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謝韜

uspolitics2012@126.com

無論是現實生活中，還是電視電影中，美國人給人的感覺是生活在一個“后道德”時代。不少美國人“閃電”結婚之后又“閃電”離婚。兩情相悅的一夜之歡，更是泛濫成災。一個在婚姻和男女之事上如此隨便的社會，還能有道德可言？

所謂的“性解放”只是美國社會的一個方面。在其他一些方面，美國人又表現出強烈的道德感。比如說，當“包二奶”、“當小三”和“潛規則”在一些國家十分盛行的時候，美國卻少有這樣的不道德行為。雖然美國也有腐敗，但是與很多國家相比，大多數美國政府官員絕對算得上道德楷模了。

受自己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們往往只看到了美國人在私生活方面的不道德，卻忽視了美國人在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私生活上的不道德，其實與美國人所享有的高度政治自由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沒有《權利法案》的保障、最高法院的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團體的游說，很多美國式的不道德行為也就不會存在。美國人在公共生活上的道德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產物。選舉、有限政府、權力制衡等機制有力地約束了美國人在公共生活上的不道德行為。政治體制既反映了道德現狀，也可以改變道德現狀。

比私生活上的不道德更可怕的是公共生活的不道德。當一個社會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不道德的時候，這個社會一定危機四伏。

有了道德的公共生活，美國人才可以放心地辯論和享受不道德的私生活。

讓美國人痛并快樂著的道德問題

美國有很多社會熱點問題，如同性可不可以結婚？墮胎是否是女性的個人自由？持槍自由應不應該限制？之所以成為熱點，一是因為它們涉及到大多數美國人最根本的道德價值觀，二是它們不涉及任何復雜的專業知識。一個具有常識的普通美國人對這些問題也會有鮮明和強烈的觀點，隨時可以參與到討論中來。

圍繞這些熱點問題的爭論，很多美國人被分成了兩派。保守派一般來說反對同性結婚、反對女性有墮胎的自由，反對限制持槍自由，而自由派則持相反的立場。2000年大選之后，保守派勢力占主導的州被稱為紅州，而自由派勢力占主導的州被稱為藍州，因此這兩派之間的爭論也被稱為紅藍之爭。一些學者和媒體人士把紅藍之爭描述為爭奪美國靈魂的一場“文化戰爭”。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文化戰爭并非從美國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1787年通過的憲法以及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只字未提婦女是否有墮胎的權利。直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各個州的法律基本上都禁止婦女墮胎（除非一些特殊情況，如因為強奸或者亂倫而導致的懷孕）。聯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決的羅訴韋德一案中，第一次明確指出憲法所保護的隱私權包括婦女墮胎的權利。這項判決讓墮胎一下成為美國社會最有爭議的道德話題，讓大多數美國人迅速分裂成水火不相容的兩派，一派支持女性有選擇的自由，另一派則強調生命的寶貴。

其實，聯邦法院所說的隱私權在《權利法案》中也根本沒有提到。這個權利又是怎么來的呢？這得歸咎于聯邦最高法院在1965年判決的格里斯沃德訴康涅狄克州一案。在該案的判決中，法院認為《權利法案》的第1、3、4、5、9條為個人創造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隱私區域”。

有了隱私權，于是很多州禁止同性之間性行為的法律被最高法院判視為違憲。那么，同性之間能不能結婚呢？美國現在有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允許同性結婚。只不過同性之間的結合被稱作民事結合，以區別與傳統婚姻中異性男女的結合。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同性結婚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顛覆，是對人類最基本組成單位的破壞。于是同性結婚成了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

無論是同性結婚還是婦女墮胎，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熱點問題都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產物。要是沒有《權利法案》，也就不會有隱私權。要是沒有聯邦最高法院，也就不會有隱私權和墮胎的權利。有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樣的社會問題。換在別的國家，同性戀只能過著地下黨的生活，而婦女只能冒著生命危險去墮胎。然而在美國，同性戀者和婦女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生活。

這些社會問題或許讓美國的民主顯得很不和諧，但是大多數美國人崇尚的不是和諧，而是個人權利。在我們眼中，美國人過著痛苦的生活。在美國人眼中，他們是最快樂的。

道德問題的政治化

在美國，民眾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渠道參與和影響政府決策，因此不同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分歧，最終演變成各種社會團體的政治角逐，而白宮、行政部門、國會、聯邦法院、媒體、智庫等等就是這些社會團體角逐的場所。在總統大選之年，道德問題的政治化表現得最為明顯，于是就有了奧巴馬政府最近的煩惱。

5月6日，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與媒體見面”節目采訪時，美國副總統拜登說：“同性男人或同性女人之間的婚姻，應同異性男女之間的婚姻一樣，享有完全相同的權利，包括所有的公民權和個人自由，對此我本人絕無異議。”

拜登的這一番話，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他是明確表示支持同性結婚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在這之前，奧巴馬只是表示支持同性結成“民事伙伴”，但從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同性結婚。因此，拜登的講話，被很多人看成是奧巴馬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發生重大轉變的標志。白宮立刻發表聲明，說這只是拜登個人的言論，并不代表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拜登自己的辦公室后來也發表聲明，說副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正在“發展變化”。

當各種猜測滿天飛的時候，奧巴馬政府的教育部長埃爾恩·鄧肯在星期一早上接受媒體采訪，也說自己支持同性結婚。鄧肯的話無異于火上澆油，讓本來已經處于被動的白宮更加難堪。一時間，同性結婚成了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受此鼓舞，同性結婚的支持者開始在華盛頓游行，要奧巴馬在這個問題上明確表態。

奧巴馬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呢？因為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雖然同性戀者是民主黨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并且奧巴馬在1996年競選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時曾表示支持同性結婚合法化，然而他如果在此時宣布支持同性結婚，極有可能疏遠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和弗吉尼亞等關鍵州的保守選民，從而給自己競選連任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這就引出了另外一個重要問題：社會熱點問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大選？2004年，托馬斯·弗蘭克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叫做《堪薩斯州怎么了？》。該書的觀點是，從7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的話語已經從傳統的社會經濟問題轉向涉及道德價值觀的熱點問題，結果是很多中下階層美國人開始支持保守的共和黨，盡管后者的財政緊縮政策對這個群體最為不利。換句話說，保守勢力用道德問題替換了經濟問題，從而贏得（或者是騙?。┝酥邢聦用绹说倪x票。在弗蘭克看來，影響選民的最大因素是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

很多學者對弗蘭克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質疑。有人分析了2004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發現盡管道德問題在當年被炒作得很厲害，但是對選民投票決定影響最大的還是伊拉克戰爭、反恐戰爭和宏觀經濟。還有學者利用大量民意調查數據信服地表明，普通美國人并沒有因為道德問題上的分歧而分化成你死我活的紅藍陣營。如此看來，奧巴馬似乎過于謹慎了？

其實不然。如果他公開宣布支持同性結婚，必然會招致一些原本會投他票的選民倒戈，也肯定會贏得一些原本對他失望的同性結婚支持者的選票。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距有多大，誰也說不清。在變幻莫測的競選場上，一動往往不如一靜。

不管11月份鹿死誰手，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一下美國人的道德與不道德。大選之年，總會有一些政客的私生活丑聞曝光。初選開始不久就退出的霍曼·凱恩就是最好的例子。私生活的不道德其實并沒有什么。在民主國家，政客有一個私生子或者一段緋聞比比皆是。最重要的是，政客要在公共生活中廉潔自好，因為公共生活涉及到民眾的利益。

貌似不道德的美國人卻有著道德的公共生活。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