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華提/文 4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人們注意到，《意見》完成的日期是去年3月23日，并在內部印發，時隔一年多向社會公布，足見高層的審慎態度，也表明向社會宣示改革決心及尋求公眾支持的意圖。

從《意見》對改革目標的描述看，改革貫徹了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的精神，符合現代社會的治理理念；從改革涉及的利益主體看，則牽涉126萬家事業單位、4000多萬事業人員。因此，《意見》甫一公布，立即在社會激起強烈反響。

事業單位匯集了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專業技術人才，擁有數萬億元國有資產，涵蓋教育、衛生、科技、文化、新聞出版等主要公共服務提供部門，是中國最大的公共服務部門，消耗了地方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事業單位的改革未曾斷過，然而，不但成效甚微，反而“事業病”愈演愈烈，以至于成為腐敗高發區及公眾不滿集中領域。改革設計者對于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顯然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意見》中有“攻堅克難”的表述。

近年來，關于“改革停滯”的輿論不乏市場。具有實質性改革意味的事業單位改革，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經年、政府財政收入狀況良好的情況下重新出發，時機選擇可謂恰到好處，應該可以讓人們重拾對改革的信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分析公眾輿論的反應，對于事業單位改革，公眾的心態是普遍叫好但卻信心不足。一方面，人們認為，事業單位改革的重要性不亞于農村改革與國企改革，是中國邁出的社會改革的重要一步；但另一方面，人們卻認為，事業單位改革不會取得后兩者那樣的成效，甚至悲觀地認為改革最終會完敗者也不在少數。從門戶網站、微博上對事業單位改革消息的海量評論中不難看到，對于事業單位改革不看好的輿論，竟為主流。

一項好的改革，為何不被看好？歸納不看好的主要理由，是特權和既得利益會成為改革翻不過去的火焰山。盡管網絡輿論不被官方承認為主流民意，但不容否認，海量的評論總歸具有相當代表性，值得傾聽。

細察公眾的擔憂，不可謂沒有道理。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最成功的改革都是危機倒逼出來的，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日子過不下去了，不得不改。由于改革的動力來自于人的底線需求——生存意志，所以往往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應。農村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莫不如此。很少有在日子過得還不錯情況下的主動改革。此次事業單位改革的動力到底有多強，公眾存疑，符合常識。

考慮到特權與既得利益問題，公眾的擔心則更難說多余。

以高等教育為例。中國的大學首先是一筆龐大的資產，更有上至副部級下至科級無數大大小小的烏紗。如此大的利益，都掌握在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對此，手握權柄者是否愿意實現“管辦分離”？即使分離，分到哪里？在國有體制一成不變的情況下，所謂管辦分離，如何避免不過是“換個婆婆”的結局？

報載，北京市對醫院曾經試行過管辦分離，但醫院管理局局長仍由衛生局局長兼任。管辦合一的動力與慣性，不可謂不強。而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老總在政府高官之間的經常性游走，更讓人看到中國政、事、企之間事實上無法割斷的聯系。

據統計，目前僅由中央部委所屬、名為事業單位但事實上事企不分的單位，即達6000余家。這些單位，你與它說市場，它與你談公益；你與它談公益，它與你談市場。腳踩行政與市場兩只船，非驢非馬，既損害政府形象也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公眾對之早已厭棄，但受制于既得利益，沒有部委愿意放棄。

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也讓公眾對事業單位改革不敢樂觀。

一些部級單位下屬的媒體，多年來以攤派為生，根本缺乏有效閱讀，社會上流行已久的“防火防盜防記者”民諺，事實上所指的就是此類媒體的記者。但是，這些媒體，卻被賦予“占領宣傳陣地”的使命，即使其影響輿論的能力早已微乎其微，但卻屹立難改，原因不過是“陣地意識”為其撐腰。

上述因素的存在，公眾對事業單位改革缺乏應有的信心，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顯然，要保證事業單位改革的成功，技術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舊有觀念的藩籬。

具體而言，需要改變對一些行業性質及功能的認識與定位。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理念固然很好，但具體哪些屬于政府，哪些屬于市場，哪些屬于社會，仍然需要正本清源，一一厘清。

教育與媒體，都負有教化之責。一個根深蒂固的意識是，它們都應該由政府包辦與壟斷，但事實上，這不過是近現代以來才形成的傳統。中國古代悠久的歷史上，道統與政統是分離的，各司其責。這種傳統與現代世界通行的社會治理理念不謀而合。只有重回這個傳統，才能從根本上劃清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而只有邊界清晰了，事業單位的改革才能獲得堅實的基礎。否則，在舊有的窠臼中騰挪，終究行之不遠。

（作者為媒體人）