論上簽字的章乃器，這個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黨的代表沒有宣布為他平反，這一點讓章乃器頗為不悅。按照當時的說法，這叫“摘帽右派”，怪怪的，叫人難受。好在生活費提高了，要不是四人幫搗亂，他還可能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顧問呢。

他本來可以等到英雄歸來的日子，可是身體不允許。1977年春天，病入膏肓的“摘帽右派”章乃器，告別了這個80年來給他無上榮光又不盡屈辱的世界。不敢張揚的人們為他開了一個一分為二的追悼會，一方面肯定他“在歷史上為人民做過好事”，另一方面指出他“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生前，對于批判他的人，他說過，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親自下手令，給他官做，他也沒干，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對他的靈魂判死刑，他絕不接受?，F在，他的靈魂還得接受這一點。完全摘除“摘帽右派”的帽子，還要再等三年，等到撥亂反正的中共中央為他徹底平反。

海峽兩岸的歷史有時候存在驚人的相似。章乃器去世那年，臺灣也發生過一次摘帽的事。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在一份絕密文件中，用紅筆刪除了“矮鄧”的字眼，而后對他的秘書說，以后，這類侮辱大陸領導人的字眼不要再用了。矮鄧，就是鄧小平。出于對中共奪取政權的忿恨，國民黨的政治文件中常常用各種侮辱性的詞匯，指代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因為身材矮小，被稱為“矮鄧”。遺憾的是，蔣經國為鄧小平摘帽主要原因不是敬畏人的尊嚴，而是他對兩岸關系有了新的政治主張。

重新掌握中共政治大局的鄧小平，和他的政治伙伴們，為什么發動摘帽運動？是因為政治主張，還是因為人的尊嚴，抑或兼而有之？無論如何，摘帽在章乃器辭世后幾年，成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成千上萬丟掉“地富反壞右”帽子的政治賤民喜極而泣。

如今，你可以從平等、人權、和憲法的角度審視這個荒謬絕倫的“種姓制度”，但是，我想立足于“人的尊嚴”來考察章乃器的不幸。雖然我們的國家已經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一些致力于法學研究的人們并不覺得事情可以到此結束，他們發表論文，倡議國家將“人的尊嚴”寫入憲法。從法理學的角度，要不要這樣做，是可以討論的。從現實出發，我覺得是有必要的。為什么一部分西方國家將“人的尊嚴”，在“一戰”、“二戰”之后，由倫理問題變成了法律問題，還不是諸如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慘絕人寰嗎？同樣，鑒于章乃器的悲劇，鑒于“右派”、“四類分子”、“黑五類”、“二十一種人”還歷歷在目地存活于許多中國人的記憶，我希望我們的國家也能夠將“人的尊嚴”法定化，白紙黑字地寫入憲法。

這樣做是因為，“人的尊嚴”猶如“皮”，“人權”則是“毛”，沒有“人的尊嚴”，奢談“人權”，豈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笑話。正如上世紀60年代初坐在火山口上憤怒莫名的章乃器，在呈送全國政協的那張紙片上所道：“當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得不到尊重的時候，還能談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