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和靜鈞/文 如果回溯若干年，或許有相當多的人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個一團和氣的“清談會”，還是問題為導向的“磋商會”，依然舉棋不定。不過，2012年5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不再會讓人猶豫，這個對話，或是緩解中美緊張關系機制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

還在2009年之時，希拉里曾有“同舟共濟”和中美兩國“共同進退”的言論，美國財長蓋特納也稱，他和中國同行交流的時間比其他國家都要多。而在2009年之前，哈佛大學尼爾·弗格森等學者以中美經濟依賴關系中的“生產-消費”鏈，創造Chimerica（中美國），這一概念之后又被其他學者注入新的內涵，上升為G2（中美集團），“中美共治”這樣的華麗詞藻也浮出水面。

然而，2009年的G2看似是個陷阱，中美實力非均等，美國要想把中國納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體系與政治格局。事實證明，G2之說，本質還是屬于美國新保守主義派的“要么就是我們的盟友，要么就是我們的敵人”二選一命題，當中國并不想接受這一“要約”之時，2010年的美國風向急轉，借以中國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名，高呼美國又面臨著上世紀50年代一樣的“危急時刻”，挑起了一場美國例外主義意識形態的爭斗，把中國視為將直接挑戰美國利益的戰略競爭者。如果我們重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今天之中美之競爭與對峙，頗有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修昔底德筆下的古雅典與斯巴達之爭。當雅典人的崛起，被斯巴達人視為威脅，他們之間的戰爭最后成為不可避免，這個被人們稱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點在于無理性的對峙。在經濟上，美國高喊要從“中國制造”壟斷中重振“美國制造”，完全忽略了相當多的“中國制造”本身是美國跨國企業轉移代工廠而產生的這一事實，這一不顧事實的取悅國內選民的說辭，使這一對峙中加入了許多不確定因素，當美國產業界把失業問題歸咎于中國及中美失衡貿易，美國政府又不得不出臺更多的“雙反”等制裁措施來抑制中美良好貿易關系，經濟關系就朝沖突轉化。在軍事上，美國把從來不存在問題的“航行自由”作為謀取地緣政治利益的引線，有把亞太構筑成對抗中國的軍事同盟之勢，在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不斷擴張駐軍，在新加坡派統駐精銳戰艦，與菲越輪番舉行軍演。這些行動，給對中國心懷不滿的諸多國家以錯誤信息，認為挑戰中國符合美國利益，最后導致各國的因素摻雜進來，中美雙邊的對話再無能力管理雙邊緊張，最后就眼睜睜看著兩大國走向沖突。

正如美國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所言，“困境不在于較大的軍事力量將會相遇，而是所有不同的力量都將相遇”，中美在尚能通過雙邊對話解決問題之時，就應該盡最大力量和最大的誠意，主動地解決問題，避免“其他所有不同的力量”的摻合進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不偏袒和不持立場，是制止想打破南海和平的周邊國家的一種負責任管理，而中國繼續沿著“和平發展”之路，做好周邊外交，舉“和諧世界”之旗，是主動預防老牌強國“羨慕嫉妒恨”及周邊國家成為斯巴達人旗下木偶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