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雋/文 在今年的春季拍賣中，有一件拍品早早地公布了原本應該“待詢”的底價——1.8億元人民幣，也需要有意競拍的藏家們預先繳納5000萬的保證金才能領到特殊號牌，獲得參與資格——這是全世界目前最高的保證金紀錄。但若說出它有170多種、近500冊的古籍，其中包括了40冊宋版《錦繡萬花谷》，懂古籍的人不會有異議；若說它來自江南顧家過云樓舊藏，那大家就必不會有異議了。

在明清時，有“一兩黃金一頁宋版”的俗語，用良田、屋院甚至小妾去換書的大有人在。在戰亂與天災中保存藝術品絕非易事，這些傳了近千年的成套的紙制品，比單幅畫作、書法更難保存，而民間的私人藏書樓在古籍的傳承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發于唐宋，興于明清

中國的藏書體系分四類：官府、私人、書院、寺廟。

藏書樓原先沒有私家的，都是官辦的。最早是商周的中央政府設有藏書室，民間的藏書始于“百家爭鳴、諸子競說”的春秋戰國。到了漢代，宮廷的藏書室向百姓廣開獻書之路，廢止了秦始皇“私人不能藏書”的條例。

在隋唐之前，雖然有河間獻王劉德、蔡邕、淮南王劉安、南北朝的沈約這樣的藏書名家，但也是屈指可數。唐宋時，隨著科舉制度帶動“學而優則仕”的風潮和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進步，書籍在普通人生活里成為必需品，私家藏書興起，藏書文化和制度慢慢在民間建立起來。

在程千帆先生的《校讎廣義》一書中我們得知，唐朝開始有田弘正、張建章等專門“建樓藏書”，并且用不同顏色的裝幀來區分書籍的種類；藏書者主動進行?？惫ぷ?，大大提高了藏書的含金量。到了宋朝，有百余位私人藏書者，不僅江南有，中原也有，除了?？?，還寫題跋來做“讀書筆記”，而編寫藏書目錄成為一時流行的風潮。

唐宋積累下來的藏書文化在明清達到了頂峰。這時的江南，富庶、開放、教育發達，有享譽全國的雕版師傅和先進的印刷工藝，更是圖書的交易中心。

有趣的是，科舉制度與私人藏書的密切關系已經有了數據的支撐，但凡進士、狀元出現得越多的地區，私人藏書就越發達。據北大教授蕭東發統計，明清兩代共有狀元203名，江浙兩省就超過了半數，105名。所以，單常熟一處就有180座私人藏書樓就不難理解了。

有一種觀點認為到了這個時候，官府藏書的重要性就沒那么強了，因為官家藏書位置單一，一發生政治變動極易遭到全盤損毀，古籍的傳承任務自然地轉到了民間。江南的這些藏書樓主人在當時也許并不太清楚，他們在藏書過程中的作為對后世起到的重要作用。

首先，完善了中國最初的“圖書館”工作。他們摸索出搜選、分類、裝幀、編輯條目、修補的方法，并不斷改進，成為體系?？少F的是，一些主人懂得“藏書貴流通、藏書惠士林”，互訪成了美談。而少數藏書樓也向公眾開放，從宋代的李氏山房到清代的古越藏書樓，都難能可貴地承載了圖書館的職能。但這樣的藏書樓非常少，據記載只有十余間。

再者，主人們還在藏書樓里治學、校讎、著書并組織熟練的師傅刻書、印書。張之洞曾評價道：“讀書只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私刻”是藏書樓的重要產物，就是主人出資出版私人刊物。私刻的刻印品質最好，都是專紙專工，?？本?，在工藝創新上一直走在行業前面，這是坊刻不能比的，原因就在前者為名，后者為錢。所以，藏書家往往也是出版家。比如明末的毛晉，他的“汲古閣”藏書84000冊，招刻工、印工百余人，刻書40多年。“毛邊紙”一詞就來自他，為了讓汲古閣的刻本能廣泛傳播，毛晉就買來便宜的竹紙，每頁紙的邊緣都蓋一個篆書的“毛”字，“毛邊紙”的名字便傳開了。

毛晉不僅刻書，也不惜重金買下宋元版的古籍。在明末，宋版書已經相當珍貴，價格極高。毛晉出價高過其他人，常熟城中便流傳一句諺語“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賣書于毛氏”。

