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培與三峽老人在一起

流放者歸來  白墨/文

“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因為他們是無根之木，在外地上學，幾乎和任何地區或傳統都失卻維系。”馬爾科姆·考利在《流放者歸來》里如此分析上世紀20年代美國一代青年迷惘的原因。那是美國經濟開始飛速發展的時期，社會的各個行業，出版、戲劇、新聞、金融等行業，在1900年以后開始集中紐約，地區傳統開始消失，美國成為了菲茲杰拉德筆下所描述的最放浪的、最華而不實的縱飲歡樂的年代。

考利稱那為除根的過程，經濟的集中，大都市的崛起，大學教育的迷失，使那一代年輕人失去了精神和物質上的根，理想青年在那種商業社會里，成了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要不找不到滿意的工作，要不踏進社會，富有才華但極少建樹。

“年輕人該怎么辦？”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在這個偽善而壓制人的國家里年輕人沒有前途。他應該乘船到歐洲去，在那里人們懂得怎樣生活。”漫長的除根過程后來達到了頂點。在紐約的碼頭，“法國輪船公司碼頭形成了格林威治村的邊界。一等到有足夠的錢購買船票，他們就漂洋過海到歐洲去了。”他們希望到別的地方去，因為那樣就可以把問題扔下不管。

80年代之后，經歷了文革一代的中國年輕人，被同樣完成了除根的過程，他們同樣走到歐洲、美國，去染上旅行的惡習。王以培就是其中的一員，帶著對蘭波這位“通靈詩人”的敬仰，帶著對波德萊爾虛幻的夢，他在法國深受震撼，但那種震撼仍然無法鉆入內心。他想尋根，但和八十年前美國的年輕人面臨同樣的問題，遠方的國家回得去嗎？

一戰之后的美國，改革開放的中國，都面臨著同樣的經濟盛況，整個社會變成被效率、標準化、成批生產、機器——這種敵人統治著的國家。人的消費道德觀和社會價值觀逆轉了，家鄉改變，流浪者“發現自己也大為改變、失去了根，以致你的家鄉拒絕你回去，拒絕讓你參加家鄉的共同生活？”2000年的中國，長江，中國文明的起源之地，一座巨大的大壩將改變從小在長江邊生長的王以培的故鄉，這撼動了他還存在的“童年之鄉”，這是他唯一的記憶與根，他帶著尋找和記錄的“忠誠”，毅然地回到了故鄉。以下是他自述這段流浪和歸來的故事。

《流放者歸來》
（美）馬爾科姆·考利/著
張承謨/譯
重慶出版社
2006年10月

長江把煙村與世界連成一片，我因此懂得了江河、故園對于人類的意義。

——《煙村》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事件之后，其實我們那代人都經歷了一個自我放逐的過程，只是那之后，我把自己給找回來了。

這個尋找自我的過程，不只是個人的主觀愿望，也是機緣巧合。我在中國和世界各地流浪了十年，總覺得心里有些事情過不去。我先是去了云貴川，后來去青海、西藏、新疆。這段旅程的開始是1990年去敦煌，那年我研究生畢業。1991年和獨立戲劇家、詩人張廣天一起去流浪。

后來就出國，第一站去的美國，1997年在美國待了一年，1999年在法國待了一年。各地旅行中，也是一種尋找，尋找自己的歸屬，也重新認識自己。

我大學專業是學習西方文學，在歐洲旅行的時候，我看到西方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那么重視，為什么我們國家就這么揮霍自己的文化呢？那種感覺在歐洲尤其強烈，什么叫文明？什么是文化？我們都把自己的根本丟了。另一方面，我發現我離不開母語。在國外，我覺得一個人使用母語，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2000年，我去了龐貝古城，后來追尋龐貝古城的歷史，我發現當時有個地方官，叫小比利牛斯，他給上級寫了封信，匯報情況。這封信成了這場歷史事件唯一的文字資料，所以是最珍貴的，當時我深受震撼。后來聽說三峽大壩建成，要開始蓄水，突然覺得這件事和我有關，當一個災難，大的歷史事件來臨的時候，人們都在奔逃，我要把它記錄下來，于是就回來了。我對三峽幾乎一無所知，但為了做這件事，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100萬人要搬家，全世界人都知道。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卻被那么輕描淡寫。三峽大壩蓄水，牽涉到我的命脈之地。某種程度講，我為了記錄長江沿岸即將消失的歷史文化回來，那么多年游歷、流浪，就是想尋找那個目標。如果找不到三峽，我還會繼續走。

