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毛澤東少年時的好友蕭子升曾寫過一部有點另類的回憶錄，叫《我和毛澤東曾經是乞丐》，標題看起來有那么點聳人聽聞，內中說的是當年兩人用暑假時間到處乞討游歷，以增加膽量閱歷的故事。里面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細節，如為過江混上擺渡小船，卻因身無分文拒不付錢，與船家爭吵耍賴，其實不遠的渡口處就有免費渡輪，目的是故意制造難題來鍛煉自己險境求生的本領。除記述乞討生活外，比較有意思的是書中披露了一些鮮活的討論和對話。

比如兩人同為湖南第一師范學生，對高懸于大禮堂入口橫匾之上，由蔡元培親筆題寫的“德、智、群、美”教育宗旨，評價卻南轅北轍。蕭子升認為，所謂群育不過是模仿德國和日本的舊貨色，美育的提法才比較新穎，因蔡元培曾發表過一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就曾申明“美育”的價值。蕭子升一再強調德性完美的重要，且堅持德性體現于古代詩歌、經典和音樂中。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堅稱群育最值得贊賞，甚至比什么都重要。他質問，如果國家衰弱不振，講美學又有何用？首要的是要克服敵人，與美學教育無關。

毛澤東反駁的理由是，假定民族衰弱，德性完美又有屁用？最要緊的事是一個人要能夠以力量征服別人，只要能征服別人就表示這個人有德性。其實兩人雖各執一詞，實是各有道理，不是用一般是非標準能夠輕易裁定的，但是語境不同，時代更替，其意義必生歧變。比如近代時運轉移，國人遭遇西方猶如小孩一般整天挨大人痛揍，不斷地纏斗廝打中少有勝績，還犯著倔勁屢匍屢起，滿腦門心思都在琢磨著如何揍倒對方，卻大多時候只能在想象中意淫，被虐的苦澀記憶似乎永遠盤旋不去，若在亂世中仍奢談美育，肯定被罵作呆子。但天下底定后，征服別人或相互死斗是否能直接等于“德性”就大可商榷。毛氏教育觀衍生出的斗爭哲學一度持續蔓延，乃至親人在“文革”互斗中動輒反目成仇，“德性”早已湮沒不見，勢必演化成一場災難。這且按下不表，“教育”這個字眼延伸開去可以有無數話題可以討論，我這里關注的是現代一次最大規模的知識分子下鄉運動。

最近讀到法國人潘鳴嘯寫的一本知青史，名為《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法人治史注重細節，里面也引述了不少吸人眼球的故事。潘氏對當年那場波及一千四百萬人的知識分子移民洪流有個社會學的解釋，說是為減輕城鎮就業壓力以及防止閑散人員動亂的政治思維主導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展開，這個思路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寧可從毛澤東早年對美育的態度上尋找更加有趣的原因。

毛澤東自稱畢業于“綠林大學”，明確亮出反精英教育的主張。在他眼里，教育資源是不應為一小撮人壟斷的，應該是一種在平等基礎上的“群育”行為，可“美育”恰為一小撮精英所壟斷，故而不可提倡。這想法若換成響亮的政治口號就是要“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它表達的是想要更多人均勻共享一些文化教育的資源，此意圖本無可厚非。其實，“上山下鄉”的一個最初動因只是個功利選擇，因為合作社需要會計、技術員與教師，需要中小學畢業的知識青年。到了毛澤東的視界里，其目的明顯被拔高了，就是想通過磨煉城市青年肉體的方式，引領知識之流反向灌注到農村，實現“群育”的相對平等。毛澤東的最初設想是盡力實現“勞動化－知識化”的雙向互動，來彌平腦體倒掛帶來的教育不平等。這樣的思維一旦實施，隨之就要付出代價，那就是必須讓一些傳統知識淪于“鄙俗化”，甚至要毫不留情地對身體進行自虐性改造。

比如為在激流中找回一根電線桿白白搭上一條性命的金訓華在日記中就自說自話：“我的手會出血，而貧下中農的手為什么就不出血呢？這說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長期脫離工農，脫離勞動，沾上了修正主義的毒素。”用對身體的殘虐去漂白思想中的小布爾喬亞“污垢”，大致是知青改造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只是這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自虐要達何目的？倒是要稍加考究。毛澤東的初衷恐怕遠為復雜，不只是想把知青趕到鄉下任其自生自滅這么簡單，至少還有把知識反哺給農村的現代情結，當年知青模范朱克家就是以教導云南少數民族群眾識字而脫穎成為政治明星的。同時毛澤東也希望鄉村中的樸實智慧能演化成一種規范化的知識，以便反向影響城市青年。這種雙向流動的思維背后埋伏著一個如何處置近代“精英”與“民粹”之間關系的大思路。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費孝通先生就已指出，一味倡導“文字下鄉”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弊端，因為那些知識小資常常自以為是，以為掌握“文字”猶如操弄神物，可以任意點石成金，不自覺地漠視民間的樸素直覺智慧。所以文字代表的現代文明空降到鄉村是否就能得其所用，一直存在爭議。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構成一種平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五四”以來知識圈流行的中國農村落后，需要城市啟蒙的言論就已表達出不滿。他曾在給周揚的一封信中委婉地批評他把“農村”視為“舊中國”的提法不妥。明確說“現在不宜于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一農民亦不宜說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可見農村會有機會升格為新中國未來的希望，特別是“文化”水準還可能高出城市，這完全走向了五四文化運動中精英啟蒙大眾的反面。在“上山下鄉”運動期間，毛澤東顯然又把另一種知識即鄉民智慧的作用更加夸大了，仿佛知青們要接近民粹的神圣就必須努力把身體自我作踐一番，比如姑娘家必須毫不猶豫地動手到牲口肛門里掏大糞才證明一顆心變“紅”了，或者瘦弱書生和農村小伙一樣掄起大錘劈山鑿石才算是融化成功。

