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陽/文

2009年夏天，我沿著浙江大學西遷辦學的道路，重走了一遍。當然并非如當年浙大學生般以步行為主，交通工具有火車有汽車，還有三輪摩托。我在浙江大學曾流亡辦學的城市均有逗留，去尋訪遺跡。歷經吉安、泰和、宜山、貴陽、遵義、湄潭，最后到達浙大農學院當年所在地，黔北小鎮永興。

讀易社強這本《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述及西南聯大西遷的故事，不由得記起了我的這段旅程。時間過去三年，旅途的種種見聞，依然如在眼前。旅行即將結束時終于到達湄潭，在烈日暴曬之下，我孤身在空曠無人的文廟浙大舊址之前駐足，頗有些艱難苦恨繁霜鬢的感受。遙想當年我浙學子，跋山涉水，弦歌不絕，其艱苦卓絕不由令我泫然欲泣。而讀易社強的書，當聯大的學子徒步跋涉40多天，終于進入昆明時，想必他們的感受，會遠較我為深。畢竟，我只是70多年之后的觀光客，而他們是在戰火紛飛中的亂離人。

時至今日，我們似難相信，在20世紀30到40年代，我們這片土地上，確實出現過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授和學生。那種風采就像橫空出世，呼嘯而來，倏忽而去，絕不在此生根落地，好像他們不屬于這片土地。這種感覺尤其在我實地尋訪浙大遺跡時特別強烈。歷史綿延，時光如大浪淘沙，除了那些不再被人注意的紀念碑，以及那些殘磚斷瓦，我所看到的城市都在朝向現代化的道路上飛奔而去，光怪陸離而千篇一律。在遵義，浙大建校的紀念碑躲藏在湘江邊上，我叫不出名字的高大樹下，老者在這里打牌練腿。他們覺得很奇怪，會有一個操江浙口音的陌生旅人，前來打聽一個叫碓窩井的地方。60歲的老者怎么可能知道，這個地方，曾是70多年前竺可楨的故居。永興，一個幾被遺忘的小鎮，G326公路穿鎮而過，將鎮子分為東西兩半，只有李氏古宅門口的碑記，表明這曾是當年辦學遺址。而小鎮的敗落，跟浙江近幾年的崛起，宛如不在同一個時代。只有深入過這個國度的腹地，目睹這些小鎮的凋敝與破敗，我們才敢說，對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易社強對西南聯大步行西遷的描述，那些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他們從這里開始真正認識中國。同時，這艱苦卓絕的旅程，恰恰鍛造了聯大不屈不撓的精神。這是“中國學術共同體群策群力的縮影，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賡續不輟的象征”。

在我個人，知道西南聯大，是因為鹿橋的小說《未央歌》。尤其有意思的是，第一次知道《未央歌》，竟然是因為臺灣歌手黃舒駿的歌曲，那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還是師范中文系的學生。聽歌之后我才曉得，這是黃舒駿對鹿橋的致敬，也是對西南聯大的致敬。10多年后，在我與妻子的婚禮上，權充司儀的郭初陽讓我說幾句話，我引用了黃舒駿的歌詞，沒讀過鹿橋小說《未央歌》，恐怕未必理解：當大余吻上寶笙的唇邊，我總算了了一樁心愿……你知道你在尋找你的藺燕梅，你知道你在尋找你的童孝賢。

70年的時光，歷史的淘洗可以將過去變成不可復識的對象。在70年的波譎云詭中，西南聯大的流風余韻，在年輕人的視野里絕跡了。而拜史家的不斷爬梳之功，我們這些只曉得紅軍長征的孩子，才逐漸開始知道還有另一個長征；在被塑造并灌輸的革命話語之外，還有另一種可以稱為風流倜儻的風度。自我知道西南聯大，便不斷關注有關這個傳奇的材料。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地方院校的沉悶空氣中，對西南聯大的蛛絲馬跡的搜尋，就像在尋找我的烏托邦。因為只有在這個時段這個地方，北大蔡元培所開的兼容并包之風氣，才獲得延續，并蔚為大觀，這8年，才成為教育史上的空谷足音。至少，我們知道，有這么一所學校存在過。高校獨立，自由辦學，并非空中樓閣，而是切實存在的一段往事。之后，我讀到很多有關西南聯大的書籍，那些被屏蔽的人物往事，才漸漸從歷史的風塵中顯現出來，時光漸行漸遠，而這些人物的臉龐，卻逐漸清晰。