長江的旅途從2001年開始，我從南京出發，坐船到重慶，然后從重慶一站站往下游走。我當時也不知道走多久，現在一晃就走了十年。

我從小就一直有一個文學夢想。小時候我父親給我講很多作家的故事，我記得他說普希金很多年一直沿著伏爾加河采訪寫詩，托爾斯泰為了寫《復活》，一次次去監獄。我自己找到的是長江三峽。這種感覺是不同的，我在法國的時候去巴黎圣母院，被那種歷史和宏偉深深地震撼，但那種震撼沒有鉆到心里去，但我一到長江邊就被感動了，那是一種敬畏，找到了個人的信仰、歸屬。

從重慶一站下來，云陽的張飛廟、奉節的人民廣場、劉備的永安宮等等地方我都去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去多久，會是什么概念，這也是一個逐漸了解和深入的過程。當時從國外回來前我就想要回到我的家鄉，當時我想應該寫些像蘭波的《地獄一季》、《彩圖集》那樣的詩歌，后來發現題材不一樣。于是我開始做其他嘗試，想考驗下自己現代漢語的潛力和極限。于是我就模仿《紅樓夢》里寫菊的詩歌，寫訪白帝、問白帝、哭白帝。我想要窮盡一切漢語的可能性，后來以“日月夢隱映魂靈”每個字為首，寫了七首詩。那時我也反省80年代，我們滿腦子都是王爾德、波德萊爾，都是一些虛幻的東西，最后夢都碎了，文學也都放棄了。當我重新找回漢語時，我想我必須重新找回一個載體，我不能從外界去找。顧城、海子為什么活不下去了？因為他們的自我是假托在一個虛幻的事情上的，這種死亡我們非常能理解，當時叫我們死很容易的，因為精神上很痛苦。

第一次去三峽的時候，看到什么我就記錄什么，用文學的方法來記。因為將來所有這一切幾乎都要沉入江底。當時就是感覺一個人生活在將來的、未來的江底那種感覺。

后來走到一個地方叫新田，這個地方的人有個說法，“后人發不發，全看祖墳埋得好不好”？我以前一直覺得這種說法完全是一種迷信，后來我突然意識到：這句話其實是一個寓言，一個符號，一個暗示，那就是，一個家族或者一個民族，如果不安頓好自己的祖先，就沒有未來。

再說當地的另一個說法，“九朵蓮花三枝藕”，就是三條溪流繞著九座山丘而行。風水先生看到這個真諦后眼睛就瞎了。我聽了后想，這么熟悉，這不是和希臘神話里的俄狄浦斯一樣嗎，他猜出了那個謎語：什么東西，小時候四條腿，大了兩條腿，老了三條腿。他猜出了斯芬克斯的謎語，然后斯芬克斯跳崖，他當了國王。因為我自己是學西方文學的，我有了這個背景再去就看到了一種很驚人的默契，我就想我們的文學也應該是從民間的故事，民歌來的，所有我在白帝城收集了大量的民間故事。這里面包含了很多文化的故事、我們看西方的故事覺得了不起，覺得我們民間的故事是迷信，可其實是一樣的，一樣了不起。古希臘的民間故事，是他們文化的發源，我們的民間故事卻被輕視。古人看自然的眼光很有詩意，這種詩意在現代人中間丟了，我們只能看到這里有石油，那里有天然氣，都是利益，資源。

《煙村》
王以培/著
作家出版社
2009年6月

2009年我寫的長江民間故事的小說《煙村》出版，這本書我寫了八年，花了我很大力氣。在文章的末尾我寫了一首長詩，那是我的理想，用當代漢語寫出最好的詩歌。實現這個理想，就需要旅行，需要基因，需要傳統。