“上山下鄉”是一場充滿革命幻想的烏托邦運動，知青下鄉前總是被刻意渲染過的鄉村田園鏡像所吸引，他們往往被告知鄉村充滿玫瑰色的浪漫情調，如有知青讀過一些古典詩詞，就更易把下鄉接受再教育視為一種令人艷羨的詩意生活?？蓪嶋H情形卻是，“知青”一旦嵌入農民群體就會自動流于邊緣，長期處于被漠視的狀態，因為農村多為同姓村，本來就排斥外姓，對精英知識的需求度很低，加上來自不同地區的知青在語言和習慣上的差異，使他們經常成為強加給農民的不中用的“過路客”。相對而言，內蒙古地區的牧民倒是比較好客，如果某位知青運氣稍好，可能會少遇些尷尬。“知青”經常種不好地，也不懂農業常識，常常鬧出許多笑話，對人口過剩嚴重的村莊更是沉重的負擔，最終還可能引起鄉民的敵視，知青在與當地農民的相互摩擦中曾發生過不少慘劇，如一位不會游泳的知青被干部脅迫去追趕一頭過河水牛，結果不幸淹死。知青對農民的報復也時有發生，如不時故意偷盜。

除了毛澤東的個人意志之外，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下鄉運動多有一廂情愿的味道。這個毛病一直延伸到當下。近些年人類學方法流行，學者像貨郎一般走街串巷，兜售的是一種叫做“替民眾發聲”的精神迷幻藥，他們總是假設鄉人有話要說，有冤要伸，只不過聲音被城里人埋沒，于是千方百計地以訪談為名從鄉民嘴中套出一些話來，以證明發掘底層聲音的重要。“底層會說話嗎？”“民眾會發聲嗎？”變成了一種最時髦的口頭禪。

其實許多鄉村的農民是被迫在知識詢問的壓迫下發聲的，甚至有被逼無奈的反應。記得當年閱讀一所大學做的義和拳調查文獻，就驚訝鄉民嘴里居然能發出一套套貼滿政治標簽的歷史敘述，如對帝國主義義憤的宣泄方式，對義和拳運動“人民性”的嫻熟贊揚，口徑一致得令人咂舌。原來訪談者早已預設了各種先入為主的問題導向，如不按此回答，勢必難以擺脫訪問者的糾纏，于是才有那眾口一詞的驚人“覺悟”。

另有一個例子是，當在鄉下做口述史時，學者往往按自己設定的時間史脈絡提問，如把歷史自然劃成“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新時期”等時段，鄉民們根本搞不清這劃分的涵義，常?；煜f反正是這股軍隊進村了，下股又來了一幫，甚至講到有一對兄弟出村，弟弟上趟廁所，等他出來發現哥哥不見了，原來是跟著國軍走了，恰巧這時廁所外又跟過來一隊八路軍，弟弟就跟著這支隊伍走了，一上廁所的工夫兩人的人生由此徹底改變。這故事可能有編造的嫌疑，卻也說明，在鄉民意識里對歷史身份的辨識熱情決沒有正統文人那般敏感。人類學家當然不屑當政治的傳聲筒，可總殘留著一些應該在“啟蒙”民眾方面做點什么的心態，不妨看作是多年前過于自戀的知識人心聲在鄉間發出的回響。

回到“文化”與“平等”這個話題。按照蕭子升的說法，“德性”需要一批精英去鑄造，然后才談得上普及教化。但近代國人反復受辱，又須故意搏出一副打架斗毆的兇相才能打贏對手，“德性”的培育自然被擠到角落，甚至彰揚野性就是德性的表現。和平時期，敵對勢力只是假想的存在，人性中的野蠻沖動已找不到真正的外來對手可供發泄，自然轉成了以捍衛“階級”名義的殘忍內斗。這內斗又是打著追求平等的招牌進行的。

錢穆先生曾經有個看法，他認為，中國有“流品”無“階級”，最早的藝術可能依賴于品位的培育，這是一種相當精英化的行為。后來“藝術”被迫與某個階層掛在了一起，變成了社會關系的表現，于是“藝術”就與“民主”發生了關系。“民主”要求“平等”，“藝術”也就自然不僅限于個人或貴族階層獨自享用，必須與更廣泛的民眾共享，但“藝術”本身所要求的精致又決定其只能在小眾之中才能達致，欣賞能力必然受教育、出身和品位的制約?？粗r民兄弟享受不到高品質的生活，改造精英文化的念頭就會冒將出來，想急躁地抹平欣賞口味的差異，其結果只能是殺高就低，集體矮化。故我的結論是，文化不能等同于政治，不但不能和“民主”掛鉤，更不能亂講“平等”，只有允許品位的龐雜多樣，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墮落到只有爬上媚俗這條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則，國人民主未獲，品位早失，“德性”滋養更是談不上，這才是未來讓人憂慮的焦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