這些年來，在我讀過的有關西南聯大研究的專門著作中，易社強的這本《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是繼謝泳的著作之后，深深打動我的一本書。在閱讀中，我不斷感嘆，什么叫做學術。易社強以二十年之力，完成這唯一的著作，全文可謂無一句無出處，這種嚴謹令人贊嘆。而另一個特點，在我看來，便是建立在扎實的史料扎實之上的洞見迭出。尤其是結尾的概述，將中國人對自由的追尋，從曙光依稀終墮入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的困境，有一種冷靜的審視，又有深切的同情。就這樣，在我知道西南聯大的榮耀之后17年，藉著饒佳榮兄信達雅的譯筆，西南聯大的校史，以及精神史，才在我心中建立起一個立體的框架。

我最感興趣的，也正是我認為的易社強最為著力之處，便是那種自由之風的建立。若不深入了解當時的中國，我們便不能理解這自由究竟是一種橫向移植，或者基因突變。易社強對整個時代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總體把握，以密集的細節，呈現了西南聯大整體面貌。

在國人的歷史寫作中，往往不自覺會將歷史以及歷史人物神化，這似乎是國人迷古信古的一種在當代的回聲，似乎過去的名教授，便個個仙風道骨。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再加上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投射，過去的名教授與名校都被供在了云端之上。上個世紀90年代的兩本書《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及《心香淚雨祭吳宓》是這樣的代表作，以情動人背后是一種唯道德論的評價尺度。當年，我讀到這兩本書，未嘗不感動而涕下。如今來看，我甚至不認為它們是優秀的文學作品。

對浙大歷史的研究也有這樣的問題。在重尋浙大西遷之路時，我讀了很多研究浙大西遷辦學的文獻。當事人的回憶，誠然是第一手的資料，頗為可信。而后人的描述，卻往往將之英雄化，尤其以一本叫做《走過硝煙的大學》的報告文學為最。全書語氣熱烈，通篇謳歌，情緒亢奮，而不可信便也在這種慷慨激昂之中顯現。易社強是平實的，注重細節，條分縷析，他的冷靜使其似乎置身于歷史之外，而洞見卻在理性之中。這種保持一定距離，而又充滿溫情異域眼光，用他自己的話說，即便不能做到“旁觀者清，至少也做到旁觀者異”。

以聯大的自由學風而言，其形成并保持，其實并非必然，恰是偶然。有諸多條件相互作用，彼此牽制，多向建構，終成聯大的現實。從學者的眼光來看，這未始不可以為我們后人的制度建設提供參照。在聯大的日常運作之中，并非沒有矛盾，只是能被他們順勢化解，用高超的智慧，終成段段佳話。如三校傳統各異，要在昆明共處，齟齬自不能免，這個時候梅貽琦的高明之處便顯示出來。幸好這三個學校傳統雖異，出發點以及價值底線尚在同一個起點上，便能求同存異，共謀發展。

我以為，必須將這這所聯合大學放在中國從傳統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之中來觀照，才能明白西南聯大對當時，乃至當代的價值。晚清以來，近代史呈現為走向世界的不斷挫折，終于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獲得曙光。三校的教授，多學成于英美的自由國家，浸淫于英美大學的自由主義，因而他們建校，是借鑒歐美高等學府的辦學模式，又結合本國的文化傳統，這樣，學術自由的大學準則，得以建立。即是說，西南聯大的這段自由開放的時代，是1793年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跟世界通則最為趨近的一段時間。我們尚在戰中，但高校的精神是開放，觀念是自由的，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撲面而來。

我們將大學的精神置于這樣的視野之內，可能會更明白西南聯大對于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是被稱為“停滯的帝國”邁向現代化的卓絕努力，同時也是可見的珍貴成果。而西南聯大的自由辦學之風，一方面誠然來自北大蔡元培締造之“兼容并包”，這是精神源頭，而更為重要的卻是現實的政治因素。若非北洋政府的弱勢，北大何以成其大？而若非戰時的國民政府內憂外患不斷，黨化力量不能深入基層，西南聯大的教育未必不會被黨化與奴化進一步侵蝕。易社強也敏銳地把握住了龍云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正是在這樣的微妙平衡中，西南聯大度過了欣欣向榮的8年，號稱聯大八年而為后人所稱道。而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隨著聞一多倒在暗殺的血泊中，聯大的流風，宣告破滅。

“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么固執而悠久，

中國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遼遠呵……”

這是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的詩句，寫于1939年，他正在步行自長沙至昆明的途中。這固執而悠久的希望，被穆旦用哀歌的低音深沉呼喚，就像他另一首長詩《贊美》那樣，一種厚重的情緒將我們緊緊抓住。這希望被穆旦呼喚，也存在于浙大西遷求學、弦誦不絕的師生身上。而在新世紀，在我們后人這里，依然有著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