我一開始游歷長江，只是發現長江的文化，后來我發現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還是一個長江文明養育的人，長江文明與其他文明有什么不一樣？以前泰戈爾講過，古希臘的文明，是城墻圍起來的文明。印度文明，是森林里的文明。他們回歸森林，與自然和諧相處。中國文明是河流的文明，兩河文明。河流與森林是一樣的，“九朵蓮花三枝藕”，這是審美的眼光，和自然是和睦相處的。

90年代流浪時，我寫過一首詩：出門的時候/帶著傷和夢想/歸來的時候，傷口變深，夢想變輝煌。十年游歷三峽，我找到自己的歸屬，也是千辛萬苦，漸進的過程，這也是一個人把自己找到的故事。

這十年來我出版了不少書：《白帝城》、《新田白水溪》、《三峽記憶》、《煙村》等等，包括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翻譯的《蘭波作品全集》，但這些書印量都很少，我也不去宣傳，因為我在北京的日子，不上網，也不上微博，我和時代保持一個距離。很多人問我為什么要保持距離，怎么做到的。但我沒想過這個問題，我只是說，我順從我的天性，這是根本原因。我沒有丟掉我的元真之氣，沒有喪失我的天性，也就無需刻意保持距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所以我對我的文章被閱讀和評價與否完全不在乎。我父親是學歷史的，他以前經常教育我，相對于時代和歷史的變遷，相對于歷史本身的豐富性和深刻性來講，我們的文學和歷史反映他們的程度，百分之一都不到。這個時代非常豐富和深刻，我們表達的太有限了。

我父親1923年生，叫王覺非，是南京大學研究英國歷史的。我父親對我影響很大，但我要走自己的路。他寫過一本書，叫《逝者如斯》，里面講到他中學畢業后，從安徽徽州和一個同學一起，背著書包去重慶考學，考上了蔣介石的中央大學。他們走了一百天，除了飛機，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

他跟我講為什么學歷史，日本投降以后，他看到一個日本兵，脫下軍裝后，和普通人一樣，他就想，為什么被綁架成戰爭機器之后，一個這么普通的人就變成一個殺人惡魔了？他就想人類歷史怎么發展會變成今天這樣，這個人間悲劇怎么產生的。他經常從這些簡單的生活看法去尋找歷史。

我父親經常跟我說，英國人研究自己的歷史，研究了幾百年，我們只研究了五十年，怎么和他們比呢？可以比，因為我們有切身經歷，切身體會，我們對英國革命，對中國革命，眼見過流血成河，經歷過被入侵，經歷過內戰、文革、反右，這些都是親身經歷，我們對人類的歷史有深切的了解。

80年代之后，我們每個人都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我當時也可以出國，但是不甘心就這么走了。當時出門就碰到了一個印度教的傳教士，給了我們大量的經書。他的道理并不復雜，人是靈魂，不是肉體，認識到了這點，人就該從事奉獻服務。

翻譯蘭波，是我大二的時候在北大聽一個老師的課。她叫金絲燕，講法國象征主義作家。在她課堂上我第一次聽到蘭波，這個老師非常棒，講課神采飛揚。后來她移居巴黎，我到巴黎去拜訪她，帶了我翻譯的蘭波的書，我說，金老師我聽了你的課，來交作業，就把蘭波的譯文給她了。正好那天北島也在她家，我喝醉了，還教訓北島，我說祖國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都跑了。后來酒醒了，自己慚愧得無地自容。

“一個詩人，要為保持自己的精華而飲盡毒藥。”蘭波曾經這么說過。一個人要保持自己的天性非常重要。所以我覺得，人就該自成一體。不管怎么變，我有我的rolling stone。

蘭波是按照自己的天性活著，他沒有刻意去寫，也沒有刻意不去寫，他就是順從自己的生命，把文學和生命結合在一起，用他的余生，去寫了后半首詩歌。只是沒有放到文字里。他后半生真的有詩意。我寫作的方式也是，真正的身體力行。這個時代的人，愛看不看。你自己要有信心，我的作品，是要獻給祖先，獻給孩子們的。

王以培，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家。

著有：《寺廟里的語言》、《大鐘亭》、《游吟》、《白帝城》、《新田白水溪》、《煙村》、《三峽記憶》等。

譯作：《蘭波作品全集》、《小王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