過云樓往事

清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寧紹臺道的顧文彬晚年購得明尚書吳寬復園故址，就命兒子顧承主持營造，改建為包括住宅、花園（怡園，取《論語》“兄弟怡怡”之意）、義莊（顧氏春蔭義莊）、祠堂的典型大宅，命名為“過云樓”，意取蘇東坡所說的“書畫于人，不過是煙云過眼而已”。這座曾坐落在蘇州鐵瓶巷的宅子，因收藏書畫而著名，曾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一說。

不需要悉數過云樓曾藏過的書畫，只消看看顧氏家族后人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了數百件書畫古籍中的幾件就知道了：南宋魏了翁《文向帖》、元代倪瓚《竹石橋柯圖軸》、明代唐寅《洞庭黃茅渚圖》、清代石濤的《細雨虬松圖軸》，這些藏品奠定了上海博物館古代書畫收藏的國內領袖地位。而在去年春拍中以4.025億成交的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圖》也是過云樓舊藏。

顧家雖對外坦承是書畫收藏大家，但對所藏古籍閉口不談。后來據報載，過云樓里實際上有一個密室，書是放在密室里面的。藏畫可以給朋友傳看、欣賞，但是書籍是秘不示人的，這是家族傳統。

直到上個世紀30年代，第三代主人顧鶴逸的朋友傅增湘獲準查看古籍，頗為震驚。但顧鶴逸不許傅增湘帶紙筆入樓，傅先生不愧是民國時故宮博物院的圖書館館長，目錄學、版本學的宗主，記憶力驚人，他白天進樓，晚上回憶，天長日久地真把這些書目記錄了下來，后來寫成了《顧鶴逸藏書目》，過云樓的藏書這才公之于眾，其中不乏宋元明清歷代善本和名人的稿、抄、校本。

好在顧家一直有強調重視書籍的傳統。顧文彬希望子子孫孫傳遞，他在遺囑、家訓當中交代他的后人，一定要重視這批藏書，不能夠輕易分開。顧鶴逸給四個孩子立遺囑，也分成四份，他擔心孩子不太了解這些古籍的價值，就在上面鈐收藏印，這樣價值就高，他們會更珍惜些。

和因家道中落、在咸豐年間散盡父親汪文琛和自己一生藏書的清代徽商、“藝蕓書舍”第二代主人汪士鐘相比，顧家算幸運的；和清末要靠賣皕宋樓藏書給日本人來救濟同胞的陸樹藩相比，顧家就更加幸運了。雖然清末民初時，日本專門研究中國古籍版本的島田翰在經濟財閥支持下，眈眈于過云樓藏書，但未能得逞。

日本入侵后，顧家做了最大的努力，讓損失減到最低，在數十天被日本人抄家的過程里，并沒有全軍覆沒。這要歸功于顧家第四代。比如顧公雄，為了盡快把裝滿書畫的卡車開往上海租界，車上沒有給兩個兒子留座位，就把孩子們放在常熟汽車站的小店里，第二天才派車來接。

1949年，后人把過云樓與怡園都捐給了國家。在“文革”中，過云樓的舊藏因為抄家有所損失，顧文彬的第四代后人顧公碩，也成了蘇州“文革”中第一個被迫害去世的。

時間流轉，也許今天人們對過云樓三個字的尊重和懷想能給逝者一些微不足道的慰藉。

宋版書《錦繡萬花谷》，相當于一部“百科全書”，有宋代人關于花、鳥、河流、果木等的分類集錄。在中央美院的范景中教授看來，能從這40冊書里看到宋人的生活風貌，了解宋人的知識世界，“我們要如何看待宋人的文明和思想，這部書繞不過去。”而毛晉的私刻《漢隸字源》也在這次拍賣的170多種書之列，在范景中查看后，他就指出這本用的就不是毛邊紙了，而是嘉靖的公文紙。

這些考據是在很有限的時間里觀摩發現的，這一組古籍需要太多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做功課，匡時拍賣正在向全國征求古籍研究者，希望以此番努力不負它們流轉到自己手里，共處這兩個多月的難得時光，亦不負過云樓。

（本文圖片均為匡時拍賣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